南城市规划中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以常州古桥遗产保护为例

◎ 严 波 张 勇

一、引言

   苏南地区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包括南京、 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市,拥有广袤的太湖平 原,长江东西横贯境内,京杭大运河流经苏南大部。 苏南地区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雨量充沛,气候湿润, 河网纵横交错,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其中水域面 积占21.15%。再加之经济繁荣发达,创造出丰富的以 苏南古桥为代表的众多城市文化遗产。苏南古桥文化 遗产是江南“水乡记忆”的重要符号,是苏南城市文 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几十年来,苏南经济持续以较快速度增长,城 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城市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的同 时,也在文化遗产保护等城市文化建设方面遇到更为 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持续推 进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成为迫切需要研究 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常州古桥遗产现有的保护模式

   古桥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发展的确存在着难以两 全和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怎样处理好这对矛盾,有 待于不断的探索。近几十年来在常州城市改造建设中 如何保护古桥遗产,归纳起来有八种模式:

   1.本善桥模式

   本善桥模式是采用“开辟新桥,保护老桥”方式 解决陆路交通压力矛盾的样板,是一种相对经济的模 式。常州市本善桥位于金坛市金城镇清培村,横跨清培河上,是常州地区保存较好的一座宋式单孔石拱 桥。本善桥担负金坛西北乡村的水陆交通,桥西是闻 名遐迩的天荒湖,桥东“过街棚”连接沈渎、白塔古 镇。所跨的清培河是通向苏、锡、常地区的黄金水 脉,北河通往潭头古闸和吕坵、庄城、上新河三大古 镇,南河与通济河相通直达县城。在“三分天下”水 占其“一”的清培,这座古石桥带来清培集市的繁 荣。1995年4月19日,本善桥被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 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常州市第一座被列入江苏省文物 保护单位的古桥。

   本善桥地处清培村村头,经过全面维修,使古桥 重新焕发了生机。为了有效地保护好古桥,已经在 本善桥旁新建了一条马路作为村民出行的通道(图 1),本善桥作为古老的人文历史文化景观受到科学 的保护,得以休养生息。常州许多古桥遗产就是采用 这种方式保护,作为古老村落的象征,即受到村民的 呵护,同时还保留了原生态。

   2.宝善桥模式

   宝善桥模式是另外一种解决陆路交通压力的方式,即采用古桥扩建的方式。宝善桥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东街36号东,南北向,横跨在老孟河上,是一座单孔石梁桥。宝善桥建于清宣统年间,因为时间的流逝这座石桥也变得破损不堪。1983年,当时的武进县小河公社重新将这座桥进行了扩建,原来这座桥宽只有3米,用三根条石并铺而成,扩建后增加到8米多(图2),扩建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的双曲拱桥。桥下原有水闸,现残存部分构件。至今桥一侧的桥柱上还刻有“武进县小河公社”“一九八三年扩建”字样。

   在一些城镇道路建设中,如果遇到因道路拓宽涉及到对古桥保护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在老桥的旁边开辟新桥。但如果该桥在所在路段仍在发挥着道路交通的作用,又没有空间另外建造新桥时,其做法是在保持古桥原有形制不变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保留住古桥的主要构件,在古桥两侧铺设新的桥梁,让古桥与新桥并驾齐驱。这样既保护了古桥的主体结构,同时又可缓解城市交通拥塞。宝善桥模式对原来古桥的历史风貌有较大的破坏,是某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古桥保护模式,现在已不采用。

   3.礼嘉双桥模式

   礼嘉双桥模式是古桥按原貌重新修缮的样板,这是现在古桥遗产保护采用比较多的方式。礼嘉双桥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老街,礼嘉双桥为两座平板石梁桥,是两座一横一竖相毗邻的石桥,跨兴隆河,其中东西走向的叫礼嘉桥,南北走向的叫太原桥。礼嘉双桥首尾相接,呈“L”形布局的双桥桥制在常武地区绝无仅有,是常州地区江南水乡纵横交汇的特色桥梁代表。2011年1月5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礼嘉双桥被评为常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之一。

   修复之前的礼嘉双桥为了方便现代交通工具出行,桥面浇筑了钢筋混凝土,桥栏也改为铁栏,原桥梁石阶几乎无法辨别,看上去已是改良过的新桥。太原桥虽然保持着原貌,梁石上的“太原桥”三字清晰可辨,但所跨的河道早已填没,成了一座旱桥。礼嘉双桥失去了旧时的风貌。2013年7 月,武进区公路管理处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礼嘉双桥进行抢救性加固维修。2014年11月,对礼嘉双桥本着修旧如故、保存历史的原则进行修缮。此次修缮根据石板平桥的形制将水泥横梁换成了石梁。原本埋没在水泥桥栏中的石桥栏,此次也一一显现了出来。为原汁原味地展现当年礼嘉双桥的风采,石桥栏中缺失的部分,施工方用同样的石材和雕刻方式作了补缺(图3)。

   礼嘉双桥是礼嘉当地水利工程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属桥涵码头,在历史上起到了航运、交通等重要作用,为反映礼嘉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发展和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礼嘉漕运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礼嘉双桥的修缮,对于研究礼嘉及常武地区的历史文化,展示常武地区明清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礼嘉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4.乌路桥模式

   乌路桥模式解决水路泄洪压力的样板。上面两种模式是缓解了陆路交通的压力,乌路桥模式则是解决水路排洪的压力。位于天宁区青龙街道华严村丁塘港上的乌路桥,地处水陆交通要冲。乌路桥所跨的丁塘港,连接京杭大运河与北塘河。丁塘港上从北到南依次建有狄墅桥、史家桥、乌路桥、潞城桥、奉先桥和丁堰桥六座古石桥,这些古桥除乌路桥外今已全部拆除或改建成现代桥梁。丁塘港水流湍急,遇到发大水,乌路桥就影响排洪。1982年为有利泄洪,就在拱桥西侧将桥堍驳岸开通,向西收缩,并在水中筑两墩设三孔梁桥,这样,乌路桥就成为拱梁相接的石桥。拱桥的桥孔高大,供舟船通航,增梁桥孔有助泄洪。改建后的桥梁在陆行、航行、泄洪三方面互补发挥作用。这种改建方法省工省料,因地制宜地把保护古桥与兴修水利相结合,成为当地既有泄洪能力又有观光价值的桥梁(图3)。

   5.广济桥模式

   广济桥模式是古桥移建的样板。现代城市的扩建,道路或河流的拓宽,一些桥梁难免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拆除或者破坏,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如果丧失了原地保护的条件,则应当实行迁移保护,这符合《文物法》的精神,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

   广济桥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东坡公园御码头和半月岛之间,东西走向,横跨大运河,是一座三孔薄墩石拱桥,其中孔跨径是城区古石拱桥中最大的。广济桥俗名“西仓桥”,原址位于城西西仓街大仓弄北口和西直街西端的京杭大运河上,连接西圈门和三堡街。西直街曾是一条繁忙热闹的街巷,东头是文亨桥,西头是广济桥,一条大运河沿着西直街绵绵地向东流淌,沿着街巷的两边商店林立。

   1984年春天起,苏南运河常州市区段拓宽试点全面启动,先拓宽运河市区东段,即从同济桥到原白家桥地段,因首当其冲的白家桥没有能保留下来,后来引起极大的争议。为此,市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和规划仅留存的广济桥(西仓桥)和文亨桥(新桥)的移迁工程,广济桥成为常州市古桥“乔迁”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④。1986年这座已达530多高龄、造型精巧的三孔石桥,移建至现东坡公园内。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通行自行车的钢架西仓便桥,现在仍然跨越在运河之上,钢架油漆成蓝色,成为运河一景。惠济桥因为严重阻塞航道的原因,于1990年被拆除,拆除的石料被用于维修材料使用,甚是可惜。

   尽管广济桥和文亨桥的移建比白家桥和惠济桥的命运要好,但是古桥移建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并不值得提倡。保护古桥建筑不仅要保护文物的本体,还要保护其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古桥一旦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就等于离开了历史,再也唤不起后人的记忆。有些古桥没有被列为文保单位或者是大运河遗产点,只是因为不是原地保护,文物的原生态面貌被破坏了,文物遗产价值就大大降低了。这样的教训很多,像常州运河上的四大桥③(图4):惠济桥、白家桥、文亨桥和广济桥当初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常州市区段拓宽而消失或移建,而拓宽的运河使用二十年因为再次改道而成为景观河。如果当初能够多一点文保意识,运河早规划改道,古桥就能够保留下来了。也许常州运河四桥能够像浙江省湖州市的双林三桥一样,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6.焦溪古桥模式

   焦溪古桥是郑陆镇焦溪村从北到南横跨在龙溪河上的青龙桥、咸安桥、中市桥和三元桥四座古桥组成

   的古桥群,四座古桥均是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焦溪古桥模式是古桥与周围环境整体保护的样板。2013年9月3日,江苏省政府公布了江苏省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武进区郑陆镇焦溪村入选名村目录。2014年2月19日,郑陆镇焦溪村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⑤。

   《常州市焦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划定了焦溪村的规划范围(39.10公顷)和核心保护范围(10.09公顷),包括历史格局(历史街巷、历史河道、自然山水)、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优秀传统建(构)筑物、历史环境要素等物质文化遗存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焦溪村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对象,以“古宅、古街、古巷、古弄、古河、古桥”为载体,确立了焦溪村“一河、四桥、七街、两巷、十三弄、多圈门”的空间格局(图5),展示以“黄石半墙”建筑为特色的江南水乡风貌,将焦溪村建设成为集生活居住、文化展示、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村。在保护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真实性和历史环境整体性的基础上,形成“有风景、有生活、有文化”的“千年古村.圣贤焦溪”。

   焦溪古桥模式优点在于,它是一种最理想的原地和原生态的古桥遗产保护模式,缺点在于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文化遗产旅游的兴起,应该考虑有更多的古桥通过历史格局的整体保护得到有效保护,建设决策者们应首选这一模式。

   7.上店桥模式

   上店桥模式是文物保护单位目录外古桥遗产保护的样板。上店桥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上店村,是一座纵联分节并列式单孔花岗岩石拱桥,南北走向横跨兴隆河上。上店桥代表清朝时期江南石拱桥的桥梁特征。上店是座历史悠久的古镇,约建于春秋时代。上店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恽南田就诞生在这里,也是我国当代新闻界老前辈。明清时期的上店桥处在古驿道上。南通荆宜(今宜兴),北达常郡,往来行李,晨昏不绝⑥。上店桥始建于明朝弘治壬戌年(1502)元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建,1949年曾重修。1988年11月,武进县(现为武进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县文物保护控制单位。2011年3月,公布为常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是指经市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历史建筑是体现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生动载体,是城市风貌特色的具体体现,更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2008年7月1日,国家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历史建筑的申报批准、规划编制、保护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至此有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近年来,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常州市规划部门及时制定了《常州市市区历史建筑认定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实施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方案》和《常州市区历史建筑修缮技术规程》,为历史建筑的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周边规划也应尽量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对于还未能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来说,先列入历史建筑的保护目录中也是一种途径。目前常州市公布了三批历史建筑,分别是2008年的33处、2011年的15处和2013年的178处,其中古桥有列入第二批历史建筑的上店桥,列入第三批历史建筑的东富村桥、(陶冶)太平桥、西虹桥、庄基桥、小钱垛桥、陆家桥、西庄桥和吴铁桥。这些目前没有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目录,属于“预备目录”的古桥,比起没有被纳入目录的古桥多了一份法律保障,特别有利于这些“目录外”古桥保护的是:由于“历史建筑本体及保

   护范围划定规划”是由规划部门制定和公布,有利于古桥和周围环境的前置规划,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城市发展和古建筑的和谐共存。

   目 前 , 上 店 一 带 正 在 规 划 和 实 施 “ 南 田 文 化城”,主打“文化、休闲、居住”等功能,充分利用和放大片区内的恽南田、胥城寺、上店老街、上店桥(图6)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南田文博园、宗博园、胥城遗址公园、武进画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等;并充分利用片区内的兴隆河、永安河等水系资源,沿兴隆河两侧建设商业古街区、古典园林会所等,这样上店古桥和与之相关的水系、其他古建筑的历史风貌都有可能得以延续。

   8 .古桥大观园模式

   古桥遗产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特性是比较分散,不可能所有古桥遗产都能像焦溪古桥群一样做到原生态整体性开发。许多古桥遗产的周围环境已面目全非,独木不成林,可以考虑进行集中移建。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古桥大观园模式。这种方式目前在常州还只是初步实施,但可以作为一种常州不可移动遗产保护的未来主流模式。古桥大观园模式可分为三种:一是整桥移建,就是把农村中废弃的石桥集中迁建于园中,布置沿河塘路之上,河汊之口,或圆或方,形态各异。二是用古桥构件造“新桥”,利用废弃古石桥的构件, 用传统石作工艺拼装组合。三是众多古桥构件展示,展示古桥代表性残存石构件。

   我国桥梁专家唐寰澄曾对古桥大观园有过如此评价:“古越多名桥,然时代进步,不变有碍于与时俱进,今迁而存之,既保护文物,又类聚群分,以清脉络。子孙永宝,岂不快哉。”古桥大观园保护模式为各地方古桥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指明了一项有效的措施,这样就既保护了古桥,又为景点添色。

三、古桥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2005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表明开始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性转型①。通过对常州古桥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可以发现古桥文化遗产保护与其它种类的文化遗产一样,其内涵逐渐深化、范围也不断扩大,呈现出若干“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发展趋势。

   1.古桥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深化

   以往“文物保护”主要由文物保护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而“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全民的参与。桥梁文化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既有分享古桥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古桥文化遗产并传于后世的责任。人类文明就是在世代的文化创造和积累中不断发展和进步,每一代人都应当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与众多文化遗产一样,古桥遗产的保护需要注重公众参与性。古桥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仅局限于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的范围,对古桥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传播需要不同学科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尊重和维护。常州古桥遗产正是通过“龙城文物保护志愿者”等形式,让更多的市民积极投入古桥等文化遗产保护之中,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②。正是通过民间古桥遗产保护组织,拉近了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在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受益权的同时,也使古桥等文化遗产焕发出强盛的生命力。

   2.古桥文化遗产保护外延的拓展

   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空间不断扩大。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古桥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而“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 作 用 而 形 成 的 “ 混 合 遗 产 ” “ 文 化 景 观 ” 的 保护,从以往重视一座桥、一座塔、一组古建筑群等“点”“面”的文物保护,扩大到空间范围更加广阔的“大遗址群”“文化线路”的“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我国自古以来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形成文化与自然遗产相互交融的重要特性。随着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常州古桥遗产可以作为大运河苏南段水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整体规划保护中来。从几座桥的“点”的保护扩大到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群”和“运河文化线路”,成为常州文化遗产旅游的新名片。

   3.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不断扩充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如今“文化遗产保护”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的保护。古桥文化遗产与大多数文化遗产一样,她不是静止不变或死气沉沉的,而是充满生活气息的、与岁月一同发展变化的。例如万安桥等许多古桥,经过修缮后充满活力,仍然承担者日常生活中行人过河的交通功能,与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

   4.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不断延伸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大型城市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今“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式的乡间古桥遗产的保护。长期以来,处于城市交通要道、体态大型、有地方志记载的古桥遗产才被列入保护范围,而民间的、小型的、无任何记载的古桥文化遗产常常被认为是普通的、一般的、大众的而不被重视,而它们却反映了乡间社会民众最真实的生活状况,具有鲜明的民间朴素色彩,是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文化的重要补充。近几年,常州古桥文化遗产消失比较多的主要就是民间乡村古桥,乡村古桥遗产作为一种“乡土建筑”,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乡民认识到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把它们作为延续乡土文化的一种符号。

   5.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不断扩展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存保护,如今“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保护内容由物质的、有形的,伸延到非物质的、无形的,显示出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进步。古桥遗产是典型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优势。古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古桥营造技术、古桥艺术、古桥美学、古桥民俗等古桥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遗产。有的古桥虽然已经拆除,但它的非物质文化仍然有可能存在。有关古桥的故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加引起大家的记忆和怀念。

   古桥文化遗产是生活在城市水泥森林中市民曾经的“水乡记忆”,而文化遗产是共同生活人群的“集体记忆”。古桥文化遗产保护是所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其蕴藏之丰富、品种之繁多、门类之齐全,必将深刻影响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现实城市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城市的“文化积累”之上,有了这样的共识,就必然引发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渴望与努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只有保护和建设两者并重,城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发展。

   (作者联系地址: 严波,河海大学地方文化研究所; 张勇, 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苏州:鸳鸯蝴蝶派 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点

◎ 李 斌

   上海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是鸳鸯蝴蝶派启程的目的地。苏州是鸳鸯蝴蝶派出生、成长、流动、生活、工作的核心地域,也是他们走向上海、走向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点。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时期也正是鸳鸯蝴蝶派从青少年走向成熟的时期。前者对于后者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起到经验积累、知识锻炼、兴趣培养的奠基作用,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同时也构成了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也就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后花园和鸳鸯蝴蝶派从事“预备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空间。

一、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全面发展

   苏州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受到了城市发展的影响,如方旭红认为,1927~1937年,苏州已形成初步的城市化潮流,出现特有的集聚、分化、整合的连锁设应,这一时期也是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成熟时期,金兵则从商业形态上给予确认,认为这一时期“通商场”的开辟推动苏州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新政的试验田,这里的“通商场”又称“各国租界”,19世纪90年代与日本租界几乎同时在苏州开辟,这也印证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如何向“城市”转化转换的论述,他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乡村才是真正的家”“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渐有凌驾“乡民”之上的趋势,但“一直到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苏州租界的存在也是这一时期乡民市民化的佐证,秦猛猛认为集中苏州于此时出现一个“双商业中心”的场域,即阊门外地区与东部观前地区。张琛则进一步指出,这一区域的商业功能细化,从传统商业街到商业游憩区,具备购物、饮食、娱乐、文化、交往、健身等各种服务功能,我们知道,文化创意产业正是与“娱乐”“交往”密不可分的产业。秦猛猛也提到“城南工厂”区的出现,称日租界、公共通商场和盘门商埠区一起带动城南的开发,城南地区一度成为苏州发展的重心,近代工厂区在城西运河沿线成型,这一区域与城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相对应,体现出民国苏州的城市产业空间的分布结构。路仕忠、张笑川的《近现代苏州城市空间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也回顾对民国时期近现代苏州城市空间研究的文献,谈及城市功能的演变、商业中心的转移、租界、建筑与住宅、城市规划与建设和公共空间等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投眸苏州,认为苏州在明清以来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世界系统或称“世界城市”,以此来说明苏州的文化经济地位。

   伴随着这一时期苏州城市的改造与建设,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出现并发展出完善的类型。从发展历程看,较先起步的是传统演艺业和报刊出版业。传统演艺业不但在苏州本地有所发展,而且推动了上海的演艺业发展。当时上海的昆曲演出都是苏州的昆班过去表演的,当然上海也扩大苏州演艺业的影响,使得苏州演艺人有全国性的声誉。

   苏州的报刊出版业出现也较早,这主要由于苏州毗邻上海,可享受几乎与上海同步的信息传播便利。早在1872年4月《申报》于上海创办后不久,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即设有该报代卖处,开启了苏州出现新式报刊的先声。甲午战争后,苏州本地也兴起了创办新式报刊的热潮,此后至北伐战争胜利前,苏州本地先后创办过40多种报纸,70多种期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全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文化中心由北京向上海的南移,苏州新闻业也进入相对繁荣时期。

   除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外,一些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也不断出现。随着报业的发展,苏州广告业的大幕也渐次拉开,苏州广告业主要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报业发展而发展。报业对于苏州广告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第一,报业广告是广告产业的主要经营内容。第二,报业促进印刷业的发展,这些印刷公司不但承印报纸,而且承印商标、宣传单,是苏州广告业的主要机构。在报业广告和印刷公司的推动下,苏州广告业崭露头角,初露峥嵘。

   在上海的支持下,苏州的电影业也有明显进步。苏州不但兴建起大批电影院,而且有很多的热情观众。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很多在上海从事电影业的人也来到苏州,推动苏州电影业发展。1937年前,苏州已是苏南区域的电影产业重镇。

   在传统演艺产业试图突围之时,现代演艺产业在苏州现形,歌舞演艺是重要的一类。20世纪20年代末,苏州就已出现不少歌舞团,当时有个新柳歌舞团成立一年,团员人数达“卅余人”,其中“女团员占三分之一”,这些歌舞团多选苏州女性作为演员,主要由于苏州女子的姿势好。民生歌社也是当时苏州比较有名的歌社,歌女很多,这些歌社的歌女们还参加赈灾义演,由于“清唱筹赈,不足号召”,有人提议发起“歌女选举”,拟仿照“上海水灾义赈会花选”,在位于金阊北里的民生歌社的36位歌女选拔,具体程序是公开投选,揭晓之日,则“备有游艺”“举行歌后加冕礼”,将选举与游艺活动合在一起,另是一种演艺业的形式。灵光的苏州人同样不会错过向西方文化创意产业学习的机会,他们巧妙地搬挪西式“奇技”,结合本土文化,打造出深受市民喜欢的“苏式”文化产业,像吴芑荪先生就成立“万国魔术会”的苏州分会,以及“幻术研究社”与“世界魔术函授学院”,设立工场,雇用工匠,自制魔具,编订函授讲义,请画家顾肖虎作表演插图,他的学员遍及全国,魔具也售寄各地。营业鼎盛,获利亦丰。据说参加函授魔术的有三万之众,历年寄出的魔术道具要有三四吨之重量,这种不断衍生、新像纵横的文化创意产业形式体现出的正是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活跃度。

   当时苏州阊门内的西中市、东中市,阊门外横马路、大马路和观前街地区,这一路线是早期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生命线,也是集中戏曲、电影等艺术表演活动的场域,形成了苏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主要空间,多样的艺术形态在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创意革新、市场拓展与技术融合,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类型。文化创意产业机构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载体,影院、戏院就是其中代表。当时苏州的影院主要有乐群电影部、公园电影院、青年会电影部、真光大戏院、南京影戏院、大光明戏院、苏州大戏院等。这些影戏院的硬件逐步改善。乐群电影社就采用新式电影发音机,使观众“听得到看得见”,即使是戏院也多半采用现代经营制度,如新舞台就是由刘正康、金家悦、黄驾雄、吴秋泉、俞寅市、徐浩然、陈荫甫、解建勋、徐少甫联合发起,其中就有股本的投入。不是哪一家的私人戏班,而是一个由大小股东联合出资的企业。大观园也采取股份制,有报道称它在拆账时,存在大股东压榨小股东的现象,从侧面也说明了戏院的经营制度之现代。

   这些文化创意产业机构不断涌现,激烈竞争,像苏州戏园大观园和新舞台的竞争,苏州影院青年会与乐群社的竞争,苏州报馆《明报》与《早报》的竞争,都说明各类型文化创意产业正在互相碰撞、冲突、发展与融合,体现出文化创意产业在苏州发展的活跃性。

二、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鸳鸯蝴蝶派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工作的影响

   苏州作为大部分鸳鸯蝴蝶派的故乡,它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究竟对后者从事相关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

   1.开启了鸳鸯蝴蝶派最初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讯息视窗。大部分鸳鸯蝴蝶派是在苏州成长起来的,苏州提供了他们成长过程所需的重要的母源性环境,这个环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受到近现代以来不断活跃的现代经济的影响,其中就有文化创意产业的身影,像传统演艺业和报刊出版业就对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很大,如包天笑青少年就习唱昆曲,姚民哀从小就工于评弹,这种在苏州演艺业的发展中得到滋养的素质后来成为他们活跃在电影文化产业的酵母。苏州也是上海报业的发行市场之一,当时上海的报纸可快速送达苏州,使得苏州人能阅读到最新的消息,方便苏沪的文化交流,正如包天笑所回忆的那样,“订报的苏州读者,在下午三四点钟就可以谈到《申报》”,刊载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动态的各种报刊就这样进入苏州市场,放在鸳鸯蝴蝶派的书房案头,成为他们把脉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通道和信息支撑,为他们提供了对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便捷入口。

   2.为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工作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和吸收经验的平台。像包天笑就在苏州出版与发行了《苏州白话报》,积累了丰富的办报与发行经验,成为后来在上海报业立足站稳的基础。苏州的一批小说家更是借助上海的报刊发表平台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如上海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就向苏州的张秋虫约稿,并于1929年出版了张著的一本百万字的《海底莺花》,给出了将近2000元的稿费。张在苏州写小说,浸淫在苏州的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中,但他的小说却能从上海拿回稿费,不正揭示出苏州文化创意产业与上海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传统的文化产业外,一些新兴的文化产业也不断出现,如苏州的电影业就有明显进步。苏州不但建起大批电影院,而且吸聚很多热情观众,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到了1937年时,苏州已经成为苏南区域的电影产业重镇,这种发达的电影市场吸引着鸳鸯蝴蝶派回苏创业,如徐碧波就回到苏州开办公园电影院,他们把在上海学到的产业运营经验用于苏州的市场开发,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从业履历和拓展了自己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舞台。

   鸳鸯蝴蝶派在青少年时代,就在文化创意产业已有所发展的苏州从事相关活动,所以他们在走向上海时就已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经营、内容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十分熟悉,苏州为他们将来走向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对接提供了条件,成为他们最初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练兵场。他们往往会把在苏州就从事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搬到”上海,如包天笑到了上海,从事的还是老本行——办报。当他们已经在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后,苏州仍然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市场,他们还会回到苏州开拓市场、发展事业,如徐碧波就回到苏州开办影院,推动了当地电影放映事业的进展。

   3.使得鸳鸯蝴蝶派在苏州就养成了文化创意消费的习惯。当他们进入上海后,这种从苏州就开始点滴养成的文化消费习惯使他们更容易融入上海的现代环境,并以此为手段,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消费和工作中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苏州不但是鸳鸯蝴蝶派影响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起点,而且也在鸳鸯蝴蝶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过程中持续受惠,成为上海之外的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阵地。早期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但体现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周边影响,而且揭晓出鸳鸯蝴蝶派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阶层的原因:正因苏州有着活跃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氛围,鸳鸯蝴蝶派才受到深层的滋养和广泛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知识,产生进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强烈兴趣和欲求,所以会毫不犹豫和驾轻就熟地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里挥洒智慧与投入汗水。

   (作者联系地址: 苏州科技大学)

寻觅20世纪中华文化产业的源头

——读李斌《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

◎ 高建国

   左图为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封面 右图为刊登在《申报》上的电影《玉梨魂》的广告(载于《申报》1924年5月19日)2015年11月,扬州广陵书社推出一本新书:《鸳鸯》。我认为,它是一本特殊的史志著述。书名虽称“中国”,背景却是在上海和苏州,而苏州人又占了多数。所以,它论述的内容,主要还是民国苏沪的文化创意产业。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创作群体,成员多为苏州人。由于价值取向特殊,一直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著述汗牛充栋。截至2016年3月,中国知网(CNKI)以“鸳鸯蝴蝶派”为主题的文献,多达1500余条。这还不包括,对他们成员及著作、作品的个案研究成果。这说明,要在鸳鸯蝴蝶派的研究选题上,有所突破,并非易事。但本书作者李斌先生,以此内容申报的课题,连续受到国家及省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使之成为诸多社科基金项目。李斌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引起了一定反响,这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2011年11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从此,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健康、有效、持续发展,便成了中国改革面临的新任务。支撑“文化复兴”战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与源流。所以,文化复兴的终极目标,就是激发人们的文化自觉,推动文化的继往开来。李斌先生将鸳鸯蝴蝶派对文化产业的探索与实践,作为一个突破口,以此总结和勾勒20世纪苏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端与发展,我以为,这不啻是一项学术创新,它对未来中国创意产业的走向,都能起到启迪和示范作用。

   该书的研究路径,独辟蹊径,也值得我们关注。作者在“后记”说,“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调整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重大战略,所以对其历史流脉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①文献梳理后发现,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图景,果然是宏大而壮阔的,它的深度与广度,远超人们的想像,相关研究成果也源源不断问世。截至2016年3月,中国知网(CNKI)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的文献,多达9500余篇②;亚马逊图书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的著作,多达754部③;本书从影视视角切入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之前也出版过类似的著作,比如《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新研究》 ④。面对这样一个热门选题,想要有所突破,难度可想而知。李斌先生的研究策略,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立足本土资源,遵循扬长避短规律,在学术路径上标新立异。李斌是新苏州人,他的本硕博,都就读于此,对吴文化深度浸染,能够充分领悟与接受苏州文化的精髓。这种积淀有益于课题研究。苏州是一座古城,有2500年漫长历史,其文脉源远流长,滋养和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苏州人。李斌将他们当作研究对象,自然如鱼得水。本书形成前,作者曾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范烟桥与中国早期电影》 ⑤《徐碧波与早期中国电影》 ⑥《周瘦鹃〈影戏话〉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生成》 ⑦《初探民国苏州报纸〈大光明〉广告》 ⑧《徐枕亚及其〈玉梨魂〉电影研究》 ⑨《论吴文化与苏州创意产业发展》 ⑩等,均从寻觅20世纪中华文化产业的源头本土的文化现象中就地取材,以此延伸和辐射其他作家。这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可不断拓展学术内容,在课题研究上事半功倍。这项研究也为苏州总结了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成果,可谓花开两面,一举多得。尽管相关成果多如牛毛,丝毫不影响本书在学界的特色与地位。

   为了准确研究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本书刻意凸显了宏大的社会背景,其中有苏州也有上海。这为读者的学术解读,拓展了思维。比如上海,作为民初中国的大都市,为何能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本营?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来寻找文化创意产业生存的合理性。本书探讨这一议题的理论依据,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查德佛罗里达教授发表的研究报告,《“创意时代”的欧洲》。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欧洲创意指数”包含三方面:人才指数、包容性指数和技术指数。人才指数,是指创意人才在整个从业人数中的百分比;技术指数,是指研发、创新和高科技指数;包容性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对反现代或反世俗的价值观的态度。而“3T”理论,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它包括技术、人才和包容度三方面。 k对照这一理论,上海无疑是当时中国的首选地。民初上海最空前的资本,就是能够吸引大量移民与人才,来到这里创业淘金,形成新型上海市民阶层。这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社会基础。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具有一定资本或技术生存手段,比如城市资产者、产业工人、银行或公司职员、中小商人、拿工薪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律师、医生、会计师、建筑师、记者、编辑、作家、中小学教员、账房、伙计、学徒、小贩、工匠等l。从世界先进技术进入中国的视角看,上海也是第一站,它能影响和改变上海的文化产业形态,使之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发源地。由于引进了现代印刷技术,报刊杂志图书才可快速出版走向市场;由于引进了留声机技术,流行音乐才得以普及并形成产业。以当时上海的戏剧市场为例,沪剧、越剧、评剧、锡剧、甬剧、京剧、昆剧、淮剧、扬剧、苏剧、浦东说书、方言话剧等,之所以在上海广泛传播,影响巨大,正是依靠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推动这些流行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使之成为商业文化营销的重要资源。本书研究成果启示我们,创造产业市场、形成产业氛围、吸引产业人才,远比直接倡导、强行推动产业本身,要有效许多。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论”与“述”在主题阐释中的有机统一。严格地说,本书属于史志类文本,内容表达突出一个“述”字。书名《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本身就有历史时间的界定,论述的内容,也局限在民初21年间的中国(苏沪)创意文化的起源、分类、发展。但它又不限于史实的介绍,在分类的历史表述中,还不时楔入一些恰到好处的背景介绍、名词解释或意义引申。如同布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果,常常将读者从情节的感性投入中,剥离出来,来换一种理性的思维,看待和分析历史现象。比如第一章“鸳鸯蝴蝶派走向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作者首先诠释了一座城市具有“文化创意”基础的三个条件;接着比较了“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之后又对文化创意产业涉及的几个关键词汇,如“创意”“科技”“合作”“跨界”等,逐一做了注解。有了理念与内涵的准确把握,本书主体内容的史述,就会变得畅通许多,受众对学术信息的理解,也会更加通透与疏朗。在专用词语的阐述中,作者的思路常常跨界,从中西方不同的学术领域,借鉴参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比如,解释“创意”一词,作者便受到德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家熊彼得的论点启发。熊彼得在1912年认为,现代经济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 m 作者还从陈放、武力的《创意学》一书中,借鉴了有关“创意”的论述; n 引用了学者李世忠《正确理解“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理论。李世忠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之所以与“文化产业”不同,就在于突出文化创意与艺术、技术的融合,“文化产业不向第一、第二产业渗透,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是把文化与创意,通过艺术与技术的手段,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产业群和更长的产业链。” o 这样的研究成果,可增强本书史述的思想深度,也能解除读者阅读的专业困惑。

   本书的信息传播,采用多元并进的方式,使之变得引人入胜。研究民国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不是一件容左图为1924年出品的周瘦鹃编剧的电影《水火鸳鸯》剧照 右图为觅鸳鸯蝴蝶派任职的大中易的事。一是缺乏现成的资料,研究者除了从较多的著述成果中转引有关资料,更需要从汗牛充栋的旧报刊中,去梳理和筛选有用的史料。笔者得知,作者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常常泡在沪苏两地图书馆,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去查找可供参考的文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民初报刊《新闻报》《良友画报》《上海画报》《电影月报》《电影杂志》《银星》《影戏杂志》《开心特刊》《明星特刊》《银星》《电影画报》《紫罗兰电影号》《上海影戏公司特刊》《新小说》《绣像小说》《紫罗兰》,苏州图书馆收藏的民初报刊《大光明》《吴县日报》《苏州明报》,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大中华百合特刊》(1925)、《天一特刊》(1925.10~1927.12),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民初相关史料,都成了作者查阅的对象。科研的前期资料准备,有时要比正式撰写论著更加艰苦。二是资料整理的艰难,旧报刊因印刷技术的局限,字迹常常印得模糊不清,收藏也不可能全面、完整。比如上海图书馆的《新闻报》(1914~1949)是微缩胶卷,《良友画报》是影印本,会给阅读带来不便。研究者不畏艰难悉心搜求,才能寻到有价值的文字与图片信息。从本书使用的大量论据来看,作者的前期资料筹备,确实投入了相当精力。大量一手史料在论证课题中的运用,使本书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与说服力。不同史料的密集印证,也说明作者对课题的把握,举重若轻而游刃有余,这对于一本研究100年前产业历史的专著来说,十分不易。此外,表格的运用,为本书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便利性,它可让海量而复杂的信息接收,变得一目了然,使读者的文本阅读,更加简化与直观,由此增强阅读兴趣,而不会惮于学术的抽象。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图像化的表达。书中插入不少民国初年的画面,比如与鸳鸯蝴蝶派有关的报刊、影戏、广告、图书等。这些内容,多为当时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它们可以与文字、表格一道,相互印证同一段史实。这么一来,原本学术化的信息传播,就会变得形象生动。它为受众的信息接收,搭建了一个立体可视的传送平台。

   本书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终归是一个政策性选题,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对于传统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它是一个突破,也是入选国家、教育部与江苏等各级社科基金的重要因素。本书由此开掘下去,我认为还可以引申出更多的学术创意。作者对相关史料的认真梳理,本来就是一段鲜活生动的历史景象,它给读者带来的文化信息,远非“产业”这两个字所能涵盖。民国初年的苏沪文人,都是人们景仰的文化精英,他们热爱生活、讲究生存质量。他们活在当时的本质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更无“产业”理念。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印证自己对时代的态度,体现着中国文人的群体个性与精神形象。对这种个性和精神的研究,或许更能贴近中华文化的本质。因此读完这本书,我们对作者会有更多期待。

   (作者联系地址: 苏州科技大学)

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

◎ 刘泰廷

   西晋末期,匈奴刘渊率五部之众举兵反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大批衣冠士族南下,依江、淮之险,在南京重新建立汉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士族入南,其文化史之意义不待多言,在方言上却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侨居外来语与本土方言并行,并成为优势语言,即便吴中大姓亦以操北语为荣。但可想而知,北方士族虽代代传习北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语的影响,而吴语面对外来语言的冲击,其本身亦有变化。北语与吴语之差异在衣冠南渡之初定然是泾渭分明的,但到南朝后期,二者则呈现交融的态势,北语不纯,吴语亦不纯。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论述北族南渡后吴语之地位,甚有见地。文章指出,南渡之初,大族虽流行北语,然执政者为调和南北矛盾,团结吴中大夫,亦提倡吴语。(如《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王导即用吴语与刘惔交谈)但南北割据近三百年,不可一概而论,其具体状貌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从语音角度推测侨旧之同化,由此拈出:“无论侨人、吴人若何努力于保存其固有风习及观念,终难免于互相影响同化。”其举出南朝侨人对楚音鄙视一如西晋之初及梁时对“北语”(此即指北方“伧人”之语,虽经宋梁两代之变化,杂以胡风,亦当与北语差异不大)之鄙视两例而证当时士夫所崇尚之“北语”实为北语与吴音之混合语。此亦卓绝之推论,而待将其置于东晋南朝北音、吴语之变化历程中考量。

   除以上两位先生的研究外,关于东晋南朝南北语音之变化的讨论还有很多。如李新魁《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戒》(《中国语言学报》1997年第8期)、许伯明《吴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林亦《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鲁国尧《“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望道讲座演讲录: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发展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版)、鲍明炜《南京六朝吴语辨》(顾黔《鲍明炜语言学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上述著作虽都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皆总括六朝,统而论之,颇有吞枣之憾。当然,这也和语言变化缓慢的特点有关,比如东晋到刘宋,虽然是两个朝代,期间南北语未必有大变。然时间一长,比如东晋和梁陈,差异还是明显的。(以朝代而进行语言分期有诸多问题,不妨拟之为一大体时段)故挟愚柄钝,榷而论之,以求教于博雅君子。

   若述此题,必于士人南渡前北音、吴语之地位有所了解。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南北一统。政治与文化中心在东都洛阳,吴人若想在新王朝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屈从于中原文化,从而得到掌控朝政与文化的北方士族的认可。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是吴中旧族陆机、陆云、顾荣同时入洛,博取功名。史籍清晰记载了洛阳名士对吴郡陆氏的嘲弄,如羊酪及长柄壶卢之事,这背后体现了北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心理。

   姜亮夫云:“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其见于《晋书》《世说》《殷芸小说》者至众。”(姜亮夫《陆平原年谱》《姜亮夫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33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云:“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颜氏家训》论之已详矣。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932页)

   所以,当时的雅音即是以洛阳话为宗的北音,吴语则受到轻蔑。

   陆云《与兄平原书》谓:“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文心雕龙·声律》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都是对陆氏作文用吴语的批评。《世说新语·豪爽》篇说王敦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也是这个意思。

   中 原 陆 沉 , 衣 冠 南 渡 , 世 家 大 族 渡 江 者 十 有七八。(见《晋书·王导传》 )东晋初年为江南语言转变之契机,兹先言过江之北土士人:

   北土侨居者初到吴地,高标自持,以北音为正统而不改吴语,然因沟通之需要,入乡随俗,不免略知吴语,偶然使用,且北方高族为调和南北之矛盾,笼络江南士族,亦以操吴语为亲近之法。《世说新语·排调》: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此条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皆有论述,不赘。高族虽偶沾吴语,然其平日所持,自为未过江前所操之中原北音。此种北音未受杂染,极为纯正。若其吴语,道听途说,苟有其形,不可谓真吴语也。

   吴中士人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在东吴瓦解后,衣冠南渡之前,吴人中己有效仿中原文化者。余者之态度可分为两类:一对北人文化语言极为排斥,坚守吴语,若葛洪。观其所著《抱朴子》,于北人学术、风尚皆大为不满。二为倾慕中原士族,而渐渐为北人同化。如《抱朴子》云:“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之二十六,中华书局1991年版,12页)以上是东晋初年江东士夫语言的总体状貌。

   当过江者逐渐老去,在江东生长的“北人”虽被目为中原传统士族,但自幼浸于吴声之中,借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CriticalPeriod Hypothesis),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东晋中期北人的语言特点。尽管家传与聚居(周一良指出北土高门士族有聚居地)使得他们依旧有持北语的语言环境,但受吴语的影响较之父辈来说大得多。胡德宝说:“东晋中期以后,侨人使用吴语应该是相当纯熟了。他们已经可以模仿江南民间流行的吴歌进行创作。”孙绰曾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此外,还有王献之作《桃叶歌》,王廞作《长史变歌》。(胡德宝《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北大史学》2009年第14辑)

   《世说新语·轻诋》云: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支公讥王氏兄弟唤“鸟语”,即谓他们不发雅音。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按此为“讥王氏兄弟作吴语耳”。王氏兄弟此时聚言吴语已与其先辈王导有目的性地偶作吴语不同,乃是一种习惯使然。

   虽然侨居北人已然习得吴语,但他们仍然目吴语为下等鄙语。如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晋书》卷八十四《王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2184页)《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作“尚书令谢石为吴歌。”可知“委巷之歌”即是“吴歌”。谢石“因醉”方敢为吴歌,而王恭正色斥责谢石。由此而见吴语之地位。

   而北方士族代代相传的北语至此则不再纯正。

   《世说新语·雅量篇》云: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

   刘孝标注引《文章志》云:“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洛生咏本为洛阳普通之官话,而谢安身为北土旧族,自当习得。然此谓其以“少有鼻疾,语音浊”之特殊生理条件才擅长,于是知其时所传北音渐失其真。余氏于《世说新语笺疏》“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下论曰:“东晋士大夫侨居久,又与吴中士庶应接,自不免杂以吴音,况其子孙生长江南,习其风土,则其所操北语必不能尽与洛下相同。盖不纯北,亦不纯南,自成为一种建康语。”可参。

   南人虽有追尚洛音者,亦有轻蔑之声。《世说新语·轻诋》云:“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顾氏为吴中旧族,其心态与葛洪相同。

   寒人特起,刘宋建立。此时距衣冠南渡已有百年。语言之大变即是吴中旧族基本皆操北语,所持吴语不变者寥寥。

   《宋书》卷八十一《丘淵之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中华书局1974年版,2078页)其点明他们吴语不变,则余者皆变可知。宋时对于吴语的鄙夷已成为公论,无论南北。

   《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 卷五十一,1462 页)

   《宋书·庾悦传》:“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卷五十二,1506页)

   所谓“楚音”即指江东旧音,与“雅道风流”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南齐承宋,吴语之地位一如前时。《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云:“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尝坐,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中华书局1972年版,484页)《南齐书》言王敬则“不以富贵自遇”,而举“接士庶皆吴语”之事,盖谓其不自持身份,特以北音而作姿态耳。

   再举吴人尚洛音之证。《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载:

   广越嶂峻,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721页)

   此时张融已经没有了东晋中期顾恺之嘲笑洛生咏的意愿,反而临难作洛音并藉此得以保命。周一良说:“知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8页)犹是知宋齐时的情况较东晋为简单,大部分士人皆操“北语”(以下言宋后之不纯北语皆加引号,以示区别)不分南北。但有两点需要言明。一、此时为士人普遍操持之北语已然不纯,乃杂合吴音之“北语”。周一良言此为北语与吴音之混合语,良有以也。二、上层士族多操“北语”,下等庶族多用吴语,此现象及原因有多家论述,不赘。惟一可论者为此非下等庶族不尚洛音,乃其家世、身份不与洛音相符,其接触者多为吴中平民,自然不能以洛音与之交谈,其有无高门之家传言教,故而不易也没有必要熟习北音。

   鲁国尧在《“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中指出:

   “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鲁国尧《“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见《望道讲座演讲录: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发展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51页)

   梁陈之时,“北音”已成为当时之真正官话,亦如南渡之前北音在洛阳之地位。只是此“北音”已非彼“北音”。(见上节)《梁书》卷四十二《卢广传》云:

   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中华书局1973年版,678页)

   《陈书》卷十《周铁虎传》:

   周铁虎,不知何许人也,梁世南渡,语音伧重。(中华书局1972年版,169页)

   按,梁陈时目北来人语为伧音,盖有两端。一为五胡乱华日久,北语已沾染胡气,故不似正统北音之纯正,然北音之变化未必有如是之大。更为主要的是第二端:南朝人所讲“北语”亦非正音,乃杂糅吴语之北音。二者全非,故差异始见。

   唐人张籍有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永嘉行》)此所谓“晋语”,即指北语而言。文学的想象与概括总易将问题简单化。当千载之下的读者涵咏此句时,可能未必会意识到,在原初的文化语境中,“晋语”二字竟有复杂的意涵。

   (作者联系地址: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文学院)

阴晴不定黄梅天 抱个“竹夫人”好入眠

◎ 沈建东

   在江南的梅雨季节里,撑把古老的油纸伞,最应该找个水边的茶馆,邀二三知己一起泡上一壶碧螺春,有一句没一句说些曾经往昔,看看水岸边的绿叶在雨水里分外干净的模样,红红粉粉紫紫的小花在旧房子的木窗边开得烂漫,听着瓦当滴下淅淅沥沥的雨声,如泣如诉,不由得低吟——“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浩腕凝霜雪。”的那份画般的诗歌。或者一个花伞在石板路上轻轻地飘过,想起戴望舒的那首著名的《雨巷》,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或者就在你的想象里翩然而至呢。最喜欢对着雨天吟诵那首宋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天气最适宜于怀旧或者想念,手里一本叶嘉莹的宋词解读,在摇椅上慢慢地吟看,慢慢地在午后的茶香里换得浮生半日的闲情,人生于此眼缘乎人缘乎城缘乎都轻轻放下了……

   旧时苏州人喝茶很讲究的,一般的市民泡茶用的水取自胥门外的胥江水,苏州城里老虎灶上的水就是专门取自胥江,然后雇人挑到老虎灶上,讲究的文人或者茶客喝茶最喜用天落水,收集此水的装置叫净落,下雨时,雨水通过净落管流到坛子里,且有开关装置,初雨有尘不要,要等到屋面已被雨水洗干净后,才打开开关,让雨水流到坛子里,特别是每年五月黄梅季节,收蓄雨水,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视为珍品,称之梅水。清人徐士宏在他的《吴中竹枝词》曾经这样写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竟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

   梅雨天,一会儿窗外雨潺潺,一会儿是晴天大太阳,湿热蒸腾,让人生出窒息的感觉,路边的石头上、老房子的院子角落青苔悄悄地发起绿来,这个时候,苏州的老屋里会有些“霉蒸气”冒出来,苏州人会用苍术、白芷、大黃、芸香之物燃香,以辟毒祛霉蒸气。而芸香这味植物特有的香味有杀虫效果,可用来驱蝇,所以古人多用来放在书橱里,防止蠹虫啃咬书籍字画。旧俗,苏州妇女有买茉莉花戴发鬓,老屋里一阵阵茉莉的清芬飘荡起来,人也仿佛神清气爽起来了,这也算是红袖添香的一种吧。

   苏州人黄梅天要“适宜”地度过,焚香戴花外,还有充分利用竹子制造各种器物,如竹席、竹夫人、竹塌……民间还把这些竹制品分成两大类,即“竹肉制品”如竹笛、竹床、竹椅、竹橱、竹筷、竹席等;还有“竹皮制品”又称“竹篾制品”如竹篮、竹篓、竹扇和竹夫人,特别是竹夫人,今天的人们大都没见过也没听过,在古时候却是炎夏一大纳凉用品,江南苦夏尤不可缺。据考证,“竹夫人”一词出现在宋朝,在记载当时汴京繁华的《梦粱录》“诸色杂货”里,有“枕头、豆袋、竹夫人、懒架。”的罗列,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诗里即有:“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其实,早在唐朝时诗人陆龟蒙就有《竹夹膝诗》里提到的“ 筼筜”大约也是指竹夫人,其诗道:“截得筼筜冷似龙,翠光横在暑天中。堪临竹簟闲凭月,好向松窗卧歧风。”据清人高士奇《天禄识余》里考证,认为竹夹膝即时“竹夫人”,在北宋黄庭坚的《山谷集》里也曾这样写道:“赵子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背休膝,似非夫人之职,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长,故易名青奴耳。”这里说的“憩背休膝”和陆龟蒙的“竹夹膝”异词同物,只不过黄庭坚又为她取了个新名字——青奴而已。杨万里在他的《诚斋集·竹床》中有句:“已制青奴一壁寒,更搘绿玉两头安。”所以竹夫人在宋时即有此称呼了,而且当时的文人还送她一个“青奴”的别称。黄庭坚还有《竹夫人》诗传世,其诗云:“ 秾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虽无红袖添香夜读书之欢,然青奴伴眠亦是人间乐事。元人杨铁崖还有一篇短文《抱节君传》专写竹夫人,称之“抱节君”。清时“竹夫人”成了街市消夏价廉物美的的寻常市物了,民间夏天的“宠物”,顾禄《清嘉录》里说三伏天苏州街市“什物则有蕉扇、苎巾、麻布、蒲鞋、草席、竹夫人、藤枕之类。沿门担供不绝。” 枕着竹席抱着竹夫人,“最忆纱橱凉梦醒,浑身肉影大如钱。”

   竹夫人通常有竹制和藤制的两种,犹以竹制为多,用光滑精细的竹皮编织成圆形中空、周围有洞的竹笼,笼长约五尺,直径五六寸,或用整段竹节只在筒皮上打些孔眼,形成空气对流而通风散热。炎夏抱之入眠,或手脚间夹个玲珑多孔的竹夫人,根据“弄堂穿风”的原理,空气流通,竹篾生凉,即使出汗也被铺着的竹席和抱着的竹夫人所吸收,讲究的人家,还在竹笼里放些薄荷、栀子花、茉莉花等香草鲜花,让苦夏的眠梦也带有几缕香芬甜美。所以人们又称竹夫人“百花娘子”。立秋后,竹席卷起塞入竹夫人肚中,既不会压扁竹夫人,也不会弄折了竹席,所以,旧时往往卖竹席的地方又兼卖竹夫人,她们俩成了炎夏消暑的最佳搭档。南宋陆游《初夏幽居》诗里咏唱的雅致有趣,其诗云:“虚堂一幅接篱巾,竹树森疏夏令新。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寒龟不食犹能寿,弊帚何施亦自珍。枕蕈北窗宁有厌,小山终日对嶙峋。”

   明朝苏州文人冯梦龙才气冲天,他采用当时流传在苏州一带的山歌,描写了竹夫人前世今生的遭遇,歌中用拟人化的手法和一口纯正的苏白历历数落着从青纯绿竹到被制成竹笼,小贩沿街担卖,到夏日里和主人“相偎竹肉竟难分”的枕席之爱,到秋凉时被抛弃的过程,十分生动有趣,歌中唱到:“做人弗要像之竹夫人,受只多少炎凉自在心,硬子骨头开子眼,看我人情势败像秋云。……增钱买我家去,放我来红纱帐子里安身。拿子我恩恩爱爱,勾子我殷殷勤勤。拿子我汗弗离身,勾子我手弗离颈,指望百年同道老,啰道七月七立秋之日,风波当时起,恶念容易兴!……一射射我来门阁落里,累子我满身个篷尘……世上弗是有子秋冬无春夏,你搭个起得时人休笑我失时人!”此歌谣讽刺世态炎凉,也正如冯梦龙在他的《喻世明言》里所说: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那堪共贫贱。记得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宝钗曾以竹夫人为例 制 作 了 一 则 灯谜——“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土喜相逢,梧桐落叶分别去,恩爱夫妻不 到 冬。”每 每 读到这儿,总为作者在 此 隐 含 着 宝 钗与 宝 玉 因 缘 不 到头的预兆,暗暗怜惜起薛宝钗不幸的命运安排了。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博物馆民俗部)

光福杨梅

◎ 李嘉球

   北方地冷无南果,最恨杨梅未得尝。极目杭山涎欲下,移家聚坞未能忘。若论带雨千金直,谁为和羹万里将。此日吾乡真不恶,红盐紫颗贮盈筐。

   这是明朝嘉靖年间,卢襄(吴县人,历任兵部主事、陕西参政等)写的一首《忆聚坞杨梅》诗:初夏时节,在北方为官的诗人追忆曾经移家光福,在潭东聚坞品尝杨梅的难忘而美好岁月,由衷地表达了思念故乡的深深之情。

   苏州太湖之滨的光福是苏州花果之乡,有梅花、桂花,还是江南重要的杨梅产地。光福种植杨梅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已经闻名江南,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 ~ 983)的《太平寰宇记》就有记载,云:“杨梅,出光福山铜坑者为第一。”明朝王鏊《姑苏志》、杨循吉《吴邑志》也记载道:“杨梅为吴中名品,味不减闽之荔枝,出光福山铜坑第一,聚坞次之。”光福杨梅可与福建荔枝相媲美,是苏州最著名的名优特产之一,曾被列为贡品。

   光福杨梅种植主要分布于铜坑、聚坞、窑上等地,尤以铜坑、聚坞为佳。光福果农曾从浙江苕溪(吴兴别称)等地引种优良品种,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载:“吴中杨梅种类甚多,名大叶者最早熟,味甚佳;次则卞山,本出苕溪,移植光福山中尤胜;又次为青蒂、白蒂,及大小松子,此外味皆不及。”光福杨梅有 20 多个品种,其中“甜山”杨梅颗大核小,汁多味甜,鲜美可口,开胃生津,备受士大夫、文人墨客的喜爱和青睐。明成化十四年 (1478) 五月,苏州状元吴宽曾特地买舟赴光福尝鲜,赋诗云:“新春已负雪湖梅,却为杨家果特来。落日酒船山色里,水南人道画中回。”“铜坑山下遍杨梅,曲径人从树杪来。共爱石桥凉似水,湖梢未放酒船回。”他还说“光福杨梅今正熟,冰盘归荐鹤头丹”,称赞光福杨梅颗大,色如鹤丹。日本昆仑堂藏有著名画家沈周的《观物之生蔬果册》,其中有《光福杨梅》图,吴宽题诗云“五月果初熟,枝头鹤顶丹。欲知甘冷好,千颗荐冰盘。”沈周在《题光福画卷》中写有“霜前桔柚万色黄 , 雨后杨梅千树紫”诗句。唐伯虎诗云“四月清和雨乍晴,杨梅满树火珠明”。诗人王醇《光福杨梅》诗云:“仙露凝寒深紫痕,谁家最美在云根。乱收色但随鲜市,晚熟甘才异别村。病客心耽将去郭,筠筐日馈不离门。高眠似了山僧约,碧岫无劳几期昏。”光福杨梅曾被人们作为赠送亲朋宾客的佳果,“筠筐日馈不离门”。

   初夏杨梅上市时节,文人骚客纷纷前往光福品尝杨梅,犹如初春邓尉探梅、夏天西湖赏荷一样,成为一个热闹而繁忙的时令旅游项目,曾被列为江南“胜游佳境”之一。明末宰相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七)中写道:“江南花木胜游,梅时玄墓,菊时娄江,桃华时蟠螭,芙蓉时西湖,术时菁山葛仙井,杨梅时光福,樱桃时北固山。”苏州文人文震亨对光福杨梅称赞有加,他在《长物志》(卷十一)“蔬果”类中说道:

   杨梅,吴中佳果,与荔枝并擅高名,各不相下,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盘盛之,色与漆等,一斤仅二十枚,真奇味也。生当暑中,不堪涉远。吴中好事者或以轻桡邮置,或买舟就食。出他山者味酸,色亦不紫。有以烧酒浸者,色不变而味淡。蜜渍者,色味俱恶。

   光 福 杨 梅 与 荔 枝 一 样 享 有 美 名,个 大(“一 斤 仅二十枚”),味美(“真奇味”),果农善于营销,精心包装(“以漆盘盛之”),而记载了杨梅时节苏州城里达官显贵、墨客骚人争相品尝(“或以轻桡邮置,或买舟就食”)的盛况。

   杨梅有紫、红、白等色,而白杨梅尤珍稀,称为“圣僧”。清初,武进文人董文骥特别喜欢光福杨梅,写下“光福山家山是田,杨梅熟后不论钱”等诗歌,有一年杨梅时节,他特地率全家祖孙三代八口人从常州来到光福吃杨梅,并一口气写下《放 船 光 福挈家人吃杨梅 口 号》诗 十 四首。 葛一 龙 诗云 :“ 入荐推卢橘,论交可荔枝。墨 云 涂 一 色,朱火郁三时。西子坞中好,邓尉山北迟。空教冰碗对,转渴故人思。”与卢橘一样荐为贡品,而论美味公认可与荔枝媲美。杨炤有《杨梅词》三首描写光福杨梅,其一云:“江南佳果数杨梅,一日须尝一百回。忆昔身闲能发兴,携僧鼓棹入山来。” 诗人以为光福杨梅是江南数一数二的佳果,因而“一日须尝一百回”,曾经多次与僧人鼓棹而来,足见其对光福杨梅的嗜好。其二云:“铜坑珠坞科头去,红烂杨梅如蜜甜。野店山房随意坐,盘中不用水晶盐。”从“如蜜甜”三字,足见光福杨梅品质之优。其三云:“绿叶青枝弱不胜,垂红缀碧树层层。堆盘火齐寻容易,何处空山有圣僧。”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更有难得珍稀的“圣僧”白杨梅。

   清末道光、咸丰间,苏州潘遵祁隐居光福山中,筑有“香雪草堂”,他对光福杨梅特别喜欢,情有独钟,曾有《山中食杨梅》诗写道:

   杨梅五月夸吾吴,铜坑之产天下无。昔人并称南海荔,却笑曾被红尘驱。九重之尊不可致,何况商贾空趑趄。山中老圃擅口福,长夏灌漱如醍醐。甘鲜云液绝比拟,色味隔宿回悬殊。美人但堪玩深闼,杰士直欲韬名区。年年野航趁风日,复以藒车盛以芦。坐令入市凡果伍,颗颗尚荐豪家厨。点盐俊味诧远客,调冰清宴追狂奴。岂知山村绿树合,青露乍滴红灵珠。药炉茗碗悉屏弃,丹丸一咽烦疴除。安山之西结茅住,筠筐日馈疑输租。近来百为与世左,犹幸此计殊非疏。

   在诗人眼里,铜坑杨梅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佳果珍品,因此昔人将它与南海荔枝媲美并称;铜坑杨梅珍稀名贵,“九重之尊”也很难吃到,更何况一般商贾呢,他们是既想又不敢想,只能是空惆怅;山里的果农口福真好,“长夏灌漱如 醍 醐”,让 人 心 生 羡 慕。诗人更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诉世人,吃了这里的杨梅不仅可以抛弃所有的药炉茗碗,而且还 可 以 消 除 人 生 的烦恼和医治身上的沉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日报社)

从板浦盐场至台北盐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贡献卓著的盐场

◎ 蔡立志

   现今,许多人甚至包括连云港市的大部分人,他们只知道台北盐场,或只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板浦盐场,却不知道台北盐场和板浦盐场的传承关系。说到底,台北盐场原名就叫板浦盐场,板浦盐场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名叫台北盐场。板浦盐场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北蒲盐场,板浦盐场在北宋时即见著文字,均说明它是连云港市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曾经与中正场、台南场的分蘖,与浣渎场、徐渎场的合并,但只有板浦场寿命最长。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从海水煮盐实现滩地晒盐,从季节性晒盐变为常年塑苫晒盐,再到矿盐卤水制盐,成为中国海盐生产实现三大技术革命的发生地,为中国海盐生产作出了卓著的贡献。现对这样一座赫赫有名的盐场介绍如下:

一、场名的演变

   板浦盐场场名,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是北宋天圣元年(1023)。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连云港市境内于北宋天圣元年设板浦、惠泽、洛要三盐场。位于现赣榆区沙河一带的洛要盐场于南宋绍煕五年(1194)废除,位于现灌南张店一带的惠泽盐场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裁废,均不复存在。其后有临洪场、兴庄场、临兴场、莞渎场、徐渎场、中正场、济南场等盐场不断兴废,唯独板浦场虽经分分合合,但一直沿用板浦盐场之名。到民国 15 年(1926),陇海铁路修到大浦,设立大浦火车站,板浦场署由板浦移驻大浦。板浦盐场仍未改名。民国 22 年(1933)由于板浦场在猴嘴修建官坨落成,板浦盐场署由大浦迁移至猴嘴。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场区陷落。民国二十七年(1938)淮北盐务管理局西移汉口,改板浦场署为板浦办事处。国民党汪精卫政府在新浦成立淮海区盐务管理局,改板浦办事处为板浦场务所。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民国政府接收板浦场,恢复板浦场公署名称。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七日场区全境解放。中共华中局工作委员会和行政办事处决定,因板浦场位云台山北端,改板浦场为台北场,中正场因 1945 年国共两党接收日产时,共产党接收了中正场的东半部,后称方洋场,再后称徐圩盐场;国民党接收了中正场的西半部,至 1948 年国民党逃亡后,中正场东西两部分已成两个实体。因西半部位于云台山之南,相对于台北盐场,而称台南盐场。

   台北盐场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台北盐场是由板浦盐场改名而来。

二、悠久的历史

   《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宋代海州境内有三大盐场:即板浦、惠泽、洛要。洛要盐场在今赣榆区沙河镇(古称洛要镇)一带,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被废除。位于今灌南县张店镇一带的惠泽盐场,也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废除,并入板浦盐场,因此板浦盐场成了海州境内志书最早记载的三座盐场中寿命最长的一座盐场。南宋绍熙五年(1194)洛要盐场废除后,于岗埠农场、黄川、浦南一带新建临洪盐场。

   元元贞元年(1295)现灌南县新安镇花园乡一带建莞渎盐场。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云台山周围设徐渎场。

   明正德七年(1512)在现赣榆区墩尚镇以东设兴庄盐场,至此时海州境内有板浦、临洪、莞渎、徐渎、兴庄 5 座盐场。

   清康熙十七年(1678)徐渎场并入板浦场。

   清雍正年间,莞渎场裁废,亦并入板浦场。此时的板浦场产区在东陬山至朐山这一辽阔地带。

   清雍正六年(1728),临洪场与兴庄场合并为临兴场。清乾隆元年(1736),将板浦场的中正、东大、小浦、东辛 4 疃划出,成立中正盐场。清嘉庆五年(1800),海州境内有板浦、临兴、中正三场。

   清道光三十年(1850),因海势东移,滩地移至东陬山、蒿子头一带。光绪年间中正、小浦、东大及东辛 4 疃报废,新开大张圩、宣口圩、陶圩、兴隆圩、大端圩、六路圩、西方圩、西临圩、乔圩、朱头圩、沈二圩、老唐圩、丁圩、大陈圩、刘二圩、大板跳、小板跳和刘圩。

   民国元年(1912),大德、大源、大阜、大有晋、公济、裕通、庆日新七大公司共同成立济南盐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七日盐场全部解放。淮北盐务管理局成立,于 1948 年 12 月对盐场重新区划,建立六大制盐场,即改板浦盐场为台北盐场,中正盐场西半部为台南盐场,中正盐场东半部为方洋场,后改为徐圩盐场。划济南场灌河以北的大阜、大德、公济、大有的一部分成立灌东盐场及新滩盐场。临兴盐场改称青口盐场。1958 年 12 月底,淮北盐务管理局将上述盐场下放给地方。台北盐场、台南盐场、徐圩盐场属新海连市,灌西盐场属灌云县,灌河以南盐场属盐城市,青口盐场属赣榆县。直到目前连云港市境内盐场仍称台北盐场,台南盐场、徐圩盐场、青口盐场和灌西盐场。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从板浦盐场到台北盐场,可以说是连云港市境内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最长的盐场。除此以外,板浦盐场的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据东汉熹平元年(172)东海相满君立于孔望山《东海庙碑》记载:朐山“源濒海盐……民赖其利”。说明当时朐地“当已设官司盐”。又据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西汉晚期汉墓木牍 1-23 版记载:“伊芦盐官吏员 30 人……,北蒲盐官吏 26 人…… ;郁州盐官吏 26 人……”。由此可见,当时连云港市境内有伊芦、北蒲、郁州三盐场。在这三盐场中,北蒲盐场应该就是板浦盐场。

   板浦地名的由来也与盐有关。据说,这块靠近海边的产盐滩地中间有一条南北向流淌的小河,灶户为了交通便利,在河上架桥,低洼之处以苍梧板铺垫以利通行,因而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板铺。日久天长,由于濒临河流入海口,人们就称此处为板浦。汉墓木牍上记载此处为北蒲。从板浦产盐与吴王刘濞联系起来考虑:吴语方言与北方官话比较,北蒲与板浦读音相同。这样一来,汉墓木牍记载的北蒲就是指板浦,那么,板浦盐场的名称就近两千年。如此悠久的一个海盐盐场历史,这在江苏省是独一无二的,恐怕在全国也没有出其右者。由此可见台北盐场的悠久历史。

三、贡献卓著

   从板浦盐场到台北盐场,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许多载入史册的辉煌佳绩,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完成了海盐生产三次重大技术革命

   海盐生产经历了四次重大技术革命。第一次由自然摄取盐份变为煮海为盐。中国最早煮海为盐的灶址现存于赣榆、日照的交界处。第二次是将煮盐改为滩晒盐。这一变革发生于明成化三年(1467)。原海西县的西海所镇守使丁德兴之侄丁永到板浦任盐业督办,在板浦场太平埝始改煮盐为晒盐。第三次技术革命是改一年两晒(春晒、秋晒)为塑苫全年晒盐,实现产量翻倍。1972 年,台北盐场海滨二区原三组 12 号滩建成中国第一块平塑结合塑苫地进行浮卷法收放塑苫布作业,开创了“浑水制卤,浑卤结晶,新卤结晶,长期结晶的生产新工艺。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 2005 年 12 月 30 日,台北盐场制定矿卤滩晒原盐项目建议书,2005 年 5 月 8 日在海滨工区开始项目试验,并获成功。从而完成了矿卤塑苫滩晒全年生产工艺的技术突破,并被推广应用,成为当前海盐生产最高产、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2. 生产出了中国海盐最高品牌的产品

   海盐因粒大、色暗、干燥等特点,而被世人青睐。但因为滩晒作业,难免存在色白、泥土杂质高等致命弱点。就此 , 台北盐场职工注重生产工艺,狠抓产品质量,终于在 1988 年 12 月以其产品作为淮盐的代表参加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并获金奖,这首开中国淮盐品质先河。为此,台北盐场获江苏省盐业公司特等奖。

   3. 带动了多座城镇昌盛

   板浦盐场在淮盐生产中历来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千百年来,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变化,板浦盐场的场区也在不断变化。每变动一处,就塑造了一座新的城镇。古人云:“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板浦盐场所经过的地域便塑造了一批历史名镇。

   淮北盐都——板浦

   从西汉末年的北蒲盐场到北宋天圣元年(1023)的板浦盐场。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淮盐生产的淮安分司迁到板浦建立分司署并更名为海州分司。更到民国二十年(1931)两淮盐运公署从扬州移驻板浦,使板浦达到了顶盛时期,成为中国的淮北盐都。当时的板浦镇驻有济南七公司驻朐办事处,有湘鄂赣皖四岸公所等,还有两淮盐运公署下设 91 处盐场办事处,板浦镇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盐务机关,加之板浦,中正两场垣商多居于此,盐业经济带动了中国、中央、上海、商业、江苏、交通、厚康等诸多银行在此广设分所,并有典当,银楼钱庄 15 家,保险公司8 家。马路两侧店面衔接不断,商贾川流不息。酒楼、茶馆、澡堂、妓院等场所人声鼎沸,使这座淮北盐都名扬苏、鲁、皖,被称为“小上海”。

   苏北名城——新浦。

   连云港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新浦的兴建,源自于盐业内河运输的需要。1862 年,新浦运盐码头设在前河(今市化街)。由于此地位于南北要冲的特殊位置,更加之以后大浦港埠兴起和陇海铁路展筑,新浦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消费性小商埠。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片热土上粮行、货栈、商会、盐号、浴池、旅馆、戏院等应运而生,计有 13 个行业,经营业主 400 多家。河岸上人来人往,河面上帆樯如林;海昌青楼,妖声嘤嘤;临河店主揽客招呼声,扛包人的号子声,赶牲口的吆喝声,独轮车的吱呀声,唱小戏的胡琴声,耍把戏的锣鼓声,甚至叫卖、打架的嘈杂声,交杂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幅活生生的井风俗画。形成了海属地区商业交通的中心,江苏省东北部的繁盛之地,民众戏称其为“二上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城市就这样孕育而成。建国后一直为淮北盐务中心,直至现在连云港市区中心,新浦无不深刻地烙有盐文化的印痕,由此也构成了新浦城市发展史的独特内容。

   因盐盛衰的大浦。

   大浦的兴衰与淮盐集散密切相关。清乾隆十五年(1750)后,海潮后退,大浦始有居民在这里建滩晒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盐业及其他物资运输,大浦以胶海州关的名义自行开放,大大地促进了淮北原盐的运输及销售。1926 年陇海铁路修到大浦,建大浦火车站,为运盐专线用。是年板浦盐场也由板浦北的大平埝迁至大浦。板浦坦商集资建成大浦盐坨,盐船由大平埝驳盐河、张跳开支河直达大浦火车站。1926 年大浦坨销盐 26.96 万吨。由于大浦港的扩大,大浦有商行 18 家,旅社 9 家,可谓是四方商贾云集,徽腔楚调杂陈。那时的大浦可谓是个繁荣之地

   1927 年 临 洪 河 逐 渐 淤 积,1930

   年发生日本“白鹤丸”轮在临洪口搁浅沉没。1933 年板浦盐场署迁到猴嘴,由此大浦开始萧条衰落。

   因盐而盛的猴嘴。

   1930 年以前,猴嘴还是一片沟壑纵横,杂草丛生的海滩,民国二十年(1931),武、沈两家把猴嘴土地卖给陇海铁路局。陇海铁路局为了招揽铁路货源,将其后建设盐坨的 600 亩土地奉送给淮北盐务管理局,这时由于盐业兴盛及盐坨兴建,板浦及大浦迁来 10 来户人家,猴嘴始有居民定居。民国二十二年(1933)猴嘴盐坨建成,专线火车开通,淮盐开始用火车运输,由此猴嘴成了盐运重地。加之板浦场署由大浦迁至猴嘴,猴嘴由此很快兴盛起来。

   猴嘴建坨以后,坨里有两条铁路,14 个段位,可储原盐 12 万吨。运盐船在坨内盐河中来往,在坨房停靠卸盐上廪,热闹非凡。火车如条条空肚子的巨龙,在坨里,喘着粗气,冒着白烟,车厢里装满淮盐,长鸣一声离去,可谓生气勃勃。当年不少人又把猴嘴称作苏北“盐都”。

   抗战中猴嘴被日寇占领。1945 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盐务机关继续使用盐坨。1948 年 11 月 7 日板浦盐场解放。11 月 21 日中共华中局和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决定,将板浦盐场改称台北盐场。1953 年设猴嘴镇。1958 年盐区区政府设猴嘴镇,猴嘴成为盐区,云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03 年猴嘴镇改为猴嘴街道办事处,2005 年连云港市市政建设提出“一心三极”战略设想,三极为新海地区,连云地区和青口地区,一心即猴嘴地区,从而使猴嘴街道办事处成为连云港市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区。

   4. 为连云港市的城市发展提供了辽阔的土地资源。

   台北盐场一直属省淮北盐业公司管辖。随着盐业生产技艺的改变,盐用土地逐步调整减少,转为发展种植、养殖业。随着连云港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城市建设,特别是临港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省委省政府于 2007 年 6 月 24 日发文,决定将江苏省淮北盐业公司所属金桥盐业公司整建制地移交连云港市管理;因此,台北盐场一并也划归连云港市。这样一来,连云港市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就可将总面积 40km2 的台北盐场纳入连云港市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台北盐场这块土地上崛起了连云新城、发展了连云港临港产业区,连云港市开发区许多新开工的企业都在原来的台北盐场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台北盐场也在调整自身产业结构过程中,开发建设了许多新企业,由此可见,台北盐场为连云港市城市发展、经济转型提供辽阔的土地资源,为连云港市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将永记台北盐场的功绩。

   (作者联系地址:连云港市老科协)

海门夏季农谚

◎ 李元冲整理

   三月立夏种花勿算早(花:指棉花),四月立夏种花勿等草(草:指绿肥,即使绿肥并不茂密也不要再等了,赶快种棉)。

   立夏三朝裸麦香(立夏节三天内元麦扬花飘香。裸麦:元麦),小满三朝枷头响(小满可以收割脱粒了。枷:一种麦秸脱粒的工具)。

   立夏西北风,小麦要撞钟(指小麦籽粒粗壮,可敲钟)。立夏到,蚕豆炒(蚕豆可以吃了),梅子吃得光光叫(梅子也可以吃了)。

   小满在初(指月初),麦收勿富(勿富:喻没有好收成)。小满在中腰(指月中),一个麦捆两人挑(喻收成好)。好蚕勿吃小满叶(小满前蚕已吐丝作茧,如还在吃桑叶,定是多病、茧薄之蚕)。

   吹过小满风,草籽好留种(草籽:指草本蔬菜种子)。芒种芒种,样样要种,一样勿种,秋后落空。芒种插秧田赶天(整理土地作好插秧准备),夏至插秧时赶时(抢时间)。

   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通常农历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是梅雨季节,芒种后第一个丙日——黄梅头——开始入梅,小暑后第一个未日出梅)。

   五月十三青杠(晴天),床底下摸蚌(喻水灾)。

   夏至来,把秧栽;夏至呒得苗,来年要抱瓢(抱瓢:乞讨要饭的意思)。

   夏至三朝知了叫,耕地有三好:虫死、草死、土变好。夏至棉田草,胜似毒蛇咬。

   正要日长,夏至一碰(夏至以后开始日短)。

   头时棉花二时豆,三时种赤豆(夏至在农业气象上谓之夏令交“时”之日。自夏至日开始为头时,共七天,此后为二时五天,再后为三时三天,至小暑断时。头时移栽棉花,二时种黄豆)。

   夏至无雨三伏热(伏天共计约 30 ~ 40 天:初伏 10天,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至第四个庚日——每个庚日为十天;中伏 10 ~ 20 天不等,夏至后第四个庚日至立秋后第一个庚日;末伏 10 天,立秋后第一个庚日至第二个庚日)。伏时星星稠,明天热煞牛。

   伏里有雨,锅里有米(稻喜欢伏天下雨)。小暑一声雷,黄霉依旧归,倒转黄霉十八天。小暑起西北(指阵雨从西北方向来),鲤鱼跳上屋(洪水为灾的征兆)。

   小暑东南风,四十五天有凉风。

   小暑起燥风(指东南风),日夜好天空。

   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

   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

   小暑发棵,大暑发粗,立秋发穗(指中稻的生长规律)。

   小暑垩稻一换三(小暑时稻是最需要肥力的时间),

   大暑垩稻一换一。

   五十养子勿得力,五月种茄呒得吃(五月种茄太迟了)。

   五月挖葱、六月种葱(葱挖出后曝晒 20 天左右再种,

   才能蓬勃生长)。

   大暑开黄花(指棉花开黄花),四十五天拾棉花。

   六月到,水肥都浇到。

   六月十二借凉风,棵棵棉花如吊桶。

   六月重迷雾,撑船不问路(有暴雨成灾的危险)。

   六月三个阵(阵:指雷阵雨),白米吃来剩(指丰收)。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

   六月北风当天雨。

   六月里锈钉,七月里乌云(指棉花的生长规律)。

   今朝火烧云,明朝晒煞人。

   乌头风(黑云翻滾是阵雨前兆)、白头雨。

   东闪西闪,晒煞泥鳅黄鳝(光打雷不下雨是干旱象征)。

   东南阵,小娘阵(夏天从东南方向来的阵雨较多,故称小娘阵,但一般雨小时间短),落雨不满寸。西南阵,经过落三寸(会下大雨)。

   西北风,寡妇阵(夏天从西北方向来的阵雨较少,故称寡妇阵),经过落三寸。

   南闪火门开(闪电在南方会热),北闪雨来临(闪电在北方很快会下雨)。

   雷击天顶,虽雨不猛。

   雷击天边,大雨连天。

   人在田里热得跳,棉在田里哈哈笑。

   夏天多锄草,秋后收成好。

   春雾雨、夏雾虫、秋雾风、冬雾雪。

   夏刮东南井底干,秋刮东南水淹山(东南:指东南风)。

   春雾有雨夏雾热,秋雾转凉冬雾雪。

   九九落雨(九九,指夏九),口口吃米。

   夏九歌(夏九从夏至开始起九,前后八十一天):

   头九与二九,扇子不离手;

   三九二十七,冷水甜如蜜(指喝凉水很可口);

   四九三十六,浑身汗湿漉;五九四十五,遇上秋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上添被单;八九七十二,薄被换被单;九九八十一,冷风吹飒飒。(作者联系地址:海门市交通局)

姑苏读园续:艺圃、留园、耦园、退思园

◎ 凌龙华

艺圃寓明心

   寻寻觅觅,是那条弄堂般的小巷最终让我找到了艺圃。

   曲曲折折,是那两排仿佛镶嵌在墙壁上的紫藤把我引向了庭院深处。

   何谓大隐隐于市,何谓曲径通幽、引人入胜,访游艺圃,你会深有感触。不远处,就是阊门,就是七里山塘,即便当年,亦“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一个“圃”字,归结于耕读传家,儒;一个“艺”字,钟情于山水审美,雅。读艺圃,你会处处感受到一个“明”字在晃:明朗的明式风格,清明的明臣情结。

   名副其实,这是一座名人名园,也是一座明心明园。始建于嘉靖年间。初创之际,“隔断尘西市语哗,幽栖绝似野人家”;鼎盛之时,“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高贤胜境,交相为重”。

   第一任园主袁祖庚系明代进士、学宪,强仕之年,洁身自好,归隐故里,建“醉颖堂”,悬匾“城市山林”。第二任园主文震孟,文徵明曾孙、明末大学士,满门风雅,一身正气,更园名为“药圃”。第三任园主姜埰 (号敬亭),明崇祯进士,刚正不阿,被贬;明亡后,流寓苏州,改园名为“颐圃”,又称“敬亭山房”,后其子定园名为“艺圃”。至清道光年间为绸缎同业七襄公所所在地(“七襄”借代纺织,取意于《诗经》“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艺圃纵深,南池北堂。全园面积五亩余,池面约占五分之一。风光在水,礼仪在堂。一波三折,进入大门,若心无旁贷,则登堂入室,直奔敦重礼教;若顾盼流连,则别开生面,一下转向山水野趣。

   开朗简练的叠水理水手法,“闭塞中求敞、浅显中求深、狭隘中求险”的美学诉求,令每一位入园者心弦拨动。

   宅五进,庭院深深。前厅世纶堂,教化之义不言而喻。对面门楼砖雕,刻“刚健正中”四字。内厅东莱草堂,悬古松图,旁有对联:“松下论文诸贤乐耳,砚边挥笔数老陶然。”既明淡泊之志,更寄浓郁乡愁。园主姜埰为山东莱阳人,嗜枣,思家乡面食,因而,他把内厅叫做“东莱草堂”,在园中种枣(后其子于树旁追建“思嗜轩”),而把内书房干脆以故乡的一种平民面食命名为“ 馎饦斋”。

   园中主建筑博雅堂,又名念祖堂,硬山屋顶,中堂三间,左右为偏室。堂内梁柱等木结构和砖细均为明代遗物。那些明式桌椅,造型洗练,线条流畅,如铁线篆,叫人忍不住在“端详”之余再“端坐”一会。墙基雕花,梁柱两旁饰“官翅”。官翅系古代官帽两侧的耳翅,标志不同的官位,也表明主人地位。博雅堂有抱对联,与南池风光遥相呼应:“一池碧水,几叶荷花,三代前贤松柏寒;满院春光,盈亭皓月,数朝遗韵芝兰馨。”另有苏州当代书家谭以文行书对联,意境一脉相承:“闲看秋水心无事,坐对长松气自豪。”

   独具匠心“响月廊”。每一扇漏窗都是取景框,而正中间的那一方洞壁天然生成一幅“竹节图”翠色欲滴。“图”旁悬配对联,曰:“踏月寻诗临碧沼,披裘入画步琼山。”下设小几一张,大金砖桌面,抚之生凉,叩之有声。回廊南连假山,东接一池碧水,了无遮拦。“回廊何窈窕,所欣夜景时。”中秋之夜,最是举杯邀月佳处?“响月”一词,绝妙,是通假呢(“响”通“享”),还是通感(视觉听感相通),都说得通,也都可意会不可言传。

   明月明心。艺圃的几任园主不约而同把“明”字双重投映在风景与心灵上,或许还折射出政治“复明”的梦想?“响月”(响月廊)指向“明”,“ 旸谷”(旸谷书堂)昭示“明”,“朝爽”(朝爽亭)暗扣“明”。微言作大义解,不免牵强。但“爱莲”一说(书屋爱莲窝)则明明白白,士子情怀,君子操守。

   自成一统“浴鸥庭”。西南一隅,别有洞天,意象逍遥,乃园中之园、世外桃源。游艺圃,纵可以忽视“正堂博雅”,你也不会漠视“闲庭浴鸥”。穿入圆门洞,不大也不规整的一方天地里,清泉浅绕,湖石巧垒,红叶点缀,绿藤披拂,同时不乏古木、树瘿,俨然一扩大的盆景或一缩微的园林,与庭外的“大山水”构成似有默契的对比。紧挨浴鸥庭,为芹庐与南斋。芹庐为书生用功处,典出《诗经》“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南斋为先生传授处。艺圃的历任主人都好读书、纯真读书,尤其姜埰,为自己与两个儿子营造多处书斋,这些斋就像种子撒播园各处,结出的果,便是归去来兮,子弟读书终生、终生不仕。

   登高送爽“朝爽亭”。亭建在假山上,假山位最南面,与池对面的朱阁对应。百年古木挺立,腊梅一枝横斜,暗与亮,沧桑与烂漫,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里是艺圃制高点,迎风伫立,衣袂飘飘。设若夏日登临,晨风中迎朝阳,当别有一番浩荡襟怀。瞻前,清波平展;西顾,薜荔铺墙。真难忘浴鸥庭高高外墙上那些如织如瀑的薜荔藤蔓啊,它们让我想起柳宗元异乡望乡时写下的诗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心灵为之震颤。逝者如斯“乳鱼亭”。走下朝爽亭,莅水有亭宜观鱼。冬寒时节,鱼沉静,皆呈浅梦状。乳者,喂养也。乳鱼,可能就是喂鱼、嬉鱼、与鱼同乐。乳鱼亭为四角正方亭,货真价实明代遗迹。只要抬头看看亭盖,你会发现,那些驳斑的图饰彩绘,时代印痕依稀分明。在天花板、在搭角梁、在桁枋,瑞云吉祥符,贮存的岂不是传统密码、文化基因?

   艺圃考据:文有汪琬《艺圃记》,画有王翚 《艺圃图》,两人均为明末清初吴地名士。另有文震孟之弟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可为艺圃的叠山理水找到美学依据。

留园当流连

   苏州有留园路,隐约说明了什么?

   流光 400 余载,留园依然流光溢彩。言文化传承,称世界文化遗产,都不重要,也都亲切地切中命脉。

   宅院亦林园,“刘园”而“留园”。明朝血统,清代风格。古典之美,凝结于一“内”字:内敛而富内涵,内肃而又内秀,内工而兼内拙。“内”通“纳”,有容乃大,能纳才旷达。

   简朴的石库门,一不小心,你或错过。入门,曲曲折折,幽幽邃邃,游廊,碑刻,一路前行,一径深入,如入桃花源,似游大观园,留园当流连!

   有艺圃的品质,也有拙政园之印记。留园是一篇文化大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散在布局“园”,不散在精神“留”。游廊,总长逾 700 米,是线索,山水厅堂草树,占地近 35 亩,是素材。设若航拍鸟瞰,则:东南之庭园,雍容典雅;西部之山林,闲云野鹤;北部之田园,风光旖旎;中部之山水,画龙点睛。“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留园又似一书画杰作,整体融会贯通,各部错落有致。可走马观,也可细细品。不在乎留人,而在于留神韵。难怪被推举为“吴下名园之冠”。

   留园有幸,三任园主均为有识之士,文化人。奠基者徐泰时,为明朝太仆寺少卿,归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建此园,“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时人称“东园”。承上启下者刘恕,吴县东山人,官至广西右江兵备道,清嘉庆三年(1798)在东园故址上改建成“寒碧山庄”,俗称“刘园”。鼎盛创举者盛康(进士)、盛宣怀(洋务派代表人物)父子,于光绪二年(1876)扩建成“长留天地间”的一代名园“留园”。清代国学大师俞樾所作《留园记》有这样的盛况描述:“嘉树荣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燠馆,风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逦相属。”

   重游留园,仿佛时空回溯。步入游廊,三块“留园”题匾,扑面而来。感谢留园的主人,把艺术镶嵌在墙壁上,而把历史投影在光阴斑驳间。留园三百多方书法碑刻,其中著名的“董刻二王帖”,就出自邑人(明嘉靖年间吴江松陵人董汉策)之手!

   循规蹈矩,留园当作东北西南“回”字游。设若心急,旁枝逸出,则直接进入中心“涵碧山房”,看山水灵动,观旱舫“恰航”。

   “古木交柯”正式拉开序幕。书条石是游龙,枯藤是壁虎,引你走向更深处。

   好一座五峰仙馆,面阔五间,富丽堂皇。这是苏州园林中规模最大的楠木厅,有“江南第一厅堂”美誉。不必看陈设,就看高悬的匾额,就看匾额上那四个发散出金石气息的篆书,你就感受到文化与传统的张力。字为清代金石书画大家吴大澂所书。

   五峰仙馆前,垒石成峰,上卧苍柏,似有云气相萦;侧有小院,石林,杂树,一派野趣,正应文徴明门洞题字“鹤所”?

   浮想翩跹,不觉已至“林泉耆硕之馆”。此馆俗称鸳鸯厅,分别刻有《冠云峰赞》《冠云峰图》,堪称南北呼应、图文双璧。另有双绝,一屏一联。一屏大理石,圆屏面直径达 1.4 米,显现一幅天然的米家山水“雨霁图”;一联为清同治状元陆澜庠手书,出手非凡:“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

   水到渠成,东园主角“冠云”登场。冠云亭,冠云楼,众望所归冠云峰。峰为太湖巨石,高 6.5 米,集“皱、漏、瘦、透”四态,兼“奇”与“直”,一望如奇峰突起,再望如云气直上。旁衬“瑞云”“岫云”两峰,整体“如一幅山水横披画”。瑞云峰为叠山杰作,由明代造园大师周时臣堆叠,“妍巧甲于江南”。

   又一墙,入“活泼泼地”。“活泼泼地”为一水阁,也可看作留园西南部山林的形象代言。这里是留园的“郊野”,土坡,曲水,疏木,闲草,高高下下,起起落落,好一个“稻香村”写照,好一番“枯藤老树昏鸦”景况。回廊不弃不离,曰“缘溪行”;廊亭“君子所履”,悬对联“今日还宜知此味,当年曾记咬其根”。

   回归中心,水为园魂。留园的精神在东园,在庭堂;留园的精华则在中心水域。此处跳接游园序幕“古木交柯”,也就是笔者开篇提示的游园“心急”旁逸处。涵碧山房,顾名思义,依山而筑,苍色生凉。池沼、梧竹、白皮松,澄碧清寒。山房可上可下,上则为山下则为房。房东侧为明瑟楼,面水,造型似船,寓启航东行,故题“恰航”。池沼周遭,景点巧设,绝妙可概括为两楼、两亭、两轩。两楼为涵碧山房(彰现并观望山色),清风池馆(临风而俯瞰水景);两亭为山上可亭(古银杏两株峙立,树龄均逾 200 年),水中濠濮亭(连曲桥,鱼声可闻);两轩为绿荫轩(八面来风,凭栏可把酒),闻木樨香轩(八月桂花,中秋宜赏月)。古银杏,南紫薇,擎天大树,揽岁月留枝头。风生水起,水起生凉,雪舞时玲珑,盛夏时空灵,留园四季可流连。

   留园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复并最先对外开放的

   苏州园林。回眸,凝望当代书法家顾廷龙老先生真书所题“吴下名园”,豁然开朗。

   留园不远处有上津桥,桥旁仿佛还有一个什么将军卖药处亭。留园的西面则是西园,那是五百罗汉的天地,同样“活泼泼地”

耦园乃偶缘

   “耦园住佳偶,城曲筑诗城。”冥冥中,耦园再现沈复“浮生六记”景象,再道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声。处姑苏城东北隅,以绝对的三面围水本色诠释“人家尽枕河”。耦园,呕心家园,倾心小筑,一个主题——回归。

   在苏州名园中,宏大显现为拙政园,中庸体现为留园,而精致,单纯表现可能只在理趣的沧浪亭与情趣的耦园了。

   事实上,耦园真的是偶缘。偶乃命运,缘则注定?清同治十三年(1874),时为正三品官衔的沈秉成抱病侨寓吴中,购得荒废“涉园”,心如止水,携爱侣,聘画师,再营佳构“耦园”。

   沈经受了难以平息的宦海风波、家庭变故(两度丧妻并丧两子),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渴望可想而知。天生有缘。当早成知音的才女严永华以神仙眷属面目相伴来苏,耦园诞生了。光绪二年(1876),萋萋相门城墙下,脉脉流水拥戴,夫唱妇随,“枕波双隐”。据年谱,园林介绍中屡提的园主身份“安徽巡抚”,当是多年后的事,可能也是这段八年“偕隐”佳话的终结之时。是偏安一隅,也是远离尘嚣。不管怎么说,游耦园,你是不可能不体察到两大特色——外水而内山;不可能不在乎两大主题——归隐与眷恋。凝聚到一点,便是一个字——“耦”(通“偶”)。

   耦在人,佳偶连理,无需赘述。耦在建构,东西对称,显而易见。耦园前身为清初保宁太守陆锦所建涉园,意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改建后,东园寄情,西园藏书,“偕隐双山间”。

   耦园的精华无疑在东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偌大一处黄石假山,恁样一池曲桥碧波,还用题景“山水间”吗?今人多情,硬生生把山水间的那座水榭命名为“山水间”。也罢,且一访。但见镂窗映水,琴桌临风。刻有“岁寒三友”的鸡翅木透雕落地罩,整框一体,叹为观止。想当年,沈氏夫妇于此听风赏月、吟诗抚琴,该是何等神仙逍遥。榭柱有联为证:“佳偶配当年,林下清风绝尘俗;名园添胜概,门前流水枕轩楹。”“吾爱亭”“望月亭”如栖息树巅的一对鸟儿,一邻水榭,一与水榭隔水望。亭之所在,系涉园旧址,下有“还砚斋”,斋中悬联一副,为清代大学士刘墉所题。刘墉当时与沈秉成等正直臣子作淡淡君子交往。联语直指吾辈胸臆:“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

   于是,齐整开阔的东园正厅顺理成章被命名为“城曲草堂”。

   行文至此,东园的灵魂凸现了,它就是山,就是那座用黄石垒就的“黄山”,与苏州园林环秀山庄的太湖石假山一争高下,获“吴中之冠”赞誉。江南园林,尤其是苏州园林,往往就地取材,叠山理水多用太湖石,因而,黄石假山不多见,如此体量的黄石假山更为罕见。耦园的精华在东园,而耦园的精神肯定在西园。经受了太多的起伏,漂泊之舟随遇而安。如果说东园是爱之巢,那么西园便是书之窝。寂静,有点儿。寂寥,谁能解?

   数茎瓦菲,几丛悬藤,藏书楼前“织帘老屋”,执着表明“耕读传家”?此处为园主治学修身之处,有对联,古拙隶书:“织帘高士传书法,卜筑平泉负令名。”

   再行前,南面,纫兰室。假山陡立,藤萝满墙。这里的假山,当然太湖石垒就,这里的太湖石极有可能来自园主故里湖州——与东园假山黄石呼应。

   东西对称,中庸中轴兼中庭。这就回到游园起点。入园门厅,题匾“偕隐双山”。有抱对联,值得驻足,系一代篆书大家邓石如所书:“逍遥于城市而外,仿佛乎山水之间。”

   进而载酒堂。悬“松下醉酒图”,旁有姑苏书法老翁瓦翁所书对联:“东园载酒西园醉,南陌寻花北陌归。”

   中庭,无俗韵轩。轩不起眼,起眼的是轩前之庭。庭也不特别,特别的是组合——白墙如白纸待画,漏窗如镜框待嵌,树有三影待描(“金桂”“紫荆”“苍松”),石有三山(三座太湖石峰)待招。亦俗亦雅,由此及彼。过道承接西园,游廊开启东园。点睛之笔,女主人严永华诗书双绝——砖刻对联“耦园住佳偶,城曲筑诗城”并题匾“枕波双隐”,赫然于眼前。才女才情,伉俪情深!三面水润一面街,前后码头舟作车。走出耦园,风舞杨柳,春色满城隅。

   偶缘耦园。园不小也不大,占地十亩许。名不显也不俗,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贴水退思园

   退思园在同里,同里在吴江,“宛在水中央”。

   首屈一指的中国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这样感叹:“吴江同里镇,江南水乡之著者,镇环四流,户户相望,家家隔河,因水成街,因水成市,因水成园。任氏退思园于江南园林中独辟蹊径,具贴水园之特例。山、亭、馆、廊、轩、榭等皆贴水,园如出水上。”

   不为传说的“富土”(同里古称“富土”),不为当下的“世界文化遗产”(同里退思园作为苏州园林一员列入名录),只为一个根本“园”和一个祈祷“退思”。

   退思园俗称任家花园,园主任兰生,为清光绪年间正四品官员。古时,文人幸而不幸。幸在“学而优则仕”;不幸在于一旦不测,一切完蛋。

   如此命运,退思园的主人遭遇了。弱冠即出道,不惑被弹劾,知天命而赍志殁。“题取退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其弟挽诗,凄婉道出园名之由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典出《左传》。光绪十一年(1885),失魂落魄的任大人归去来兮,唯一的寄托就是故里,就是家园。惊恐与惭怍,进忠与补过,谁知,亦谁也无从认证。

   有 一 点 是 确 凿 的:官 场 失 意,乡 场 适 意;入 世 出仕,出世入园。光绪十一年,任兰生归来;光绪十三年(1887),退思园落成。

   四围荡漾,一荷舒展。水浴的同里,目送远扬的帆,也始终牵挂不系的归舟。狭长地带,不足十亩,却一应俱全,驰骋千里。本乡画师袁龙,深得本土造园大师计成(中国第一部园林建筑专著《园冶》作者)精髓,不张扬却丝毫不怯场,图纸一出,一鸣惊人:照壁当前,不露富;并列一体,不炫酷;因势利导,不浪费;贴水而筑,不庸俗。于是,退思园“退而思进”特性昭然:西宅中庭东园,尽忠补过守拙。

   这样的概括,或多或少沾染些文字癖。江南园林,特别是苏州私家园林,从来就是失意的官宦兼文人与一试身手的画家兼匠人,不期而遇,联袂打造。退思园也不例外。

   缘退而思,基于退思而建园。水,不容忽视;贴水,意味深长。

   最是那一场雪,飘飘洒洒。雪累积了,似有似无,在水面上体贴地披拂。红锦鲤鱼,泡泡眼金鱼,屏住呼吸,如一枚枚浮标悬置水面层。雪淡鱼出色,水清池深厚,这样的景象宜摄取,进而制作成明信片。

   如果可以,我将用这样的明信片记录下对退思园的两重感触。

   第一重:退居而内敛。

   智者乐水,江南多水。任氏归来,既是官场倾轧,也是人生追悔。历时两年,白银十万两,园落成,怨渐释,神欲定。孰料,路回峰转,而,风云不测。次年,黄河决堤,老将出马;马失前蹄,一命呜呼!不及一逞“平反”之快,未暇一享“退思”之乐!

   因而,你看,退思园之构建,本质锁定“退居而内敛”。后河前街,西宅东池。不在乎有背靠,不计较“金克木”。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入园,你会诧异,怎么不是“一进一进”啊;随之,你会惊奇,怎么会是“一并一并”啊。一进一进,指庭院深深,大户人家,居室布局讲究“登堂入室”;一并一并,指退思园别出心裁,改递进式为并列式,呈“西宅中庭东园”结构。

   第二重:退思而传续。

   世事纷繁,仕途卜测。同里之水,不计其数。抽象概括,两条河:一滔滔外流,一涓涓内润。大河壮阔,通向外面的世界,这当是退思园主人少壮有为的“出道”;小河纤细,反哺故里,这该是退思园主人万念俱寂的“归隐”。

   因而,你看,退思园之经营,精神寄托“退而思”。出于“儒”,归于“耕读”。于是,你会在正厅“荫余堂”很自然地看到士大夫、书香门第一如既往的摆饰:一幅牡丹图,一副对联“水榭东来香入座、琴房月照静闻声”。同时,也会读到第二代园主任传薪“薪火相传”的业绩:倡导现代教育、创办“丽则女校”;缔结园林情缘、抢救“退思废园”。

   罗星水滋润,同里土富有。百年沧桑,百感交感。——至此,有必要游一下“园”。

   由西而东,融会贯通:府,宅,庭,园。

   府第三进,门厅、茶厅、正厅。常规,常礼,常见。

   内宅,五底五楼两幢,南北对称,东西复廊沟通,俗称跑马楼。

   中庭,陡见旱舫。舫侧有玉兰两株,一为园主当年手植广玉兰,一为修复移植白玉兰。君子之交,义结金兰;兰生幽谷,金玉满堂。此庭北有“坐春望月楼”,闺阁也。

   不邀而至,庭而侵园,这是揽胜阁。此阁另类,轻轻松松霸占得最佳视角。

   圆月洞,贴砖门,高潮之帘拉开。这就到了退思园的精萃(或曰灵魂)处——退思贴水花园。贴砖门,防火又笔墨品位。一侧砖额题为“退闲小筑”,一侧隐现为“钥销烟云”。字系当代同里书法名家徐穆如所题。

   “小筑锁烟云,园小景无穷。”以水池为中心的花园,自成一统。所有的构筑围绕着池,所有的景观鉴赏于水。水托起亭台楼阁,鱼贴近花草木石。于此,不得不佩服造园者之匠心,也不能不折服“贴水园”之概括。石舫“闹红一舸”,昂首东航;“退思草堂”与“菰雨生凉轩”,隔水相望。

   所有的乡 愁,所 有的 告 白,所有 的 退 思,俱在花园之“贴水”。承此,有 必 要叙一下园之“缘”。

   ——缘寓“园构”。

   由 西而 东,由 北而 南,退 思园之花园堪称小园大手笔。花园有“退思三宝”:赵孟頫 《归去来辞》拓片、灵璧石老人峰、长廊漏窗石鼓文饰“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退思花园以水池为中心,点睛之笔为石舫“闹红一舸”,上可唱曲演戏;北主体建筑为“退思草堂”,前可观嬉鱼戏;南建筑精华为“菰雨生凉轩”与“辛台”,天桥勾连,别具匠心;东有如鹤独立“眠云亭”,夏日博弈,棋高一着。缘之凝聚,平心而论,最为“菰雨生凉轩”。菰水生,俗称茭白,为太湖“水八仙”之一,系结乡愁。此轩贴水而筑,轩前置一湘妃榻,榻后置一西洋镜(名副其实,此镜由第二任园主从德国带回,历光阴百余年而镜色不改)。入夏,榻上一卧,如枕涟漪,不雨亦凉,有“菰雨”更凉。因而你若留意匾额,不难发现,“凉”字多了一点,写作“ 涼”。再读一读两侧对联,心中的凉意会更浓一层:“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布吉祥声。”联为园主好友所赠,意在劝慰,何尚不在纾解中国文人的“穷通”情结?

   “大园宜依水,小园重贴水”,退思园外依水内贴水,缘自源来!

   ——缘续“园冶”。

   同里实在是风水宝地。《园冶》作者、一代造园大师计成生于此,退园设计者、杰出画师袁龙生活于此。梳理脉理,退思园之建造,实得天地人“三和”;更得造园之精髓,“轩楹高爽,窗户虚邻”“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新时期,又有同里人在“富土”修建筑了私家新园林“静思园”,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退思园有幸保存并全面修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陈从周先生。陈先生与退思园深有缘,确切地说是退思园在冥冥中与陈先生实在有缘。退思园第二任主人任传薪(任兰生二公子),民国年间曾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 与 结 成忘年交。

   而 今,退思园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美国纽约市 一 处“江 南庭园”,即以退思 园 为 蓝 本,命 名 为“退 思庄”。 这 从 一个 侧 面 说 明,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退 思 其实也是进取。

   ——缘随“园游”。

   退思园“四季有四景”,对应取景佳处:春在“坐春望月楼”,夏在“菰雨生凉轩”,秋在“桂花厅”,冬在“岁寒居”。退思园“四处有四艺”,体现传统修养:琴艺有“琴房”,棋艺有“眠云亭”,书艺有“辛台”,画艺有“揽胜阁”。其中花园西南部与“辛台”相接的楼廊(俗称天桥),匠心独运,风景尽收眼底,与遥相呼应的“揽胜阁”,同为绝胜处。

   走出退思园,回望,洞门上首书“留人”两字。意犹未尽,“人”字一捺处添加两点,这不变成了“心”字?留人当留住心,情意何等殷切!

   附记:以张国荣《风月》为代表的一百多部影视剧取景于退思园,以聂卫平为擂主的棋圣争霸赛曾鏖战于此园“眠云亭”。

   智者乐水,贴水亲切。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政协文史委)

金陵愚园:“愚者”的智慧

◎ 宋羽

   民国初年,辞去大总统职务隐居于天津租界的徐世昌正在修编《晚晴簃诗汇》,在这部清代诗歌总集里,徐世昌收录了一首题为《秋夜》的诗——“蟋蟀啼不止,虚斋秋夜长。隔帘见河汉,云影淡微茫。竹树弄疏响,罗衣生嫩凉。流萤解人意,来照读书床。”这诗写得虽不算出彩,倒也流露出怡然自得的雅兴,读来觉得平静祥和。写诗的人叫胡恩燮,徐世昌编诗稿时他已离世多年,只在金陵城南留下了一座以“愚”为名的宅院,以及一段并不为太多人所知的“愚者”往事。

远离仕途:大智若愚

   胡恩燮祖籍安徽歙县,清道光四年(1824)生于南京,其父胡莹轩长期经营皇宫织锦贡品的业务,在南京城颇有名望。也许是经商者特有的性格使然,胡家人一脉相承的是含蓄、内敛的格局。对富甲一方的胡恩燮来说,在晚清的官场上谋个像样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胡恩燮的仕途一直不顺,跌跌撞撞二十年,不过赏了个“蓝翎六品”苏州府候补知府的虚职。对于这样的结局,胡恩燮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而是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接受命运的沉浮起落。

   纵观胡恩燮的一生,从庙堂之高到乡野之远,其实经历了一段多舛的命运,他依然记得二十年前胡氏家族遭遇的血光之灾——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城里的宦门富户尽遭杀戮,胡家也同样陷入险境。与母亲感情深厚的胡恩燮,在水西门外芦苇荡里挖掘地窖,将母亲藏匿其中,等到天黑再亲自背着母亲逃离南京。清政府为表彰他的孝义之举,敕建孝子牌坊。在这场变故中,胡家共有 11 口人罹难。

   此后,胡恩燮招募了一支武装队伍,投靠清军将领向荣,多次与太平军交战,并立下战功。史书记载,咸丰四年 3 月 20 日夜晚,胡恩燮引导清军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梁部抵达神策门外,在通过沟堑时胡恩燮被太平军设置的竹签戳伤了双脚。后来不久,向荣拨给胡恩燮水军300 人,胡恩燮领兵在大胜关一带的江面上伏击了太平军水军,击沉敌船数艘,生擒敌将刘显英。几个月之后,胡恩燮还参与了七桥瓮之战,很受向荣的赏识。

   也许是家族变故带来的创伤,清政府收复南京后,胡恩燮不再热心于仕途,同治四年(1865),他放弃了赴京接受吏部考察的机会,选择在家中照顾患病的母亲。接下来他先后在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衙门做幕僚,最终平静而低调地远离了风诡云谲的晚清政坛。

   虽然胡恩燮在光绪七年(1881)接受了左宗棠的委托,去徐州创办利国驿煤铁矿。在徐州经营煤铁矿期间,胡恩燮、胡国光父子仿照欧美股份制公司的做法,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上海、苏州等地设立办事处,成为徐州晋代煤矿业的奠基人。胡恩燮并没有拿着这些成果向清廷邀功,光绪十三年(1887),他以养病为名辞去矿场总办职务,回到南京老家,也许对他来说,这次出山徐州不过是重拾经商这个老本行罢了。

   在俗人眼里,放弃封妻荫子的机会,心甘情愿做一个商人,实在是愚笨,胡恩燮却从“愚”中读出了做人的智慧。他在筑园时袒露了自己“乐山水而自晦于愚”的心迹,在大巧如拙、大智若愚的人生哲理中度过余生。如今,“容安小舍”的天井内还有一株百年枇杷树,为愚园旧物,老树枝繁叶茂,浓荫淡碧尽显当年园主人的散淡情趣。

   晋代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解甲归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少一人?”还是胡恩燮活得明白和洒脱,给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境界。

暂寄红尘:梯愚入圣

   细数愚园的历史,还得说到明代大将中山王徐达,愚园恰是在徐达后人徐傅的别业旧址上修建的。在明代开国功臣中,徐达低调而谨慎,是少有的善终者,死后赐葬于钟山,徐家族人也因此得以保全血脉。也许,胡恩燮选择在此筑园就已从徐达的人生中参悟出世事无常的道理,进而获得了一种淡泊的心性。

   同治十三年(1874),愚园刚刚建成时,胡恩燮写了一篇《寄安别墅记》,他在文章写道:

   “地寄于天,万物寄于地,寄之为义,大矣哉!人不知身之为寄,何有于物。既知身之为寄,更何有于物。余行年五十矣,于杏花村畔购屋数楹。嗟乎!我寄予屋耶?仰屋寄于我耶?即谓屋寄于我,所寄亦甚暂矣。或传之子若孙,能守之,此寄之长者也,寄也。或及吾身而不能守之,此更寄之暂者也,亦寄也。光阴易逝,瞬即蹉跎,日用伦常,完其性分,以期安此寄焉云尔。”

   胡恩燮用一个“寄”字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在自然万物面前,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也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暂寄”于人世间而已。对于愚园来说,他只是一个过客,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生命都是有限的,结局都是平等的。在历经仕途坎坷、商海沉浮、家族变迁之后,胡恩燮开始以散淡之心对待生命中的得失,当他在波光潋滟的愚湖畔发出“光阴易逝,瞬即蹉跎”的感叹时,尘世间的蝇营狗苟已被他忘在了身后。功名利禄,多少人为之耗尽青春,多少人间真情被弃之不顾,可一朝得到了,就能永远属于自己吗?就像这座精致的宅院,今日这宅子姓胡,传了两世三世,也许就换了主人,攫取太多而不懂得放弃,只会把自己束缚得更紧,那才是真正的愚笨。

   一篇《寄安别墅记》,短短百余字已道出了园主胡恩燮的心声,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他不再为名利所羁绊,开始回归家庭,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修身养性和营造胡氏家族长幼有序、和睦相处的良好氛围上。不大的一方院落,为胡恩燮留下了一片世外桃源,他得以在此思考和休憩,静静等待灵魂伤痕的愈合。

   在愚园内,胡恩燮盖了一间“课耕草堂”,作为胡氏家族的子孙躬耕灌园的场所,胡恩燮经常召集本家妇孺在草堂前,他亲作示范,或种植花木,或耕种粮谷,以此教育胡家子弟不要安于享乐。“犁雨锄云皆事业”,他在诗中这样写,在他看来,修身与修心是同等重要的,只有躬耕于红尘,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乐趣,

   胡恩燮在自家的花园里也写下了不少诗句,如《城市山林》诗“小筑效山林,聊以志吾志”,《愚湖》诗“人笑愚公愚,构园如移山。大智莫若水,名愚岂其甘”,处处充满返璞归真之趣,在愚的哲理中步入乐以忘忧的高度。

   光绪十八年(1892),68 岁的胡恩燮在愚园闭上了双眼,他走得平静安详,走得无牵无挂。千帆过尽,阅遍沧桑,人生豁达莫过于此。

   《乐隐词》有曰:“短短横墙,矮矮疏窗,花楂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嶂,绿水旁边,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从愚者,到圣贤,原来只隔着一堵不高的马头墙。

借景山水:愚人自乐

   明清时期,南京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私家园林,比如袁枚的随园、李渔的芥子园、甘熙的“九十九间半”,胡家的愚园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晚清最著名的南京私家花园,知名度甚至可与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瞻园相比肩。可以说,愚园凝聚了胡恩燮及其养子胡国光两代园主的心血,在愚人自乐的心性里不经意间造就了一方胜景。胡恩燮修建花园的灵感来自于苏州的园林,早在他在苏州任候补知府时,他就为城内形态各异的园林苑囿所折服,尤其钟情于狮子林的假山。辞官后,他便在南京城南购下西园故址,修建亭台水榭,广植花木,还特意在宅院西边的花园里还叠起一片规模不小的假山,其形态和结构多仿狮子林,愚园因此有了“金陵狮子林”的美誉。胡恩燮在园中建有清远堂、春晖堂、水石居、无隐精舍、分荫轩、松颜馆、城市山林、在水一方、小山佳处、渡鹤桥、小沧浪等景观,是为愚园“三十六景”。民国四年(1915),胡国光扩建愚园,增设 34 处景观,故有愚园“前后七十景”之说。

   辛亥革命后,愚园被张勋“辫子军”所占据,三次革命时毁于战火,抗日战争期间又多次遭遇损毁,仅留有水池和一些不多的遗迹。所幸著名建筑师童寯曾亲赴愚园,将其格局及主要景观绘制在了《江南园林志》中,如今才得以重新复建。

   愚园的建筑特色为前衙后府,这符合胡恩燮曾出过仕的身份,整座宅院由主厅、厢房、前堂、客厅、天井、花园组成,其形制和结构明显带有中国北方民居的特色,又因地制宜地吸纳了江南园林的精妙手法,同时在墙体、天花板、门柱等进行修饰时,还采取了清末贵族热衷的西式纹样,可以看出商人出身的胡恩燮具有灵活变通的心性。

   一座精巧的园林,总离不开山与水的衬托,有了山,就多了俊朗飘逸的洒脱;有了水,就多了玲珑剔透的婉约。明末造园艺术家计成著有《园冶》一书,对于园林的选址,计成推崇的是“山林地”和“江湖地”。地处南京城南的愚园,毗邻秦淮河,近有凤台山,远有紫金山,山水交融,让一座园林在有限的空间里拥有了无限的景观。

   今日的愚园,最佳的风景莫过于一座假山和一方池沼,叠山理水,移花接木,寥寥数笔,其实是给了园林画龙点睛之妙。造园学家陈从周在《说园》中提出“水曲因岸,水隔因堤”之说,水本无形,因堤岸而呈现出或柔或刚的线条,这恰恰体现了东方文化中阴阳刚柔相济的哲学。因此堆砌假山,轮廓须有变化,胸中有丘壑,这是假山设计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愚园的山虽是今人复建,倒也虚实得体,有清芬雅致之感,尤其是山间的曲折小道,回环往复,行走其间,趣意盎然。

   园林艺术体现的是人文与自然的和谐,是园主人借助于自然景观体现自己情趣的一种载体,当胡氏族人洒脱地把无限风光拥入怀中时,内敛的愚园已在不经意间惊艳了大半个江南。

虞山园林何处寻

◎ 李 烨

   常熟老城区的古典园林是江南园林的代表,大都以文人园林为主,亦宅亦园,可居可游,体现了常熟文人的情趣与审美。由于岁月沧桑,大部分园林已经湮没无存,不为人所知。本文试图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它们的身影,让人们了解北门大街曾经出现的园林。

   常熟的园林,得益于好山好水,能工巧匠的妙思精构,更得益于深厚的人文底蕴,小巧而灵动,充满韵味,就像寥寥数笔的水墨画,平淡中点缀着斑斑色彩,一切都十分自然。时间磨去了岁月的痕迹,如今我们只能从故纸堆中去查找蛛丝马迹,探寻它们曾经辉煌的身影。

   小三台是北门大街的起点,原有的意境与情趣早已湮没,山脚旁几块巨石,散落在乱草杂树间,后人演绎出黄初平叱石成羊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来,名为“初平石”。这是一个道家的经典段子,带点仙气,其实这是文人借用了唐代贯休《和韦相公话婺州陈事》:“昔事堪惆怅,谈玄爱白牛。千场花下醉,一片梦中游。耕避初平石,烧残沈约楼。无因更重到,且副济川舟。”表达人们对耕读避世生活的向往。小三台的地名由来是因为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台筑于此,这一带山称为萧家山,而读书台也称为“萧山台”,久而久之,人们转音读成了小三台。镌刻在石上的文字大都是晚清时期常熟文人游览虞山时留下的,透过字里行间,遥想当年他们登高望远,指点江山,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动人场面。

   小三台旁仲雍墓、言子墓并峙,言子墓道前一泓清泉潆洄,积水为潭,名影娥川。言子后裔世代筑庐而居,守护墓葬。唐宋交替之际有言思贞(896~963),字周道,号潜轩,别号我醒居士,为言氏 43 世。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于是在影娥川南边纸窗竹屋,名“容膝轩”。有园半亩,山光潭影,满庭芳草。言思贞以种花陶冶心情,著有《百花谱》2 卷。尤其以莳兰花而闻名于时,据说他用言子墓旁的泥土培育出来的兰花与众不同特别漂亮。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这里有日涉园,主人是蒋世卿、蒋以忠父子,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蒋以忠 (1533~1589),字伯孝 , 号贞庵、存方。父蒋世卿,字元佐,诸生,以母守节,号慕节。蒋以忠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授福建长乐知县,后升南京刑部主事。晋郎中,外艰归,服除再补刑部。迁河北广平知府,因工作卓著升福建副使,未任卒。蒋以忠为人忠厚,居官廉介,内行修洁,有君子风度。蒋以忠居住在市心街,即今天的紫金街。蒋世卿喜欢清静,在影娥川南侧购得的几间破土屋稍加整修。万历年间蒋以忠又从道士手中购得旁边空地建祠堂,蒋以忠子蒋国瑜、蒋国玞由南向北扩大。园中茅亭草屋,小池幽径,“左有虞山横带,如围如屏障之。一举目而山挟四时之色,无不献状于几席间”即所谓借山入景。万历、天启年间著名女诗人翁孺安留有一首《减字木兰花·题日涉园》:

   白云深处,帘卷画楼含暮雨。玉树歌残,野鸟心闲独自看。门摇杨柳,高士纶竿今在否。尚想分题,林外烟岚翠不齐。

   此处是登山必经之地,虽说是园林,更像当今的“农家乐”,“近宅来游便,因山取胜多。”日涉园名声在外,却引出一场官司,言氏子孙认为蒋氏侵占了祖业,告到官府,此时蒋以忠已经去世。官府最终判给言氏,因园中有古松一株挺特,俗呼一株松,因此更名“一松山房”。山房门外有道南泉,岩石竞秀,嘉木茂林,四时游憩不绝。日涉园从此消失鲜有人知。言氏把得之不易的一松山房绘成图勒石成碑,至今仍保存在言氏老宅内。到晚清时,一松山房被基督教监理公会买下,建造了平房,民国后,拆平房建成基督教的景道堂。而日涉园的南部被胡氏购得,建了一所胡氏宗祠,后成为民居,如今则成为常熟博物馆。

   过言子墓,对面邵巷,后称含辉阁,有半野园。相邻从据树弄一直到北城墙的混堂弄,东到琴川河边的西施墩、西施渡桥,是被称为县前周氏的周彬建于弘治年间的“北园”即“苍翠园”,占地面积近 30 亩。园中回廊曲岸、湖石假山、小山土墩纵横交错,仙人洞、小桃源、小瀛洲分布园中,紫竹林、枫林、桂林,柳堤、梧园应有尽有。花边亭榭水边台,园内有让德堂、怡观堂、旭照堂和乐山亭等建筑,可与钱岱小辋川相颉颃,是北门大街最大的园林。周彬筑园目的是让父母安享晚年,规定子孙年满 50 岁每月仅有 1、2 日才能登园中最高处乐山亭。30 岁以下须在园中溉树葺枝,除草修花。周彬之后园多次易主,到周彬曾孙周敷锡时才购回,已是残破不堪,景色全非。崇祯十五年(1642),南边废圃被钱谦益购买,造了留仙馆和玉蘂轩,其中玉蘂轩毁于绛云楼之火。

   北园对面有一条山弄,弄右在明代有“嘉荫园”,为陆尊礼所筑。陆氏由江阴迁居常熟,称东门陆氏,在明朝是簪缨世族,虞山北麓有陆氏家族的墓园,称陆家山,陆尊礼两位兄长陆崇礼、陆问礼是万历年间的进士。陆尊礼在虞山脚下凿山开池,筑亭建阁,因园中植松十五棵,又称“十五松山房”,时间在万历年间。陆尊礼子陆辂,字再商,号次公。是虞山诗派中的神韵派人物。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著名戏曲家汤显祖故乡抚州任通判。康熙三十三年(1694),陆辂捐款筹资由汤氏后人重建玉茗堂,次年落成。落成那一天,大宴宾客,并在玉茗堂演出《牡丹亭》,连续二日,盛况空前。清代大文学家王士祯写诗道:“落花如梦草如茵,吊古临川正暮春。玉茗又闻风景地,丹育长忆绮罗人。望城回棹三生石,迦叶闻筝累劫身。酒罢江亭帆已远,歌声犹绕画梁尘。”可见当时演出的动人情景。玉茗堂在我国戏曲史、文化史上是一座值得纪念的文化遗址。陆辂重建玉茗堂成就了一段佳话,之后不久即因病解组归里。陆辂回到家乡,在十五松山房旁先后建成嘉荫堂、涌月轩、郁苍楼,经常在园中举行雅集活动。一时名流云集,并留下了“歌声花底出,月影树梢来”的佳句,令人神往。环境养人,陆辂朝夕起居,闻松涛声声,听涧水涓涓,领略一岭烟霭,活到 93 岁。去世后三峰寺僧人川回成为园主,郁苍楼改为“雪北精庐”。后圮。乾隆四十七年(1782),邑中著名父子书画家姚大勋、姚左垣恢复郁苍楼,增建旁屋三楹。园继为兴福寺方丈改庵所有,修缮一新。乾隆五十四年(1789),吴卓信、孙原湘、陈声和等人游览郁苍楼,吴卓信写下《游郁苍楼记》。

   乾隆己酉暮春之初,鲍子麟客、萧子子山、孙子子潇、陈子筠樵、鲍子叔野、席子子侃过予,作北山之游。饭毕遂行,将出城而雨,遂从陈家山门半巢居至郁苍楼小憩焉。楼在虞山北麓,幽峭空旷,离绝尘世。康熙初,抚州别驾陆公辂所构,旁为十五松山房,即其祖赠公尊礼别墅。后归三峰川回和尚,川回示寂,继之者弗克负荷,日久陊剥。会兴福方丈改庵,退院闲居,遂发愿担护,撤其旧而加廓之。挹岚翠于轩窗,断尘氛于庭户,吐纳日月,出没烟云,奇峰古木,合沓亏蔽,凭栏遐眺,丛在几席间。高流可以栖遁,词人可以登览,洵城北精庐之最胜也。改庵因出《郁苍楼图》卷属题。图为梁溪秦凤罔氏所绘,经营点染,寓意幽深。昔人所云可游可居,或庶几焉。前有陈耕岩侍御序,后有姚星岩吏部跋,诸同人遂各题诗一首。予乃书数语,以复于改庵,即以记一时之游兴云。

   嘉庆年间屈轶得之,改名“享帚山庄”。屈氏是常熟八大姓之一,也是常熟文化世家。屈轶(1768~1835)字侃庭,一作侃存,一字侃甫。贡生,署南汇训导,改兵马司副指挥。嗜藏书,藏书楼名“享帚山房”,积书盈 2 万卷,皆善本。工古文辞,尤习掌故。以发微阐幽为己任,采邑中遗闻轶事,曾协助黄廷鉴删定所撰《琴川三志补》《续补记》。李兆洛有云:“南中聚书家,常熟最有名。向得汲古毛,屈子今著声。”屈轶把散落在园中石刻收集起来砌在墙壁间,补松种竹点缀其中,“筑亭占高冈,群峰受约束。满架蔷薇红,十里裠腰绿。”“四季看花人不绝,就中尤好是寒梅。”屈轶为人豪爽好客,与邑人黄廷鉴、程定谟、吴景恩、张铎莫逆之交,经常一起畅谈。屈轶因嗜藏书而贫困,无力维持。屈轶有感于好友张大镛志趣相投,情同手足,把园林托付给他。

   张大镛(1770~1838),字声之,号鹿樵。乾隆五十九

   年(1794)举人,官内阁中书,升侍读,后至观察使。张氏家族世有藏书,祖父张仁美、父张敦培均有藏书之习。自幼受家风熏习,博览典籍以自遣,中年后,任官职期间,亦习搜罗鸠集古书,藏书万卷而丹黄不辍。鉴别名人书画极有功底,不惜重金购藏名贵之典籍、书画,辟藏书楼名为“自怡悦斋”,琳琅缥碧,自称“驾钱氏‘绛云’而上之”。机缘巧合,他从好友屈轶手中接过了享帚山庄。因为身体有病,并没有入住,只是每到花开时节偶然踏园赏花。

   张大镛在山弄南置地修祠堂、建义庄完成之后,开始改造园林,了却恢复祖业半野园的宏愿。根据山地错落的特点,仿照瞿式耜东皋草堂十四景,最终也建成园中十四景,取名“半野新园”。道光八年(1828)建成,其规模超过了半野园,我们可从张大镛《半野新园记》中了解园林布局和景致:

   予既得享帚旧庄,喜其地逼邵巷,先营祠堂及义庄毕,乃辟小园,园中为景,共一十有六,而以内外园別之。祠西正南三楹为“飘然堂”,前庭老桂五株,秋香万斛,后窗乔松圆盖,涛声徐来,此入园初境也。堂后书楼三楹,嵌以五色玻璃,响云耀日,艳雪流霞,启楼西望,全山俱见,而亭台高下,城堞参差,晓烟暮霭,万紫千红,令人应接不暇。向来天然画景散漫于林壑间者,得茲楼而全收其胜,顔曰“云山经用楼”。楼下有亭翼然,西面伏师冈。其冈宛延百丈,草木华滋,坐亭中观之,宛然大痴富春山图也,颜曰“富春一角”。亭北沿堤数百步,夹植桃柳,再折而西,有渔矶焉。因矶筑榭,当初日芙蓉,晚风送飒,最为佳景。其春秋冬三时,澂鲜浩淼,各饶胜概,南田草衣,“烟波云影”。歌曰:水澹澹兮山嵯峨,林壑无声兮微风过。如为此榭作也,因以名之。由是曲折数武,西北至半山小亭,题曰“万花深处”。中屏以门,此由内园至外园之界也。门内长陂幽壑,橫岭侧峰,植梅皆遍。老梅数十本倍奇。恣花时,万橫香雪,迷月笼烟,一望无际。园中四时名花不断,而梅花则尤盛。入门行萝陟藓,身梅成径,循径西北行,有“调鹤亭”,高出云表雀笼。在其右距亭西南百馀武,有曲室回廊,掩映于花间者,“茂林修竹山房”也。老树千章,幽篁万个,其浓荫压檐,至昼不能辨字。……登亭远眺,俨然振衣千仞矣。冈后奇石层叠,其石即趾自步道巷“诗礼堂”老屋中,分有馀补不足。一转移间,而向之埋迹庭隅者,今皆昂头云里,人之立脚亦犹是哉。冈西“半足轩”三楹,居高原平旷之中,揽四大无遮之胜。辛峰斜挥,虞岫周环,石梅一带奇秀之致,排闼送青。而仲雍、言子两墓并三元堂三处,烟树橫空,苍翠若接。吾母太恭人爱其地最朗敞,每春秋佳日,率诸孙辈游憩其中,庶几慈怀说豫,爱日延长。轩之东北为“早春步”,亦屏以门,此由外园进内园之界也。步以内,长廊九曲,麂眼一篱。再东,而巨石峥嵘,作龙首状,其下渟泓一规,则清斯泉也,味清而腴,虽旱不竭。泉之上甃石作露台,台之上复为亭,题曰“小沧浪”,与烟波云影榭遙遙相望,露白葭苍,颇得沧州之趣。其旁为“载月舫”,度舫而“绿杨城郭人家”在焉。高柳参天,山城列槛,惟身到者,知命名之当。至此,而园之大略已尽。

   后园中又增添四景:石径斜、回雁峰、天心阁、归云洞。张大镛过世后,半野新园成为侄子浮梁县丞张丰玉(1796~1862)居所,藏书一屋,名“瓶花庐”。半野新园历经天灾人祸,残壁败垣,几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常熟中医院的一部分,仅存唯一标志一棵白皮松孤身挺立。后来白皮松枯死,直到中医院拆迁。有不少人把半野新园与钱谦益的半野园相混淆。

   在北门大街的北端称陈家山门,有半巢居,民国以后建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新公园。

   (作者联系地址:常熟市图书馆)

茧园八景

◎刘 军 李 灿

   半茧园为明清时期江南名园之一,由昆山叶氏家族修建。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官至吏部左侍郎。生平嗜书,曾打算建“ 菉竹堂”,收藏自己亲手点校、收录的数万卷书籍。据徐开任的《半茧园记》记载,文庄之五世孙孝廉台山先生,始构屋四楹,地不满三亩,为栖息之所,名曰春玉圃。后孝廉之长孙工部白泉公叶国华,在春玉圃的基础上,扩地二十亩,用心修葺,更名为茧园。明崇祯八年(1635),叶国华在园中曾掘得一泉,味甘色白,因此自号“白泉”。

   将春玉圃更名为茧园,是有来历的。叶国华仲子叶奕苞的《半茧园十叟图诗序》中记载:“先大夫名园曰茧,苞请其说,则曰:茧,蚕衣也。蚕之功,衣被天下,非作苦休息于茧中,无以竟其用。予耄矣,小子正抽丝营茧时哉。苞受命而退。”可见,叶国华命名茧园,寓意很深,他希望子孙能以茧园为依托,在此修身养性,励精图治,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学成后,为天下苍生效力,与邑人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相若。

   清初,叶国华将茧园拆分为三,分给三个儿子。叶奕苞得东偏之半,遂将茧园更名为半茧园。在举博学宏词科前后,归于田园,用心经营半茧园,扩大了茧园的审美视角与想象空间。

   可惜,叶氏后人并未守住半茧园,该园后鬻平湖陆氏,渐至荒芜。

   乾隆中,半茧园归新阳邑庙,重建舒啸堂;嘉庆六年(1801),知县李汝栋重修樾阁,建廊榭于阁之后;嘉庆七年,建揖山亭于小有堂后假山之巅。随时光流逝,岁月剥啄,茧园日益破败,萧条不堪。在李汝栋等人的操持下,茧园又恢复了樾阁、小有堂、舒啸堂等几处旧观,增加了丛桂堂、揖山亭、莲舫、含翠陂、紫藤桥、寒翠石等景点。李汝栋与徐传诗、杜泰等人,就茧园景色作五律,编成《茧园八景》。这些诗作,展现了修复后半茧园别样的姿容。

   事实上,《茧园八景》收录的景点不止八个,而是每位诗人咏颂其中八个景点。笔者将诗人着墨最多的八个景点归纳为:丛桂香韵、梅花寒晖、揖山翠景、樾阁苍茫、寒翠旧影、小有雅趣、舒啸古意、莲舫清浅。

丛桂香韵

   叶奕苞打理半茧园时,倾注了颇多心血,半茧园内种植了多种花草名木,桂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也是其构图设景的背景。叶奕苞在《雨中张敉菴过茧园》云:“频年张绪剧风流,冒雨来探丛桂幽”。

   据陈瑚的《次韵九来半茧园十咏》中介绍,当时半茧园中之一景“据梧轩”旁边种了很多桂树,郁郁葱葱,云:“小楼数楹,下临曲渚,柳风拂拂,画桨时来,槛外桂花郁然,葱蒨致足乐也”。乾隆年间,半茧园逐渐没落,文人俞江在《鹿城感兴》一诗中云:“桂花香里系扁舟,半茧园荒未足游。”可见,当年叶氏家族种植的桂树得以保存下来,给萧条的半茧园增添了几许生机。

   丛桂堂,顾名思义,该建筑应被一片桂树林所掩映。又据徐传诗诗云:“园古桂华留,丛开足胜游。”可知丛桂堂的桂树,是当年半茧园留存下来的。可推测,丛桂堂距旧景点据梧轩不远,其周边成林的桂树,即为当年叶氏所植。丛桂堂非常适宜秋季,尤其是中秋前后赏玩。许宝善诗云:“秋风一振袂,浓香天际来。”周蕙田:“风月蒸香远,亭台入夜浮。”贾麟英:“ 朅来园半茧,饶有桂成林。”

梅花寒晖

   叶奕苞经营半茧园时,梅花是园内主角之一。当时,亭的周边种植了很多梅花,该亭“形如土室,穴其四旁。梅花掩映,雪月皆宜”。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陈维崧在半茧园看梅,叶奕苞在梅花下设宴招待,两人把酒话旧,相谈甚欢。诗僧宗渭,曾受叶奕苞之邀,在半茧园内寄居了三年,他喜欢这个江南园林的清幽与别致,写下了多首吟诵茧园风物的诗,而茧园的梅花就常入其笔端,如“十亩田园虚小草,百年霜雪耐寒梅。”“双双瘦影耐寒梅,清梦真堪托涧隈。”等。

   据《康熙昆山县志稿》介绍,茧园当时就有梅花馆一景,但仅限于县志记载,叶奕苞等人的诗文中,不见相关记录。《茧园八景》中,顾佐禹诗云:“明月问谁锄,留此旧池馆。”说明梅花馆当是在半茧园旧景点基础上改造而成。它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庭馆,李瑛:“此馆非虚馆,寒香别有春。”贾麟英:“堂开三径仄,院落一枝阴。”正如陈维崧在《半茧园赋并序》中所形容:“境以窄而弥幽,地当偏而益妙。”

   后来,半茧园经历种种变迁,梅花馆已无觅处,但园内的梅花,依旧在寒冬初春时,吐露暗香,幽静绽放。1932 年夏,昆山地方政府发起半茧园组织委员会,筹集经费,得银两千余,整理修葺半茧园,对外开放。1934年春,常熟诗人范灵昭偕夫人再游半茧园,写有诗句:“吾意微嫌春色少,还应相地补梅花。”

揖山翠景

   《国朝吴映奎新阳县城隍庙碑记》记录,辛酉(嘉庆六年,1801)秋,河帅康基田重过半茧园,他登上小有堂北面的高阜,览眺流连,命作亭其上,手颜其额,曰“揖山”。据《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光绪)记载,嘉庆七年河帅康基田构揖山亭于小有堂后,假山之巅。另据《昆新两县续补合志》(民国)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知县苏品仁重建揖山亭。《昆山乡土资料汇编》(民国)记载:揖山亭在半茧园土坵之顶,登临其间,全园景色,尽在眼底。

   当时的建筑物大多不高,昆山百里平畴,玉峰山一峰独秀,人们视线所及,多为地平线,在半茧园内堆起一座玲珑小山,就显得格外突兀显眼,它占据了地利优势,大有杜甫诗“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小山之巅有揖山亭,在一片苍翠之中傲然孤立,顺着石梯拾级而上,两旁松树虬干挡路,山巅云雾蒸腾,别有一番野趣。

   文人们登此亭赏景吟诗,多以仰视姿态,以艺术手法夸大揖山亭的高度,如李汝栋云:“积石大荒西,山高天欲低。” 周蕙田:“矗立祖洲西,孤峰四面低。”赵森:“玉岫亭亭立,孤亭欲与齐。”

   其次,小山之高,小亭之幽,加之俯视茧园乃至鹿城风物,文人们诗兴大发,多将该亭该山与前贤名人联系起来,拓展了小山、小亭的文化想象空间。如许宝善诗云“好携少陵笔,乘兴一留题。”黄承增诗云“青莲有惊句,扫藓自留题。”徐瓉诗云“敬亭看不厌,坐对两忘形。”

   半茧园与玉峰的距离不远,揖山亭与玉峰相对,可看见矗立于玉峰山麓的文笔峰。诗人们近观茧园,远眺玉峰,于是,玉峰风物也被写入诗人的笔下。杜泰云“昆阜峙城西,迂回落脉低。”李瑛云“耸身凌木末,了了玉山峰。”徐传诗云“登跻茧园里,疑与玉峰齐。”

   不久,半茧园废,张潜之有诗《揖山亭》,“荒园叠嶂草青青,贤令重来此地经。弹指栾公春社散,桃花红上揖山亭。” 因战乱、时间等原因,如今半茧园的诸多景观已不复存在,时至今日,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内,还保留了几处别致清幽的园林景观,揖山亭赫然其中。

樾阁苍茫

   樾阁是茧园的旧景之一。

   陈瑚在《次韵九来半茧园十咏》中这样介绍樾阁:“远寺吐朱阁,春潮浮绿烟,顾逋翁得意语也,阁外似之。”并有诗云:“阁外幽芳合,随时乐不穷。葡萄缘架绿,

   枸杞上墙红。”叶奕苞在《樾阁》诗中云:“寺钟杨柳外,极目况无穷。借树周遭绿,评花次第红。”

   清王学浩在《重建新邑城隍庙宾馆记》中云:“庙之后卫半茧园,园之最胜者,为樾阁。”乾隆五十一年 (1786),城隍庙之董其事者,始谋诸众,就樾阁故址重建城隍庙。嘉庆六年(1801),知县李汝栋重修樾阁,建廊榭于阁之后。光绪十一年(1885),县令李福沂重建樾阁,园丁借以卖茶。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颂文协助方还,于半茧园内创办县内第一所新式学校——樾阁学堂。

   《茧园八景》中诗人们所咏樾阁,多用“苍茫”来形容。李汝栋诗云:“不尽苍茫兴,乾坤一樾阁。”周蕙田:“无限苍茫感,言寻小阁幽。”“万木参天际,苍然结高阁。” 这种苍茫之感,一方面来自诗人对叶氏家族的追忆,另一方面,则是对樾阁周围景物所起的兴感。根据他们的描绘,樾阁的东面,是以前茧园的烟鬟榭和霞笠两座小亭,樾阁四周是参天古木,多为樾树,这一片成林的樾树,将外面城市的喧嚣隔离开来,登上樾阁,丘壑满怀,闲云过眼,颇具野趣。

   樾阁如今已不在,但樾阁作为地名已根植到昆山的文化记忆中去了。在靠近半茧园旧址的地方,有一条路,叫樾阁路。还有一个小区,叫樾阁花园。

寒翠旧影

   寒翠石,本为宋王氏快哉亭旧物,苏东坡曾题识之。素有石癖的文人顾阿瑛,如在废园坏宅里见到奇峰异石,必徘徊流连,不忍离去,千方百计谋求之。至元戊寅(1338)四月,顾阿瑛在昆山东城通阓桥附近的新安尼寺中,发现寒翠石,以粟易之,将其置于玉山草堂内,第二年,柯九思见寒翠石而下拜,为此,顾阿瑛为寒翠石建拜石壇,并写有《拜石壇记》。三个月后,文人泰不华访拜石壇,作古篆书“拜石”、隶书“寒翠”。

   清嘉庆八年(1803),该石被移于半茧园内。诗人袁棠作诗《寒翠石》,云:“此石不能语,前朝事丛残。清游亦陈迹,逝水无回澜。”1934 年,作家范烟桥游半茧园,赏寒翠石,作诗云:“为看寒翠石嶙峋,残照秋英半茧新。恰有吴歌来天际,不须相思托花神。”据 1937 年徐剑萍编的《昆山景物志略》,可知当时寒翠石还在该园内。后来,随着茧园的变迁,寒翠石不知去向。作家贾平凹来昆山寻访寒翠石,终不可见。

   这样看来,寒翠石在半茧园新增景点中,应是最有历史,最具文化含量的人文景观。它矗立在一个中兴的园林里,因自身的文化信息,以及半茧园的悠久历史,特别容易牵动文人的怀旧情绪,以及世事变幻的沧海桑田之感。因此,收入《茧园八景》中咏寒翠石的诗篇,多取一种回望的视角。李汝栋云:“池馆前朝尽,莓苔风雨残。”许宝善云:“台榭易消歇,古园惜凋残。”

   有意思的是,元代昆山的玉山草堂,与当时的半茧园,这两座相隔三百余年的昆山名园,因寒翠石,有了某种神奇的关联。玉山草堂是元末文人顾阿瑛的私家园林,位于距马鞍山三十里的娄江界溪之畔,占地面积广,名胜景点多,在众多亭台楼阁之中,为寒翠石而砌的拜石壇格外引人注目。顾阿瑛在玉山草堂举办了元代东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玉山雅集,盛极一时。寒翠石被移到半茧园内,让文人墨客遥想起当年玉山雅集的盛况,以及叶氏曾经的荣光。

小有雅趣

   陈瑚在《次韵九来半茧园十咏》中这样介绍小有居:“土冈而南,别有天地。长林丛薄中,朱栏画栋,入者疑为仙居。”叶奕苞掌管半茧园时,小有堂是其主体建筑,

   他常在小有堂内举办文人雅集,招待过往宾朋。宗渭曾赋诗《长至日小有堂社集余以客娄未赴九来限韵见怀次酬原唱》:“羡尔数子常聚首,持螯举杯藉书带。”

   康熙十六年(1677)为乡试之年,陈维崧于当年二月下旬至昆山,暂居徐氏儋园,并与昆山本地文人叶奕苞、徐乾学、徐元文、朱柏庐等人时相过从,常在玉峰山、三友园和半茧园等地赏玩。五月,他曾于半茧园的小有堂中,看邱钟仁、朱用纯、叶奕苞诸人投壶,后作词纪念此事,叹小有堂风景清幽可人,赞宾主的高洁情谊:“满院松风鸣瓦铫,碧净苔阶好。乔木翳新蝉,水槛闲凭,又贴荷钱小。”

   李汝栋等人恢复小有堂旧景之后,小园景色焕然一新。《茧园八景》中,诗人们无一例外地将小有堂视为仙居、福地或蓬莱仙境。李汝栋:“福地如可到,仙居将毋同。”许宝善:“天地辟洞府,缥缈如仙宫。” 周蕙田:“小有清虚府,潛通百顷池。”顾佐禹:“半弓谁拓得,小憩爱斯堂。”根据诗人们的描绘,重修之小有堂颇引人神往:背靠揖山亭,有山峰突起;下临泉池,有金鲤游弋;周环翠竹、白榆、春柳和各种花卉,四季更替,树影婆娑,浓阴如盖,落英缤纷,香气袭人;时有飞鸟、白鹤翱翔其上。

舒啸古意

   明朝大臣周伦在家乡昆山儒学坊的东面建有三锡堂,筑别墅曰东园,内有舒啸堂。舒啸,即长啸,放声歌啸。后来,舒啸堂并入叶氏茧园。

   陈瑚在《次韵九来半茧园十咏》中这样介绍舒啸堂:“于章古木间,以老松曲江云天,清风雨闻,差尽其胜,此邻墓物,以亭目之,如为己有。”据陈瑚、叶奕苞等人诗的描绘,舒啸堂在茧园的东边,紧靠茧园东面女墙,远望过去,有松树一片,孤塔一座,溪水一湾,农夫野樵耕作于此,一派田园风光。

   乾 隆 中,半 茧 园 归 新 阳邑庙,重建舒啸堂于园中小有堂之南,创歌台于堂之前。当 时 舒 啸 堂 前 有 一 副 对 联:“县 析 昆 山,此 地 可 名 瑶 圃;人来子美,有亭重问沧浪。”该联为乾隆进士,礼部尚书曹秀先所作,展现昆山当时富庶安定的社会景象。光绪十一年(1885),知县李福沂重建舒啸堂,并筑沿河围墙。

   世事沧桑,舒啸堂自明代周伦,转至清初叶奕苞,又至嘉庆年间复修,几易其主,令人喟叹。《茧园八景》中咏舒啸堂的诗,大多吟诵其旖旎的风光、厚重的历史,特别是绵长的古意。在许宝善笔下,舒啸堂“仿佛蓬莱岛,云端十二楼。”顾佐禹:“坐啸宜何处,幽寻绕曲廊。”

莲舫清浅

   半茧园的莲舫,应是在一泓盛开荷花的清流之上兴建的舟船建筑。它与紫藤桥构成一组水上风光系列,都是嘉庆年间半茧园新增的景点。紫藤桥为平桥,两旁植有紫藤,每每春季,紫藤花开,藤条如瀑,花瓣似雨,洒落在碧波之上,随水漂流。

   根据诗人们在《茧园八景》中的描绘,莲舫乃筑于水边的小亭,在莲舫内,可远眺玉峰,近观青莲。莲舫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是避暑消夏之佳处。周蕙田:“小舫泛平池,宛若槎浮汉。”李汝栋云:“飘然思太乙,一叶渺沧溟。”真有苏轼《前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潇洒恣意。诗人们固然欣赏莲舫外“日映千花艳,风摇万叶青”的美景,更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风。许宝善:“青莲君子花,俗艳渺河汉。”贾麟英:“试访花君子,亭亭品自高。”

   这些诗人大多是地方名流或官员,置身纷纭世事,不得意之事常有。他们钟意茧园莲舫,用心赏莲,实则寄托了自己的高洁情怀和脱俗追求。

   不过,莲舫存时不长,仅《茧园八景》中有诗文记载,地方志未见收录,也不见后世有相关文字记载。

   (作者联系地址:刘军,昆山博物馆;李灿,昆山中学)

南京鸭血粉丝汤

◎马学仁

   鸭血,老南京称之为“鸭衁”。 衁读作“huāng”,汉许慎编写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解文说字》里就有这个字。衁义为血液。形声字,血为形符,亡为声符。自古以来,鸭血为宰杀鸭子的副产品,属于下脚料,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鸭子店、馆子将鸭血放在店门口,三文不值二文地卖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鸭血、鸭内脏等成了南京人餐桌上的佳肴,红烧鸭血,鸭血炖豆腐,拌鸭肠,卤鸭肝……

   建国以前,有人将南京风味小吃编成了顺口溜,流传很广,其中一句为“茶叶蛋,鸭血汤,五香驴肉老卤干”。至于鸭血粉丝汤的来历,则众说纷纭,主要有:

   其一,相传秦淮河边有户人家,杀鸭子时用一个小碗装鸭血,不料粉丝掉进去弄脏了,无奈,他只好将粉丝和鸭血一起烹饪,却不料,居然烧出了第一碗鸭血粉丝汤。只见汤汁芳香四溢,引来无数路人竞相猜测这美味的汤是如何烹饪出来的。秦淮河边有个财主听闻此事,出钱让这户人家在河边开了个卖鸭血粉丝汤的店铺,引得大批官员和财主们前来品尝鸭血粉丝汤,手艺一直流传至今,后人遂得此佳肴。

   其二,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次半夜从皇宫中溜出来吃了碗鸭血粉丝汤。第二天早朝时大谈民间小吃如何鲜美无比,令众宦官皆不知所云,却让一个老太监看出了破绽,把陪夜的贴身小太监打了半夜。后来为此御厨专门研究,不知浪费了多少原材料,始终做不出那样的味道来。

   其三,相传,晚清时,李鸿章用烤鸭招待外国客人,很快就告罄了,李催厨师快上菜,可原料用完了,有一位厨师急中生智地说:“我们天天吃鸭血,口味不错,没有鸭子,就将就用鸭血来代替吧。”众厨师都赞同。于是一盆鸭血,鸭杂汤端上了桌。李鸿章见此大怒,正要发火,厨师笑着说:“大人们品尝后再说。”这些外国人争先恐后地吃了起来,并发出了赞叹声,“ok,ok!”。从此,鸭血汤便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其四,清末秀才梅茗科考失利后,在镇江开设了“鸭先知”,所售卖的鸭血粉丝汤香飘百里,引得无数食客踏破门槛,其中就有《申报》主编蒋芷湘先生。他品尝完鸭血粉丝汤后,题诗赞誉道:

   镇江梅翁善饮食,紫砂万两煮银丝。玉带千条绕翠落,汤白中秋月见媸。布衣书生饕餮客,浮生为食不为诗。欲赞茗翁神仙手,春江水暖鸭先知。

   此诗可以说是有关鸭血粉丝汤的最早的文献记载了。

   其一、二、三都是说故事性质,不足为信,只有梅茗发明鸭血粉丝汤此事可信的。为什么是梅茗,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呢?这里是还有原因的呢:梅茗多次来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每次都在南京住上一段时间。有次和朋友去南郊游玩回城时,路过一家鸭子店想在此歇歇脚,吃点盐水鸭喝点酒,解解乏。店主告诉他们今天生意特别好,鸭子早卖完了,十分抱歉,想吃明天早点来。梅茗被店里一股香味吸引着,忙问那是什么?店主答道那是我们自家人的午饭,用鸭血、鸭杂和粉丝一起煮的,图它能填饱肚皮,上不了台面的。梅茗一行与店主商量,均一些给他们尝尝新鲜。这一尝,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接着又非常谦虚地询问了整个制作过程。梅茗未能考上举人,对仕途心灰意冷,又怕回到故乡受他人的白眼与讥讽,年纪不小了,还要父母供养,于心不忍,就放下所谓文人的架子,落脚在镇江开起了“鸭先知”,对鸭血粉丝汤不断改进,终得美名。

   据多位家住门东、西的老者回忆,鸭血做成小吃,是在国民政府“还都”之后的事情。当时宛如一夜梨花开,城南出现了许多卖鸭血的小摊子。建康路、升州路上,隔不了多远就有一个卖鸭血汤的小摊子,几乎都是“占道经营”,只有建康路朱雀路(现太平南路南端)口附近一家有固定的店面,规模也最大。

   那时,卖的鸭血汤,有的是直接放在圆筒形深锅里煮,有的是临时用铁丝勺放进锅里烫一烫。除了鸭血以外还可以有鸭的内脏,如鸭肠、鸭肝、鸭心、鸭肫,以及“闷蛋”(鸭肚子里还没有成形的蛋)。若你买的是鸭肠汤,店家舀好鸭血后,抓一把鸭肠,就着碗用剪刀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撒上作料、蒜花,热气腾腾地递给你。若是鸭肫,一碗汤里,大的鸭肫是半个,小的是一个。碗里内容越多,价格则越高。但与其它小吃品种相比较,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就着烧饼、馒头、花卷、油条,吃鸭血汤让你非常满足,那是营养丰富又美味可口的一餐。

   据老南京徐江华先生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街口有家卖鸭血汤的摊子特别有名,老板好像姓张。他家的鸭血鸭肠汤,鸭味特别重,鸭汤熬的时间很长,香味淳厚。这个摊子经常晚上摆出来,有时候他和几个朋友在工人文化宫参加完夜校学习,再踱到这里来碗鸭血汤,出大汗的淋漓感觉至今难忘。

   随着计划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推进,市场上的鸭子越发少了,南京的鸭血汤也随之慢慢消失了。改革春风吹遍大地,也催醒了南京的鸭血汤。至于在鸭血汤加入粉丝,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事情,究竟是谁的发明创造的,还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现难已考证。

   经过众商家的不断努力,如今形成一套成熟的配方、工艺流程和标准。下面介绍给广大读者:

鸭血粉丝汤的制作

   一、熬制香料水

   将八角、桂皮、草果、茴香等10 余种调味料和中草药磨成粉状,用 棉 质 布 包 好,放 入 锅 中 浸泡,加入适量的葱、姜,用 50 千克水煮至沸腾,保持 30 分钟左右,冷却后备用。

   二、熬制高汤

   宰杀清洗干净的草麻鸭 4 只入锅,加入清水 50 千克和适量葱、姜,煮沸后,改为小火慢炖至鸭香浓郁,备用。

   三、调制煮卤

   煮桶中放入等量的香料水和高汤,加入适量的食盐、味精、鸭油、鸡精调味,再加入小块豆腐果和切成薄薄小方块的鸭血,煮至沸腾,然后保持小沸备用。

   四、鸭肫、肝、肠的卤制

   将洗净的鸭肫、肝、肠分别用盐卤腌制后,加入葱、姜、八角等,煮熟即可,冷却后,肫、肝、切成小片状;鸭肠断成小节,备用。

   五、浸泡粉丝

   用 40℃左右的水将粉丝泡软后,放入干净的容器内,备用。

   六、煮制

   将浸泡过的粉丝入煮卤中,小火沸腾煮制 10 秒,提起放入碗中,加入鸭血、肫、肠、豆腐果、榨菜丝、香菜小段,加入一勺滾烫的煮卤即成。喜欢吃辣的再加入少许辣油。

   有人估计过,南京地界上的鸭血粉丝汤企业有几千家,分布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港口,真可谓是星罗棋布,有的以快捷、方便见长;有的以质优价廉赢得顾客;有的口味好锁定顾客群……目前有三家规模较大的加盟连锁企业,一是从父辈手中继承下来的张氏兄弟的金原鸭血粉丝汤,有近百家加盟店;二是品香,将鸭血粉丝汤改成老鸭粉丝,有几十家加盟店;三是分布在沪、浙、皖和省内镇江、无锡等地,有 60 多家直营店的回味鸭血粉丝汤。1996 年 9 月 28 日,匡启香女士在新街口金贸里开了家鸭血粉丝汤店,取名“回味”,寓意在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特色,让客人回味无穷,成为回头客。一年后,在山西路开了第二家店。由于坚持“实惠、卫生、诚恳、热情”的八字方针,2004 年荣获南京市“放心早餐工程”示范店称号。2008 年荣获“南京特色餐饮名店”称号,开始进入连锁经营模式。2001 年 12 月,申请了“回味”商标,2008 年成为南京市著名商标,次年成为江苏省著名商标。2007 年 12 月 9 日,1.5 万平方米的中心厨房奠基,至 2009 年 1 月 15 日建成投入使用,并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90% 以上的产品实行定型包装,减少了餐厅厨房烹饪步骤和食品在餐厅的二次交叉污染,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年,回味鸭血粉丝汤荣获“中国名小吃”称号;回味鸭血粉丝汤店成为“中国小吃名店”,产品质量上乘;出品速度快和服务便捷是其特点。

   鸭血粉丝汤很多城市都有,但口感远不及南京地道。我的同窗好友庄文彪先生回宁探亲,总会跑到“回味”吃一碗鸭血粉丝汤,饱一饱口福,慰藉一下思乡之情。据笔者 2016 年 3 月下旬的走访调查,发现,5A 级景区南京夫子庙核心区域,面积不足二平方公里,却有星级宾馆、酒店、茶馆、小吃城(广场)、餐饮店共 59 家,其中 52 家都有鸭血粉丝汤供应,余下是因宗教、风味原因(洋快餐 2 家,韩国烧烤 1 家,清真餐馆 2 家,浙绍风味 2 家)不供应鸭血粉丝汤。可见鸭血粉丝汤是多么受到市民以及游客的欢迎,可称得上“南京名片”。

   鸭血富含铁、维生素 K 及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中医认为,其性寒、味咸,有补血、解毒的功效。鸭血可以清除体内污垢,对尘埃及金属微粒等有害物质具有净化作用,可以避免积累性中毒,被称为人体污物的“清道夫”。鸭肠对人的神经、消化、视觉系统都有益。鸭肝有补肝、明目、养血之功效,对血虚萎黄、夜盲、目赤、浮肿等都有治疗作用。而粉丝的主要成份是蛋白质。所以说鸭血粉丝汤既可以满足人们的口福,又滋养了身体,称之为“南京名片”非常恰当。

   2014 年,“神曲”《鸭血粉丝汤》在网上很火。神曲的开头是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对话——“儿:爹,我决定去南京考大学。”“爹:好,儿子,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三年了!”“儿: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为家族而考大学,我是为了一碗汤。”“爹:为吃死,为吃亡,为吃去考状元郞,不知是哪里的汤?”“儿:是南京鸭血粉丝汤!”“爹:……品味独特,与众不同!老爹支持你。”说起来,鸭血粉丝汤是南京人一年到头、街头巷尾、饿不饿都来一碗的小吃;对外地人来说是“南京必吃的小吃之一”,所以,这首神曲真是唱出了众人的心声——“一下火车吃什么?喝鸭血粉丝汤!逛街累了吃什么?喝鸭血粉丝汤!放学路上吃什么?喝鸭血粉丝汤!”这里面还加进了一段民间传说,“鸭肠鸭肝老鸭汤,馋倒了朱元璋。山珍海味都不要,朕只要这碗汤。”据说朱元璋当年夜里出宫吃了一碗街头的鸭血汤,从此念念不忘,为啥?“滋溜溜出一身汗,那 FEEL ~才叫爽。这汤头虽清,味道是特别足。鸭血红嫩嫩,用舌头撸一撸。小鸭胗,豆腐果,有嚼头,粉丝滑溜溜”……这描绘太诱人,听着听着就恨不得立即来一碗!鸭血粉丝汤非常可口,张学友亦可证明。香港大明星张学友第一次来南京开个人演唱会,散场后在体育馆附近的“死胖子”大排档上吃夜宵,点了一份鸭血粉丝汤。当时一大群人围着看他吃,他也不叫随行的坐下,一个人自顾自吃得眉飞色舞,一边还说人们听不懂的粤语,估计是赞美的意思。吃完抺抺嘴连说了“好食”。然后他又像港督接见太平绅士似的,跑去和老板握手,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那天因为很晚了,也没有人想起让他和老板合个影,要是那样,老板就赚大发了。谈及此事,老板至今后悔不迭。

   为了满足那些旅游时喜欢给家人、朋友或自己寄明信片的那些人的需要,既可以表达祝福,也可以留作纪念,南京先锋书店创意馆推出过四张一套的异形明信片,分别是按一碗鸭血粉丝汤、南京紫峰大厦、夫子庙和中山陵的形状设计剪裁的。包含着南京的美食、古代近代文化特色以及新的城市地标形象。上市后销售不错,贴足邮资可正常邮寄。这件事早于神曲。

   此外,南京的鸭血馄饨,这种组合在外地是绝对吃不到的,就是在南京也不是家家鸭血粉丝汤都卖。馄饨搭配鸭血更有层次感,口感更加丰富,也更加美味,还能够让你一下子感受两种南京人爱吃的小吃。不久前,我在长白街中段发现了一家专卖鸭血馄饨的店,名字就叫老马鸭血馄饨,老板是位刚退休的女同胞。

   (作者联系地址:南京金都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蟹路

◎陈 益

   俗话“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是比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谋生方式、获利渠道。但阳澄湖畔确实有一条水路,成为大闸蟹生殖洄游的“蟹路”,这就是行头港和渭塘。

   地处娄江北岸的古镇正仪,别名星溪,梁天监年间一度置郡建县。这里水陆交通发达。一百多年前,当沪宁铁路刚刚修筑,就在镇北设立了火车站。如今,312国道、京沪高铁和城际公路四通八达,不过我对水路更感兴趣。据水利专家介绍,昔日阳澄湖的形成,就是娄江被湮塞,一时来不及宣泄太湖洪水,江水向北漫淹了大片低洼地的结果。从古镇穿越而过的渭塘,连接行头港,汇聚阳澄湖、傀儡湖的清流,自北朝南,在石拱桥下蜿蜒南行,折向宽阔的娄江,又一路向东,由浏河口浩荡入海。

   它历来是大闸蟹的洄游通道。

   “秋风响,蟹脚痒”。每年深秋,螃蟹性腺成熟时,就会成群结队地去往海水与淡水交汇处旅行结婚,交配、产卵。第二年春季,它们的子孙后代又纷纷循原路返回,在故乡清澄的湖水中长大。螃蟹的生殖洄游,必须经过许多闸阀,所以才有“大闸蟹”的美名。无疑,在纵横交错的水网中,渭塘不是惟一,却是重要的通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仍一派渔舟唱晚的景象。那时在渭塘里捉螃蟹是很容易的。晚上点一盏灯,拿一扇丝网,就能满载而归。能干的人徒手也可以捉一大串。这足以让人羡慕。大闸蟹生殖洄游的规律,一直到大跃进时兴修水利,大建闸阀,才被打破。今天的大闸蟹,全都是在湖区人工放养蟹苗(渔民称之为豆蟹、扣蟹),使之渐渐成熟的。

   千百年来,人们在渭塘两岸修筑起一座繁华的古镇。苍颜斑驳的石拱桥,从明清时代起就躬身而卧。无论行政区划如何变更,狭窄的街巷,鳞次栉比的老屋,简陋的店铺,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以固有的方式存在着,尽管街巷里到处呈现颓相。

   从渭塘乘船,经由行头港,可以进入傀儡湖。傀儡湖与阳澄湖相互贯通,被称为培育昆山腔的温床。唐玄宗时,巧舌如簧的黄番绰是一名擅演“弄参军”的宫廷名伶,他常常与诗人兼演员张野狐搭档演出,舞台形象极佳,风靡西京长安。“安史之乱”后,他不愿意跟随李隆基入蜀,只身来到了傀儡湖畔,在这片远离战乱而风景优美的地方教习歌伎。他传唱的歌调,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俗称嘌唱,迂徐委婉,细腻绵糯,令人回肠荡气。

   如今,人们把埋葬了黄番绰的土山命名为绰墩,把土山东边一片箬帽形的湖面命名为傀儡湖。傀儡,指的是演戏的偶人,有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水傀儡、肉傀儡、杖头傀儡等。这里上演的当是水傀儡,牵线木偶在水边船头表演,观众们坐在小船上观看。行头港,正是当年演出傀儡戏时更换戏装的地方。

   看来,当年黄幡绰一定是坐着船儿,顺娄江而下,从渭塘穿过古镇,去往阳澄湖的。他走的是蟹路。

蟹帚赶

   螃蟹昼伏夜出,白天躲在水草丛中或隐蔽处,夜晚出来觅食,活动比较频繁。它是杂食性动物,荤素都吃,包括鱼、虾、螺、蚬、蠕虫、蚌肉、蚯蚓,以及浮萍、马来眼子菜、豆饼、花生饼、小麦、芝麻等等。湖蟹食量很大,且贪得无厌。在它接近性成熟期,不仅夜晚出来觅食,白天也出来觅食,吃得更多。饱食以后,除了本身消耗,多余的营养便储藏在肝脏中,形成蟹黄。

   勤劳的人们很早就使用工具捕捉螃蟹。据《苏州府志》记载,在吴中水乡泽国,历来有着品种繁多的渔具,用于捕捉各式鱼类(包括螃蟹)。吴中大凡结绳持网者,总谓之网罟:“……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罝,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编竹断港,俗谓之簖),承虚曰笱,编而沈之曰箅(即今横帘,止可捕蟹),棘而中之谓叉,镞而纶之谓射,置而守之曰神,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这个沪,正是上海的简称。

   唐代吴中诗人陆龟蒙曾经写过著名的《渔具诗》,赠酬于客居苏州的好朋友皮日休。皮日休读过后,击节赞叹,随即写出了渔具十五咏,与之唱和。接着两人又各添渔具诗五首,相互酬唱不绝,传为美谈。他们在诗中吟咏的渔具,有网、罩、钓筒、钓车、鱼梁、鱼叉、射鱼、种鱼、药鱼、舴艋、鱼庵、钓矶、蓑衣、箬笠、背篷等很多种。

   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具捕捉螃蟹,也创造了许多捕蟹的巧妙方式。“蟹帚赶”是最原始的一种。所谓蟹帚赶,是用以穿通蟹洞的赶蟹工具。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头扎一根较细的竹竿,顶端绑一个棕毛做成的圆球。假如用稻草做圆球,也可以将就。

   在河滩边赶蟹的人,必须事先察看地形,选择河底淤泥少而有活水的地方,跳下水去,在岸上找好对应的标识,然后在比较结实的河底挖一个蟹洞,在距离一两米处再挖一个洞,这里的关键是要用蟹帚赶将两个洞贯通。耐心等待三五天,挖好的蟹洞经河水浸渍冲刷,渐渐呈自然状态,会有螃蟹随着水流爬入。假如放一些饵料,或用水草作一些伪装,效果会更好。赶蟹人知道时机成熟了,带着蟹帚赶来到自己挖好的蟹洞旁,先用左脚踩住一个洞口,再将蟹帚赶插进另一个洞口,用力捅驱赶,螃蟹便从左脚边爬出来了。他的右脚赶紧贴过去,横行将军只能乖乖就擒,被丢入蟹篓。除了螃蟹,还可能抓住鳗鲡、鳜鱼或鲫鱼。收获多少,就要看赶蟹人的技术了。

   赶蟹人使用的工具很简单,靠的是对螃蟹生活习性的掌握。螃蟹栖居于水乡的湖岸或滩涂,尤其喜欢生活在水草丛生、饵料丰富的湖泊、草荡里。在水位稳定、水面开阔、水质良好的区域,螃蟹是不打洞的。但在有水位涨落的河川、湖泊里,螃蟹会打洞穴居。蟹穴位于高低水位之间,穴道深处存有少量积水。每穴往往居住一只蟹,但在连通的穴道里,有时候也会居住两只或更多的螃蟹。

   可惜,蟹帚赶这种古老的捕蟹方式,如今已不复可见。

   (作者联系地址:昆山市震川西路金谷园 1 号楼)

“千钧一发”话发绣

对话发绣艺术家周莹华

◎叶正亭

   叶:周老师最近乔迁之喜,祝贺!

   周:谢谢!去年 9 月,我的工作室从观前街井巷搬至东环路风华苑。

   叶:其实您是双喜临门,2016 年 2 月,“明莹刺绣工作室” 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发绣)保护单位。

   周:是的。这是对我这么多年从事发绣艺术创作的一种肯定,更是对苏州发绣工作前辈们工作的肯定。我非常感恩。

   叶:近三十年来,您对发绣艺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目共睹。

   周:只能说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将消失多年的发绣在苏州重新焕发出青春了,并将其形成了苏州发绣的特点。

   苏州发绣自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刺绣研究所将其恢复后,由于材料、题材等问题又逐渐没人做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为了实现生父高伯瑜的心愿,开创了自己的发绣工作室,专门从事发绣技艺的传承。2014 年,苏州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时,将苏州发绣也列入其中申报。

   叶:您是如何传播发绣艺术的?

   周:我通过各种展览,让大众了解发绣艺术。2006年,应邀代表中国艺术家赴意大利参加“从长城到奥林匹亚艺术行都灵冬奥之旅——艺术巡展”; 2010 年,应邀赴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千缕丝情 - 周莹华发绣艺术交流展”(展览地有台北、高雄、台南、嘉义、彰化等地);2011 年,宜兴大觉寺举办“周莹华发绣艺术展”;2011 年,应邀参加由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发绣艺术珍藏品荟展”;2012 年,在上海民族、民俗、民间博览馆举办“绣苑四绝”大型展览;2012 年12 月,在上海徐汇区图书馆举办个人刺绣展。

   叶:真是不少。有讲座吗?

   周:我也开办过一些讲座来传播。2013 年,在上海徐汇区图书馆《发绣艺术欣赏》;2015 年,在苏州中国银行举办了发绣欣赏讲座。我还参加了苏州市文广新局组织的“走进非遗”活动,让有兴趣的市民走进我们工作室,亲身体验发绣的魅力;和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合作,组织学生参与发绣这一传统技艺。

   叶 : 您的发绣作品得了不少奖项。

   周:在全国省级以上的评奖中共获得了 16 个金、银奖项。发绣作品被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台湾佛光缘美术馆和一些私人博物馆以及国际名人萨马兰奇等收藏。在全国确立了苏州发绣的地位。

   叶:发绣与丝绣有什么不同?发绣的特质是什么?

   周:发绣和丝绣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所使用材料的不同,发绣所使用的是人发,丝绣所使用的是真丝线,在刺绣的针法上基本相同,只是在绣制技巧上有所不同。民国时期的朱启钤在《女红传徵略》中记载:宋朝孝女周氏,用 23 年时间绣制成发绣《妙法莲花经》。主要表现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绣制成佛像、佛经等来朝夕膜拜。这就有了最早的发绣。

   叶:中国发绣艺术起源于唐宋,那传到苏州呢?

   周:发绣是中国工艺美术中一个古老而独特的品种,历史上都用来绣制佛像等艺术品,由于它具有“颜色古朴、立体感强、保存时间长”等特点,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由于制作发绣的技术要求高,以及取材的不易,绣制发绣的人很少,到清康熙以后,发绣就逐渐消亡了。清亡后,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钤在清点接收宫廷内藏的刺绣品时,丝绣有 158 幅之多,发绣一幅也没有见到。现存的几幅古代发绣作品都在中外博物馆收藏。由此可见,发绣的弥足珍贵。

   苏州发绣的历史,始于明代,清初达到鼎盛时期。明代末年的徐灿,就是其中之一。徐灿,字湘萍,又字明霞,吴县人。出生于诗书人家,自己也是个才女,诗、书、画、绣样样精通,婚后曾居住在苏州拙政园内,著有词集《拙政园诗余》三卷,诗集《拙政园诗集》二卷。她所作的词被誉为继李清照之后的又一才华出众的著名女词人,同时,她又是一个优秀的刺绣家,晚年专心绣制佛像,她用头发绣的观音像,被观看者认为“工净有度”,不亚于明末刺绣大家邢慈静的作品。

   清代,苏州有刺绣家钱蕙,她是吴县人,能够以发代绣,绣古佛,被当时人誉为:“绣大士像及宫妆美人,不减龙眠白描”。就是说钱惠所绣的人像,就好像北宋名画家李公麟的白描画一样精彩。

   名扬中国刺绣史的还有清代杨卯君和沈关关母女。杨卯君,字云和,清初吴江人,善绣佛像,能以发代线,号为“墨绣”。她的绣艺传给女儿沈关关。沈关关,字宫音,所绣山水、人物皆有新意。

   关于发绣,还有一段趣闻。清代有个才女叫吴慧娟,海虞(今江苏常熟 ) 人,《梵天卢丛录》载:吴慧娟,工书画,尤善刺绣。技艺上远追卢媚娘,近抗露香园。其夫冯子倩逐酒色乐而忘归,娟劝之不从,因截自己之发,于白绫之上绣诗二首寄之,子倩得诗大为感动,即归。并拟文叙其始末,征题咏,成《绣发集》。发绣也成了规劝的浪子回头手段。

   叶:做发绣很难吗?

   周:相对比较难,一般需要具有较高的刺绣水平的人才能胜任。发绣以绣制佛像为主,不比丝绣,大多绣制日用品。所以绣制发绣作品,绣制者本身要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正因为如此,能做好发绣的人很少,发绣的传世作品更少。我讲到的历史上的几位发绣大师,都是诗书画的全才。发绣由于其材料的因素,自从它诞生以来,一直是作为少数刺绣名家的雅兴之作,原因主要有几个,一是作为原材料的头发的取得不容易,二是发绣的制作难度较高,需要作者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三是发绣

   的题材有局限,主要用来表现单线条的宗教题材,再就是当时对头发的加工处理还跟不上要求。所以发绣作品数量很少,而能流传到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

   叶:说到苏州发绣 , 一定会提到高伯喻。他是您父亲吗?

   周:严格讲,高伯喻是我生父。我出生后,就过继给舅舅,所以姓了母姓。但我们是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我自小也受到了生父的教育、影响。高伯喻在苏州刺绣研究所工作,1954 年,他在整理研究苏绣资料时,发现了“发绣”这一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于是寻找老艺人归队,抢救、挖掘了这一传统工艺,绣制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发绣《屈原像》。1959 年,发绣《屈原像》在北京展出,受到了朱德委员长的题词和嘉奖,但由于发绣受到材料、题材、技术等的限制,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文革”期间,高伯瑜下放到苏北,应邀到了东台工艺厂任职。之后,他又推荐了许多苏绣艺人,如书画家沈子丞、陈负苍、王能父、刺绣艺人朱世英、陆素珍、裱画师殷三元等人到东台,开拓了中国画和发绣两项新业务,将原来以猪鬃、人发、马鬃为原材料,生产板刷等日用品的“三毛厂”转型成了以发绣、仿古中国画为主的工艺厂。他将发绣技艺传播到了东台,并使发绣在东台生根开花,逐渐在东台形成了规模化生产。东台工艺厂发绣车间从最初 8 人发展到 100 多人,最终发展到今天,成了东台的一个特色支柱产业。高伯瑜也因此被誉为“发绣播种人”。

   叶:您的发绣作品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周:我的发绣作品大都取材于传统中国古画,所以在艺术上特别强调诗、书、画、印的统一。在绣制技艺上,注意用针,依据书画笔法、要求,提按顿挫之笔意与浓淡枯湿之墨韵皆,得以完美地再现。通过刺绣手法,再现绘画笔墨意趣,又基于材质和针法所形成的质感、色调、肌理之美,形成了一种笔墨丹青所不能达到的魅力,显示了苏州发绣艺术所独具的“精致、雅洁、柔丽”的美学品格,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一件表现中国古画的发绣作品,必须讲究诗、书、画、印的统一,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我们看到很多刺绣作品在这些细节上不到位,给整幅作品留下了遗憾。

   叶:做一个发绣艺术家,要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有较深的理解?

   周:是的。中国画艺术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中国画讲究的是线条和笔墨,古人将线条分为十八描,也就是十八种勾画线条的方法,来分别表现各种题材的需求,古人对笔墨讲究墨分五色,在运墨的浓淡深浅中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最终实现的是一种意境,只有理解了这些,你才能在绣制过程中做到得心应手,所绣制出来的作品才能生动,才有生命力。

   叶:听说您对自己发绣作品的要求很高,近于苛刻了。

   周:必须这样。

   曾经有一幅发绣长卷作品《八十七神仙卷》,作品在勾稿、刺绣上都很好,只是在最后裱画时出了问题,影响到作品的外观。为了严守质量要求,我决定重新绣制,直到自己满意。有瑕疵的那件至今还躺在仓库。叶:您的作品被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收藏?周:2000 年,我正式创办了刺绣工作室,在十全街上有一个刺绣门店。有一天,来了一位台湾客人,看了我的刺绣作品非常喜欢,收藏了我的一幅发绣佛像。在交谈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台湾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先生,祖籍是苏州,由此结下了一个缘。2005 年,我参加了中国收藏文化博览会并获得了金奖,又被国家

   奥组委选上,参加“从长城到奥林匹亚都灵冬奥艺术巡展”,这次活动是由何振梁先生带队。在意大利都灵的展览上,国际奥委会成员都来参观,其中又见到了吴经国先生。在异国他乡,又是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大家都异常惊喜。何振梁、吴经国两位都是国际奥委会的元老,他们同时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介绍了我的发绣作品。萨马兰奇先生看得非常认真,尤其对根据宋代画家夏珪的原画绣制的发绣《风雨行舟图》连连点头。他收藏了这一幅发绣作品,向我赠送了他亲笔签名的书籍和纪念笔。

   叶:您还为星云大师绣过发绣像?

   周:2008 年,在上海民博会上,来自台湾佛光缘美术馆的妙仲师傅看到了我的发绣作品,很感兴趣,尤其是了解到发绣与佛教的渊源以后,热情邀请我到台湾各地佛光缘美术馆举办为期一年的巡回展览。2010 年,我的发绣艺术展首先在台湾高雄举办。在展馆中,我看到了油画家李子健先生创作的星云大师像,非常逼真,由此萌发了为大师绣一幅发绣的想法。回来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绣制了星云大师像,赠与大师,以表达我对星云大师的敬意。后来在宜兴大觉寺,星云大师还特意邀我会面并合影留念。

   叶:您作品得奖和被博物馆收藏的具体情况。

   周:发绣《维摩演教图》被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发绣《观音像》被国际奥委会台湾委员吴经国收藏;发绣《释迦牟尼佛》《柳枝观音》《星云大师》被台湾佛光缘美术馆收藏;发绣《水月观音》被杭州南佛精舍艺术馆收藏;发绣《姑苏繁华图》长卷被私人博物馆收藏;发绣《货郎图》被私人博物馆收藏。

   叶:您目前的职称与称谓。

   周:我的职称是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我获得了中国刺绣艺术家、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发绣)”传承人称谓。工作室被授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发绣)’保护单位”、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发绣)”保护单位等,这些都是社会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我还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我的关爱,2006~2007年度,被苏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授予“行业贡献奖”;2007 年,被苏州市妇联授予苏州市“十行百星”优秀女性称号等。

   叶:作为“非遗”传承人,您在传承方面做了什么?

   周:我的刺绣技艺来自苏州老一辈刺绣家们,因此我有责任把发绣这一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为此,近年来,我重点培养有兴趣并有一定美术基础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中央美院的博士生,南艺、苏州科技大学的学生,我免费教他们刺绣。我的女儿是大学老师,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我同样让她学习刺绣,每年暑寒假,她都悉心学绣。我也是希望她能多了解并传承这门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叶:写诗歌的有句行话,叫“功夫在诗外”,这同样适合于发绣艺术家吧。

   周:刺绣本身只是一种技法,需要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才能展示刺绣的魅力。作为一个刺绣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才能创作出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如绘画、雕塑、书法、摄影、美学、历史,你都要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选材、创作中做到游刃有余。比如我的发绣作品《水月观音》,就是我在北京法海寺观看明代壁画后,根据其中的一幅壁画改编创作的,将原画彩

   色变成更适合发绣的黑白两色,虽然少了一分雍容华丽的感觉,但多了一些素朴庄严的特点,更显功力。由于运用了自然头发颜色深浅的不同区分,使整幅发绣的线条层次分明,线条非常精细、匀称、工整、挺拔。特别是将观音的披纱表现得惟妙惟肖,披纱上的图案是六菱花瓣,每一花瓣都有 40 多根线条组成,发绣运用丝丝白发将披纱“细如蛛丝,薄如蝉翼”的飘逸感表现得活灵活现,感觉水月观音在轻纱下微微呼吸,更能体现水月观音的恬静、优雅之美,

   叶:希望您成为德艺双馨艺术家。在社会公益方面,您做了什么?

   周:苏州“正念养心社”是由 100 多位女企业家参加的非盈利公益组织,我在社内担任顾问一职,正念养心社的宗旨是“以公益慈善,扶贫帮困”为主导,带领社团成员关爱弱势妇女,扶助弱势儿童,开展尊老、助老等活动,提高社团成员的公益理念,以“正心、正念、正行”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每月我们都有定向慈善帮困活动,如慰问养老院我们定点是优康养老院。我个人还通过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定向助学了两位学生。叶:您对发绣艺术有什么样的展望。

   周:中国的发绣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清中期以前,发绣无论在题材还是在针法上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绣一直还停留在表现佛像人物和中国传统绘画上,题材上有较大的局限。我想,发绣艺术必须在题材上有所创新,而这种突破与创新,带来的首先是表现手法的跟不上。因此,要在题材上有所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表现手法的创新,要更加丰富多彩,才能满足发绣艺术题材创新,在这方面,我也一直在思考和尝试。

   叶:期待您有更新、更美的发绣作品问世。

   周:谢谢。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市政协文史委)

状元吕宫书法佚作考述

◎ 华建铭

   2011 年 4 月 23 日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迎春艺术品拍卖会中国

   吕宫(1603~1664)字长音,号苍忱,常州府武进人,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状元,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六日御笔钦点其为内弘文院大学士,位列宰辅。一年多后,经其五疏求罢,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福临允其所请,命以太子太保衔归籍调理。光绪五年刻本《武进阳湖县志》“人物志”中称其“家居凡十年,里中不知有相国”。康熙三年(1664)卒于家。

   相对于其赫赫名位,吕宫书法常为后人所未知。事实上,其乃清初书法名家,清人李放在其《皇清书史》卷二十四中就将其列名在内,曾与吕宫同为内院大学士的吴江人金之俊在其墓志铭中也称:“(顺治)万几之暇时,召入大内,发古今书画,命公题赞,又命遍题内宫额联”,足见其书法绝非泛泛之辈。只可惜其作品后世流传绝少,清末民初武进人张惟骧在其《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一“吕宫”条下曾称:

   先生文字亡佚不传,从来搜集乡邦文献者,无由得见先生只字。近见吾乡王氏所藏行书长幅五言律诗一首:“野外逢迎少,柴门落叶稠。人闲不扫室, 客到始梳头。且为烹茶坐,还因看竹留。登临如有意,更上水边楼。”附记与此,以俟纂录。

   近年来,随着文物拍卖及部分馆藏文献、文物的整理,吕宫的一些书法逐渐呈现。

一、酬唱题赠

   2010年11月21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举行了“瞻麓斋旧藏——嘉怡珍赏”秋季拍卖专场中出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龚心钊旧藏明人韩道亨楷书唐诗一函四册,诗册中就有顺治七年(1650)吕宫的题跋。跋文如下:

   庚寅岁僦居诸氏苹末亭,梅雨乍歇,桐叶新阴,欹枕竹窓,呆思事。友人携颖泉楷帖至,苍劲秀逸,字成胸腍,巧发毫端。管城子无食肉相,斯册之谓与?书者之腕,观者之目,历四十寒暑,相遇厉上,能使人神情开霁,心慕手追,流连不倦,以为抚掌之资,亦见书者之腕力矣。国已改步,叹古人法书沉销水火,此册岿然独存,墨林之□灵光也。

   韩道亨,字颖泉,楷、行、草俱佳,传世名作有《草书李白文轴》《草诀百韵歌》。从题跋可以看出吕宫对其颇为尊崇,而该作运笔圆润流畅,潇洒秀逸,略可管窥其风采。

   2011 年 4 月 23 日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的迎春艺术品拍卖会中国字画专场展拍了吕宫的一幅篆书扇面,上有“臣吕宫印”及“□□皇帝藏宝”“仲南阅藏之印”等印鉴,其内容则录自著名的石鼓文《銮车》。

   《銮车》乃记述周宣王率众在鄜寺附近进行大规模围猎且猎获丰富的场景。顺治八年(1651)五月二十九日,吕宫曾随福临移驾南苑,直到六月初七方才回宫。在南苑围猎期间,福临曾于某日将众大臣汇集一高冈上,同时密令骑兵围绕土山,放马疾驰,并在瞬间集体疾冲而上,等到甲胄作响、震地轰天地快要冲到山顶时,许多人已经脸色大变,惟独吕宫端立不动,而此时所有骑兵也突然勒马停步。为此顺治由衷感叹:“吕宫气度过人,於此可见”。结合内容及印鉴,该扇面恐为纪念这次随行南苑围猎的进呈之作。

   2004年12月4日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冬拍会中国书画专场曾展拍庞元济旧藏四开设色金笺山水书法(31×39cm×4),其中之一即为吕宫的行书七律:“壶史曾闻纪义成,礼珪标范肃风清。劳勤动必先姑宪, 劼毙谋恒介祉迎。宛国有驹必叱撒,杜家生草负科名。琳腴并进云璈奏,青鸟未歌更几声”,用“吕宫之印”、“大学士章”。而据《清史稿》卷八十九“职官志”:“内阁为典掌丝纶之地,自大学士以下,皆不置印,惟典籍置之,以钤往来文牒”,因此该书法应创作于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至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吕宫任内弘文院大学士期间。

   2010年4月17日北京东方晟宬拍卖有限公司春拍中出现了两幅绢本吕宫书法(20×40cm×2)

   与前述吕宫所书题寿七律相比,这两幅书法只用“吕宫之印”而无“大学士章”,故可以推断非内院大学士任期间所书,但笔法古劲藏锋,秀逸之气若不经意,更可能是晚年习董其昌之作。而检视吕宫晚年交集的相关人物中,能让这位乡居十年、里中不知的前“相国”欣然挥毫书此寿词,惟曾同为阁僚的金之俊最有可能。后者在其《年谱韵编》中有“荏苒壬寅岁,正逮古稀年”、“激切吁归老,荷蒙天恩全”等语,“壬寅”乃康熙元年(1662),该年金之俊获允致仕归乡,沿运河南行,经过常州,常理之下应会看望故人,何况早在顺治六年(1649)初吕宫就曾为金之俊的文集作序,藉此相邀,笔墨酬答不无可能。

   此外,北京东城区图书馆藏有一幅吕宫行书扇面,应是与顺治时期的内院大学士、金坛人陈名夏(1601~1654)的唱和之作:

   高斋清赏只奇书,鹤静更张味澹如。日就万言才倚马,春明十载胜同车。

   蹊成桃李分嘉树,节凛若霜著令誉。三百枯棋尔点画,尘福新日下阶除。

   步韵唱陈太宰之二,呈香翁荣老公祖词宗正,治年家弟吕宫

   太宰乃明清对吏部尚书的敬称。陈名夏于顺治五年(1648)任吏部尚书;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三日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因此该扇面应创作于顺治五年至八年间。

二、赋闲笔墨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天衡拍卖有限公司举行十周年秋拍会,并特别推出新加坡大收藏家杨启霖先生的“袖海楼藏书画专场”,其中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张惟骧所提到的吕宫所书五言律诗的出现。该作为立轴绫本,长224cm、宽50.5cm,落款“书为子瑜大词宗,兰陵吕宫”,钤印则有“吕宫之印”(阴)、“龙虎2010 年 4 月 17 日北京东方晟宬拍卖有限公司 2010

   榜中名第一”(阳),左下角有鉴藏印:“ 毘陵庄氏金石书画之印”。该作堪谓吕宫行书艺术的典范之作,故最终以54.05万元落槌成交。

   需要指出的是,该五言律诗实乃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进士、陕西提学副使何景明的《客至》。何景明,河南信阳人,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为文坛领袖,其人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正德初年宦官刘瑾跋扈专权,曾上书首辅直谏,要求制裁权宦。诗作似写闲适,但要旨却在“登临如有意,更上水边楼”,实取意于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句。因此无论是诗词作者,还是壮志未酬、归乡赋闲的吕宫,真实心境都有几分契合,笔墨之外,更有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感慨。

   2014 年 4 月 24 日北京盈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出吕宫一扇面,书白居易《春村》诗:“二月村园暖,桑间戴胜飞。农夫舂旧谷,蚕妾拣(按:白居易原诗为“捣”)新衣。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诗歌文字清新,恬淡自然,有王、孟田园诗遗韵,从中亦可体会出吕宫远离庙堂纷扰烦恼、回归乡野后的一种怡然之乐。

   当 然 , 吕 宫 对 乡 野 生 活 的 关 注 不 尽 于此,还包括了江南特有的经济养殖对象桑蚕。2011年12月9日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秋拍会字画专场中出现了吕宫的一幅扇面,其钤印用“吕宫之印(阴)”“丁亥状元(阳)”,收藏印则有:俞剑华印(阳)、杭郡唐云收藏审定明清名人五百扇图之章(阳)。扇面文字如下:

   益都孙少宰廷铨《南征纪略》有茧志曰:自州南行七十里,宿石门村,其中沙石粼粼,一溪屡渡。山半多生槲树林,是土人之野蚕厂。按:野蚕成茧者,昔人谓之上瑞。乃今东齐山谷,在在有之,与家蚕等。蚕月抚种出蚁,蠕蠕然,即散置懈枝上,听其眠食,枝枝相换,皆人力为之。日日处风雨中不为罢。其稔也,与家蚕相先后。然其穰者,春夏及秋,岁凡三熟也。应裕生年翁词属正 吕宫

   孙廷铨,初名廷铉,字枚先,山东益都县人,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进士,顺治十年(1653)为户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自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二十三日起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康熙元年(1662)授秘书院大学士。《南征纪略》乃孙廷铨于顺治七年奉旨前往浙江绍兴祭拜大禹陵,将沿途见闻纂集而成,据该书林嗣环序大约刊刻于顺治九年(1652)。而扇面中称孙廷铨为“少宰”,可以推知此吕宫该书法应该书写于孙氏顺治十年担任侍郎后、顺治十二年十月改任尚书前。而钤印中的俞剑华乃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绘画史论家、画家、美术教育家,经其过眼鉴藏,当为历史实物。

   2011年6月25日上海博古斋2011年春拍会(字画专场)以42560元成交了吕宫一幅行草长卷。该卷未署明日期,仅署名“吕宫”并用“吕宫之印(阴)、丁亥状元(朱)”钤印,另有“梅景书屋秘籍(阳)、湖帆长寿(阴)、吴湖帆潘静淑收藏印(阴)、江南吴氏世家(阳)、吴瀛审定(阳)”收藏印,卷尾有现代著名的收藏家、常州人吴瀛(字景洲)于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所作的关于吕宫生平的识跋。

   长卷先后书写了唐代张九龄诗作《奉和圣制早渡蒲津关》及李白作于安陆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前者乃是一首奉和之作,蕴含了效力君主、实现抱负的热情,昭示了君臣相契相得并成就功业的欢愉。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直至二十四年(736)因李林甫进谗言被免去了知政事从而实际被罢相。而此十年前的三月他在洪州都督任曾写下《在郡怀秋》,诗中“臣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毁亦随”诸句,对于恰好才五十出头且曾为阁揆的吕宫,一定也是“心有戚戚焉”。长卷后半部分,李白以清新俊逸的文字,深刻表现了欢快的天伦之乐和浓浓的兄弟之情。而将二人之作联合起来予以检视,吕宫书写这幅长卷背后的精神世界,则是令人玩味的:梁园纵好,不是久恋之乡;故园虽陋,却是安宁之地。由此推测,该书法或作于其致仕居乡期间。

三、寄意法帖

   2010年12月15日,吕宫一行书扇面出现在山西省晋宝斋艺术总公司在其秋拍会中国书画专场中,后于2013年1月20日再次出现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斯文——中国书画”的拍卖专场上。

   扇面所书乃《东坡题跋》之《题萧子云帖》:

   上海天衡拍卖有限公司“袖海楼藏书画专场”展拍吕宫书明人

   萧子云尝答敕云:“臣昔不能赏拔,随时所贵,规模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乃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法,洞彻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迩以来,自觉功进”,又见《齐史·本传》。今阁下法帖十卷中,有卫夫人与一僧书,班班取子云此文,其伪妄无疑也。又有王逸少帖者,其辞曰:“爽鸠习而扬武,伯赵鸣而戒晨,时可以出宿饯行,可以登高临远”,此乃张说送贾至文,又可笑也。

   萧子云,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孙。 唐人张怀瓘在《书断·妙品》中称其“少善草行小篆,诸体兼备,而剏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际,若有骞举,妍妙至极,难与比肩”,《梁书》中称其“善草隶书,为世楷法”,传世书法有草书《千字文》等。

   该扇面落款“吕宫”并用“吕宫之印”(阴),应是自书遣怀之作。不过扇面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吕宫对于法帖的选用态度,即学习苏东坡,既广收博取,又鉴收精严,尊崇经典但绝不盲从。

   吕宫尊苏还体现在对东坡经典之作的推许。2014年5月9日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在其春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展拍了吕宫的一幅泥金纸本题赠扇面,落款“吕宫”并钤“吕宫之印(阳)”,右下另有一阳文方形压角章“苍忱”。

   所书文字出自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苏子瞻海棠诗断石”条。

   海棠诗仅存百余,楷法端劲,似徐季海题经记,而风致过之,前有小像,石亦沏。叶石林云:海棠诗为东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写。人间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予里农人得之古墓中,初掘时为鉏鑺所坏,复规而方之也。吾为子良四兄大人属。

   文字中所说徐季海即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擅八分书、行、草,尤精楷书,宋人朱长文《续书断》中称其“受书法于父。少而清劲,随肩褚、薛;晚益老重,潜精羲、献。其正书可谓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海棠诗则是指东坡名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山东益都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入清后历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顺治十年(1653)三月引疾乞休获允,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收藏家和书画鉴赏家。长吕宫十岁,与吕宫一样不喜魏忠贤及其阉党,同样精研性命经济之学。

   《庚子销夏记》撰于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至六月,其时孙承泽已年近七十。该书结合自己所藏所见,评骘晋唐以来名人书画,钩玄抉奥,题署甲乙,为世人所推赏。根据该书编卷分类标准,“苏子瞻海棠诗断石”所记应是孙氏自藏的《海棠诗》楷书拓本,只是不知为何人所书,但据其所述,其精妙似乎不逊于徐浩,甚至风致过之。

   与孙氏原文相比,吕宫所书内容除“百余”后缺一“字”外,自“复规而方之也”后还略去了一段文字:“去其余,仅存百字。诗前有先生自绘像,即小剥泐,不妨伟观。此石后在黄冈王同轨家,每拓以赠人。同轨字行甫,为蕃育署丞,著《耳谭》及《合江亭稿》行世”。从缺失的这段文字可知,原石由南宋吴县人叶梦得得之于古墓,至明代为湖北黄冈人王同轨(约生于明嘉靖二十年,卒于万历末年)拥有,且多次以拓本赠送他人,从而流传于世。

   由 于 《 庚 子 销 夏 记 》 乃 孙 承 泽 于 顺 治 十 七 年

   (1660)六月撰成于京师,但书成后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方有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康熙间仅有抄本流传,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就。因此理论上这一扇面应是顺治十七年六月后直到康熙三年(1664)四月十八日吕宫去世前的近三年中写就。而从现有记载看,这期间因顺治驾崩,吕宫曾于康熙二年(1663)短暂入京参加四月二十四日顺治灵柩入葬孝陵的葬礼,并很快於五月十日与金之俊一起“辞朝同归”,在此期间得见或得到孙氏该书抄本的可能性很大,更何况孙氏早在顺治四年(1647)即以所著《闲者轩帖考》对自《兰亭序》至文徵明《停云馆帖》共三十八部法帖,一一考述源流,品其次第,从而名闻京师。因此,作为书法同好,吕宫及其所说的“子良四兄”很可能都是《庚子销夏记》的传抄者、收藏者。

   此外,在2010年1月23日浙江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中国书画拍卖专场中,曾出现另一幅同样有关《庚子销夏记》的吕宫书法扇面。款识为“少涵词宗正 吕宫”,用“吕宫之印”(阳)。

   所书内容引录自《庚子销夏记》卷四第十条“澄清堂帖”,吕宫所书文字略有简省,未知是抄本不同还是受制于扇面所致。

   澄清堂所刻皆右军书,计十卷。黄长睿谓为唐贺季真手摹,李后主得之、刻石。澄清堂极其精善远在阁帖之上,惜世无传者。余仅得第一、三、四卷,然王氏书法备于是矣。是帖余付之朴儿,置天津海云阁。戊戌五月,余同内人观海,取此帖舟中,一日数十展。记旧所跋。

   一定意义上,这两幅扇面不仅见证了吕宫对《庚子销夏记》一书的由衷喜爱,也反映了吕宫对孙氏精研诸家法帖、明辨源流传承、善断真伪优劣的学术功力的推赏。

   (作者联系地址: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报编辑部)

月旦一时 是非千古——二轮《兴化市志》纂修刍议

◎陈麟德

   东南古邑兴化,虽僻居淮海一隅,然人文不乏,斐然可观。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不烦覼缕,只要举出雄据一时的明代兴化三阁老(高谷、李春芳、吴甡)、明清兴化文化三杰(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就足以令人气豪而赞不绝口。不宁唯是,自宋迄明清,时见文德双馨者来宰吾邑,若宋代范仲淹、明代胡顺华、欧阳东凤、清代张可立、魏源、梁园棣等,皆召父杜母,为弘扬兴化文化底蕴不遗余力。而博雅君子为官一方,必先入境问俗,查询志乘善否,久废者则倡修之。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陈以恂,康熙时尹平遥,即主修《平遥县志》。兴邑之令若胡顺华、欧阳东凤、张可立、梁园棣皆视修志为远大要务,亲执其劳,全力以赴,不特开其局且董其成,更敦聘致仕名宦、饱学鸿儒为载笔,于是,《嘉靖兴化县志》(《胡志》)、《万历兴化县新志》(《欧志》)、《康熙兴化县志》(《张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梁志》)应运而生,留下了相沿不坠的地域性、资料性、真实性并重的官修信史。更由于载笔者的殚心竭虑,兴化志乘得以蜚声学界、名噪史坛。因而载笔者之贤愚,成了衡量志乘优劣的重要标识。清道光泰州学者夏荃在《退庵笔记卷一·泰州志》中称:“凡修志乘,当事不过提倡其事,其贤者尚肯留心,否则视为具文而已,故秉笔者最重要。”

   民国以来,神州板荡,外侮入侵。《续修兴化县志》上承清代咸丰初年,下迄民国三十年左右,由国学大师李详(字审言)主纂,始于民国八年乙未,迄至民国十七年戊辰基本完稿。由于经费、局势等种种原因,迨至民国三十二年由邑人魏儁(字克三)、任乃赓(字厚生)联袂完成后付梓。此志不乏学术价值,如将小说家施耐庵生平事迹入志,得风气之先,开小说家入志之先河。

   抗战军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生灵涂炭,尔后,陵谷沧桑,改朝易代,不遑启处,何暇修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编史修志,束之高阁,尘封久矣,无人问津。直至改革开放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昭代盛世,始将修志提到日程之上。上世纪 80 - 90 年代,各地方志若雨后春笋先后问世。如首轮《扬州市志》付梓于 1987 年,首轮《大丰县志》付梓于 1989 年,首轮《兴化市志》稍晚,梓行时已 1995 年,与《续志》间隔垂 50 年。首轮《扬州市志》《大丰县志》《兴化市志》皆不约而同步《续修兴化县志》之后尘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立传。《扬志》传文较简括,从“故居兴化”加引号再品读似已将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所述化入。传文有两点谬误必须匡正:一为三提“白驹场”,第一、二处概念尚准确,但“(今属大丰县)”是错误的,第三处“白驹场”系“白驹镇”之误。“白驹场”素隶兴化,即使 1951 年将白驹镇析置入大丰县,但白驹场大部分如施家桥、施家庄、清水湾仍属兴化,向为施氏后裔聚居之地;《辞海》第 6 版“白驹场”词目解释准确、严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一为施耐庵墓始建于明初,民国三十二年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仅为复修并立坊碑,墓前牌坊中门上刻隶体“耐庵公坊”,墓碑正面由苏中第二专署专员陈同生手书“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碑北面镌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公杰撰书的碑文。传文后加 4 注,注与文联系似不够紧密,令人有附赘悬疣之感。尤其是注①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施惠》所载称:施惠即作《水浒传》的耐庵居士,横生蛇足,节外生枝,无补于事。

   继《扬州市志》后问世的《大丰县志 · 施耐庵》传后附录王道生《施耐庵墓志》。2006 年二轮《大丰市志》,除删去传后附录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外,传文稍有压缩,内容略见增减:①考定原籍苏州阊门施家巷,孔门施之常后裔;②考定施耐庵名彦端,耐庵其字,略去子安、肇瑞;③考定母族卞氏与盐城便仓卞氏同宗;④考定施耐庵与刘伯温为同榜进士;⑤略去《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传文明显系吸纳历年社科研究成果编撰而成。

   较为晚出问世的《兴化市志 · 施耐庵》传,传文较《扬志》稍饶而略于《丰志》。三志的共同特色为:吸纳、博采、兼容多年学界研究之成果,参酌纸上资料、地下文物、民间传说,已将施耐庵其人身世粗略表述出来,就《兴化市志》所立之传而言,系据《施氏家簿谱》《施廷佐墓志铭》及《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等编纂而成,得来殊为不易。物换星移,二轮《兴化市志》(1991~2010)修纂时,鉴于浙江部分学者主要依据施耐庵的杭州情结(地理态势、气候物象、土语方言)断言《水浒传》作者为钱塘施耐庵。虽然见仁见智,然为避免鱼目混珠,贻人口实,笔削《施传》时,可不必转引明 · 高儒《百川书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有关资料作证,也不必转述,充其量,可揣摩其意而用之。其二,白驹场原属兴化,1951 年大丰建县后,白驹镇改隶大丰。场、镇概念迥异而极易混淆,外地学者不察,动辄以讹传讹。吾邑对析置决定,恪守不渝。白驹镇虽隶大丰,但白驹场大部如施家桥、施家庄、清水湾仍属兴化,施家桥更是施墓所在地,耐庵故里当分属兴化、大丰,应载明史册,以免是非千古。其三,施家桥耐庵墓应在传中作适当表述:除标明为江苏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外,他如抗日民主政府所建坊碑、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施耐庵墓园”、赵朴初先生撰书《重修施耐庵墓记》、康有为弟子书法家萧娴女士题施公画像“一部野史,千秋才人”,以及出土文物施让“地照”、《施廷佐墓志铭》(砖质)、施奉桥“地券”等均须载入史册。此外,首轮《兴化市志》纪年似与约定俗成有悖。如《兴化市志·施耐庵》载“1353 年(元至正十三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兵”。我国过去用干支纪年,从汉武帝到清末又兼用皇帝的年号纪年,民国因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规定一律采用公元纪年。遵循这一规定,“元至正十三年(1353)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兵”这样表述,即使用朝代年号纪年在前,后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可与其他志乘体例一致,规范而已。

   二轮《兴化市志》纂修,不仅要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新出现的重大事物充分表述,而且还要“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订旧之讹”。(清·邢澍《两汉希姓录》)衡量志乘之优劣,除真、善、美外,搜罗全面,避免逸失亦不可或缺。决不为后世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而遗千秋憾事。应循名核实,彰其所长,不弃涓滴,分款隶人以昭示其功业。应仿效乡贤震华法师修纂《兴化佛教通志》时,遍搜曩昔佛教文献,视断简、残碑、破卷、劫灰为鲁殿,博考访录,不留遗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兹以民国人物为例,不特随国民党去台者有逸失,即留居大陆者亦有不少失载。去台定居失载的如余井塘,祖籍兴化北安丰镇,后迁居小海镇,曾考入复旦大学,后留学美国,《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外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余井塘,美国爱我华大学经济科”。民国十二年加入国民党,曾参加反对孙传芳的斗争,险遭杀害,后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从政不忘家乡兴化,据《续志 · 善举志》载:民国十八年兴化全境旱灾,余井塘与李详联名发表《乞赈启》,呼吁救灾。民国二十三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有政声,于任内严禁销吸鸦片,组织 40 万民工参加导淮工程。抗战期间在重庆两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去台后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逸失的不仅有政界人物,而且有科学家,如兴邑著名学者、教育家、书画家张道中先生长子、上海市农委主任张燕之令尊张鸿吉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院物理系,与钱学森先生同班同学。毕业后,被聘为以严济慈先生为所长的北平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与钱三强先生同事,后由资源委员会派赴美习电子计算机,留任美宇航局太空核能研究所所长兼几所著名大学教授、博导。1994 年回国获胡锦涛同志接见。还有医家。陈太羲先生流寓港台多年,创办香港中华医学院任院长,东方医学研究所任所长,创办《东方中医杂志》,后被选为香港中医公会永远名誉会长。1975 年应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陈立夫先生之邀,赴台中任中国医药学院教授兼中国医学研究所所长。他爱国、爱乡,1996 年秋在安阳出席两岸医学研讨会时溘然长逝于旅次,震惊港、台、大陆甚至海外。陈立夫先生在台闻耗题“医泽长昭”以挽之。《民国续修兴化县志 · 善举志》还记载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参与救济委员会兴化支会的活动。惠及苍生,不遗余力。

   留居大陆失载的如刘循程,字序堂,刘熙载之从子,廪贡,《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刘循程,上海广方言馆算学专科”。序堂先生负笈沪上时,刘熙载长子刘彝程(字省庵)为广方言馆算学主教,得兄之助甚多,游沪时与黄炎培、沈钧儒诸公为友。按《民国续修兴化县志 · 学校志·学堂》载光绪三十一年“以学堂林立,师资缺乏,禀请开办师范传习所”聘刘循程为教员。光绪三十三年秋奉部章设劝学所。继孔宪荣后刘循程任县学训导、劝学所总董、所长、县视学,三任教育局长兼教育会长,《续修兴化县志》襄理,为逊清而民国的文化、教育名流,社会贤达。首轮《兴化市志》未立刘循程传,殊甚可惜。

   客岁偶阅《法制晚报》,读到《蒋介石自损威信帮周佛海减刑》一文,后来 2015 年 6 月 25 日《中国剪报·人物春秋》也剪辑此文。文中称:“周佛海及周妻杨淑慧急请名律师戴修缵及杨嘉麟”。杨嘉麟为兴化著名法学家杨天寿之侄,民国元年杨天寿曾任兴化教育会长。《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杨天寿,北平法政学校”;“杨嘉麟,北京朝阳大学法科”。上世纪 30 年代,杨天寿在京、沪与沈钧儒、史良等法学界知名人士过从甚密,经法官考试及格,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庭长,抗战前后擢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曾参与审理陈公博案件。杨嘉麟得其叔杨天寿提携,经法官考试及格,抗战时在大后方某省军法处任职,后充律师,参与周佛海案件。新中国成立后流寓南京夫子庙,旋病故。民国期间,兴化周旋、浮沉于司法系统者除杨氏外,尚有石氏。《民国续修兴化县志 · 国内大学 · 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石凌汉,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宦海浮沉,终出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会计长。其时提倡会计独立,地方法院会计均由部放,权重一时。1949 年后侨居美国,虽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眷念乡邦。曾有诗寄其四弟凌河,诗曰:“遥念乡关入梦中,风光似与旧时同;北公园里花如绣,拱极台前夕照红”。游子思乡,归期若梦。从存史角度看,兴化杨、石二氏是否立传,应权衡利弊得失,审慎思之再酌定。

   民国时期,刘庄、白驹隶兴化县第六区,区公所设白驹镇。白驹籍著名生物学家喻兆琦先生于民国三十年四月溘逝。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梓行的《民国续修兴化县志》除在《人物志 · 文苑》为喻教授立传外,在《国外大学 · 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喻兆琦法国巴黎大学动物研究系”。在《艺文志·书目·子部·农家类》载:“《中国蝦类志》《生物论文》以上喻兆琦著”。1951 年刘庄、白驹析置入新建大丰县,但刘、白乡贤及学术界仍归宗兴化,矢志不渝。虽然 1989 年问世的《大丰县志》已为喻兆琦先生立传,然《兴化市志》亦不应略去。

   白驹籍中国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春芬先生上世纪 90 年代中作古,2010 年 4 月第 6 版《辞海》即为其立词目,称“江苏兴化人”。权威工具书言必有据,释词时必按档案资料再三斟酌而定。李先生早年在兴化县中学求学,兴化中学校史知名校友有载。《民国续修兴化县志·选举志》中记载他游学英国系加拿大、美国之误,中央大学海外校友会一直记载他籍贯江苏兴化。权威工具书称其为“江苏兴化人”,如果有按图索骥翻《兴化市志》查阅不获,岂非天大笑话。何况首轮《兴化市志·文化篇》已将其著作《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 《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列入。揆情度理,《兴化市志》应为其立传。

   小海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袁同功,是兴化县中学第三届毕业生,《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姓氏录》载:“袁同功,中央大学林科”。为著名学者、共和国林业部部长梁希先生高足。后留学加拿大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京林学院教授,福建林学院副院长,偶兴化任氏——任乃赓先生侄女。其亲朋故旧多在兴化,且《续修兴化县志》有载,《兴化市志》也应为其立传。

   刘庄籍佛教居士、慈善家高鹤年一生的主要活动都离不开兴化,虽然方志恪守生不立传的原则,但兴化志乘为存史之真,在他生前就留下了不少记载:如《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善举志·赈济》有载;兴化著名诗僧震华法师编撰的、1944 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印行的《兴化佛教通志》亦有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居士在刘庄建贞净院。按《民国续修兴化县志 · 舆地志 · 贞节净土院》载:民国十年高鹤年居士游滇粤归来倡建,程德全题额,冯煦(号蒿庵)、李详(字审言)均有碑记。吴兴书画家王震(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撰碑记。贞净院毁而复建,居士生前旧居大觉精舍犹存。这样一位功在当代、泽在桑梓、亮节高风、德隆望重的哲人,首轮《兴化市志》竟交臂失之,不能不算是一大憾事。

   不唯高鹤年居士应入志立传,即编纂《兴化佛教通志》、《兴化方外诗徵》的震华法师也应入志立传。神州之大,为一邑编纂灯史者唯震华一人而已。何况《佛志》是在漫天烽烟的抗战后期问世的,震华英年溘逝,与其呕心沥血有关。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1987 年成书的《扬州市志·民族宗教界人物》已为震华立传,而 1995 年成书的《兴化市志》仍寂若无人,不亦奇乎!纂修志乘,《县志》立传者,《府志》可立可不立;而《府志》立传者,《县志》必立传,不可逸失。二轮修志为首轮修志稽失、汰繁、增缺、订讹乃顺理成章之事。按冷欣先生一生主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大致为抗日、办学、受降三方面。抗战时任江南行署主任,在宜兴张渚镇胥井村设立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自兼校长。为了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冷欣先生在桑梓以个人名义经费由他自筹,借用吴家祠堂创办念劬中学,虽然历时仅二年,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桃李中不乏共和国将军、知名教授、高工、专家、特级教师,在科教、工业、文苑、医卫等界各领风骚,硕果累累。不管从“存史、资政、教化”哪个角度来说,念劬中学在《兴化市志 · 教育篇》中不应阙如,应有一席之地。冷先生不特在自己的家乡和辖区内办学,还倾力协助袍泽故旧兴办教育。应顾墨山之邀,兼任江苏学院理事会常务理事。该院初建时选址福建崇安武夷山,后南迁三元,皆不在冷欣主政的江南行署辖区内。《兴化市志·冷欣》传称:“冷欣主江南行署时,曾在辖区内举办第五联合中学及江苏学院,收留沦陷区流亡学生”。举办五联中确有其事,而江苏学院系顾墨山创办而非冷欣,校址亦非江南行署辖区,应予匡正。此外,襄助何应钦在湖南芷江与今井武夫晤商投降事宜未录,去台后学术研究成果亦未载。

   《兴化市志·刘韵琴》传中,生年标 1880 年即光绪六年,而在传文中称“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6 岁时”,以此推算,则生年应为光绪十年(1884)之误。笔者上世纪 80 年代在兴化富安桥畔表兄刘百川先生之寓所获知,韵琴姨母溘逝于抗战胜利狂欢之夜,享年六十周岁,确证其生年为光绪十年。

   为了提高志乘的资料价值,不妨全面梳理、筛选、甄别,爬罗剔抉,提要钩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然后对资料再分析、归纳、提炼、综合、概括,融学术性于资料性之中,庶几提高方志的知名度与学术性,如稽失订讹,乃行之有效的办法,《明史》对兴化历史人物若宗臣、吴甡评价不当。“兴邑先正见于《明史》者,褒贬半失其实:宗副使臣风节功勋,卓然可纪,反付李攀龙传末;吴相国一代能臣,乃与杨嗣昌合传”(李福祚《昭阳述旧编·蟠根述上》);成廷珪系元季昭阳古邑爱竹成癖的诗家,而《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元诗选》《元诗纪事》及《施耐庵传》的编撰者称其为“芜城人”或“扬州人”;李春芳(文定公)为明代中后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世俗却讥之为“青词宰相”,明明兴化三阁老之一,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均误载为福建兴化人;清代画家禹之鼎,《辞海》似据《嘉庆扬州府志》作“江苏江都人”,而稍后由刘熙载领衔编纂的《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文苑·附录》后加按语:“府志作江都人,实邑人也”;“广陵五宗”为明清之际扬州骚坛五位宗氏著名吟家,即祖籍义乌、后移上元、复徙兴化、再迁江都的宗元鼎及其弟宗观、宗元豫从子宗之瑾、之瑜是也。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历代论史绝句选》中之宗元观实为宗观之误。不少学者行文不加细察,以讹传讹,贻笑大方。二轮《兴化市志》不特稽失订讹,还要增缺,古今著述,均须兼收并蓄。如陆容(号式斋)《菽园杂记》中有关高谷资料,顾一平《扬州名医录(上、下)》中兴化名医等等,特别是《辞海》第 6 版问世后,增加不少名人词目,如李春芬、钮经义、朱亚杰等皆可遴选入志以补缺。

   兴化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群星灿烂,名士辈出,各领风骚,斐然可观。明清时为“扬八属”中之佼佼者,“七子”“八怪”兴化皆有,“扬州学派”兴化则贤彦因仍,代济不绝。“泰州学派”兴化韩乐吾乃人中之龙也。当代如李继侗、钮经义、李春芬、朱亚杰诸先生皆为驰名中外的科学家。二轮与首轮修志具连续性,应载而未载者必增补阙失,搜罗要全面深入,切忌挂一漏万,但要坚持标准,以求达到不缺不漏,不枝不蔓,详独略同,厚主薄次。要善于运用资料显示志乘时代的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水乡风光,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地方志志地方”不可或忘。语言要信(果真确实)达(通晓明白)雅(优美不俗),出言有据,叙事具体。一言以蔽之:二轮《兴化市志》纂修应为兴化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过渡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翔实而可靠的依据。刍荛管见,未必有当,幸高明裁之。

   (作者联系地址: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

喜读《如东县志》(重修本)

◎吴福林

   《如东县志》(重修本)(简称《如志》)读之,甚喜,我看到了编纂者的努力和功力。地方志,究其实质,乃资料书,其价值在于资料的翔实珍贵与否。资料是否翔实、源头是否清晰、过程是否清楚、结果是否明白是地方志的资料生命所在。就志书内容而言,无论是从旧志传统来看,抑或是从用志考察,重在地、人、物、事四个方面,可谓志之内脏。古人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本文据笔者从事地方志工作、阅读使用地方志书的体会,借古语略抒读后之一些感慨。

人杰“地灵”

   地方志姓“地”,先谈“地”字。应该承认,不同地方的地气迥异。一地的地气,决定了一地的人、物、经济等等的特色,而各地的地气不同,特色也各自形成。志书应该重视记“地”,记好“地”。

   要说明的是,此“地”,广义言之,可以涵盖志书之所有地情。这里所言,乃指一地之山川、街道、学校、企业、机关等等。这些内容,乡人自然清楚不过,乃至闭眼即至。因此,亦易忽视。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地”会变迁,便生模糊,甚至消失,便产生问题。

   笔者在地方志工作中有两件事感触极深。

   一是云南明朝南京移民前来寻根,报出南京地名柳树湾,地方志却无载,后在一方碑文上找到此地名,只能知道大概方位,具体在何处只能成谜。这是600余年前之事,柳树湾大概亦为当时的平民区乃至贫民区,因而忽略失载,造成后人寻根的遗恨。

   二是笔者在撰文时曾发现,民国十二年(1923)革命先驱沈泽民(沈雁冰即茅盾的弟弟)被中共党组织从上海派来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开展南京地区党团建设。其掩护身份,是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此建邺大学在南京何处?又是何等样的大学?……遍查志书,以及民国史籍,毫无踪影。时间方隔90余年,便成悬案。

   带着如此感触来读《如志》,便发觉志书资料之详尽,颇有特点。

   首先,宏观展示“地灵”,乃为如东发展之根基。志书详记如东成陆、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气候、水系、水文诸自然环境,拥有土地、生物、水、气象、滩涂、矿产、潮汐、沙港等多方面宝贵资源,读后即使如不甚了解如东的笔者亦知如东确为“东方福地”矣。有此地利,方有如东的发展。

   其次,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揭示“地”貌。如对县城掘港的记载,在“县治·县城”中,为纵向记载,综述从唐代到2010年的变化。在“掘港镇”一节中,亦为纵述,除概况外,扩大到经济建设、社会事业诸方面的变化,还配以示意图,图示志书下限时具体镇域结构。还有专题记述,如“旧城改造”、“古镇老街”等。更有重点实体记述,如碧霞山、国清寺、城隍庙娘娘殿、石板街、镇洋楼(国梁医院),乃至新建的欧洲商贸广场、扶海洲仿古街等等。如此种种,这些关于县城掘港的记载,必是今人和后人认识和了解它的权威资料。载入志册,如同进入青史,已成定格。即使以后有变,亦有案可稽而无患矣。

   尤为可贵的是,志书并未停留于此,还进一步记载了业已改变了的或今已不存的“地貌”。还以掘港为例,如已经改变了的有民国初年的北培园、变成轧花厂的清溪书屋、尚存部分建筑的萍香堂等等;今已不存的有锄金园、大观楼、丛绿山房、管氏古宅等等。志中记载,还有多多,如已拆毁历代名桥13座,特别是1976年拆除的明代仁和桥,还附有图照一幅,极为宝贵。

   再 者 , 志 书 编 纂 者 对 一 些 地 名 的 溯 源 或 “ 考辨”,可见良苦用心,亦见功力非凡。仍以掘港为例,有《掘港地名溯源》之附记,引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两淮盐法志》、明冒伯麟诗、传统旧说 等 , 列 出 四 种 说 法 , 供 读 者 参 考 。 又 如 对 “ 岔河 场 ” 进 行 考 辨 , 认 为 旧 说 “ 岔 河 场 设 于 唐 之 中叶 ” “ 未 知 所 据 ” 。 据 近 人 考 证 , 又 据 “ 1 9 7 5 年底,岔南公社社员在挖丰产沟时,从地下挖出古代卤井井砖和煎盐盘铁,经考证,时间不晚于宋初,足可证明岔河在宋初前已是一个煮海为盐之地。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唐场图标有‘岔河庙’可知明代岔河仍属马唐场西境。”

   现存的详载,消失的备载,有疑者考辨,如此志书,今人读之全貌了然,后人查之有迹可循,做学问者亦可进一步深究。此志书者,诚然信史哉!

“人杰”地灵

   俗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再谈“人”。

   笔者在读志用志时,亦碰到两件事。

   一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许多文人把清初大画家龚贤和扫叶僧混为一谈,认作一人,南京清凉山扫叶楼甚至悬挂扫叶僧人画像,并认为是龚贤“自写小照”。其实,不但有诗证文证此乃两人,两个要好的友人,而且有旧志明白记载扫叶其人,只不过志是《重刊江宁府志》,不甚普及;记载又略,不足百字,且云“不知何许人”。在当时文人诗文中,关于扫叶僧的行状,还是有所涉及的。修志者未能挖掘,便留下些许遗憾,乃至一度造成错案。

   二是笔者收藏到一幅清同治年间的兰画,有多人题款,画家署为“扫叶山人”。此人又非上述扫叶僧,亦非龚贤。此画不俗,题款者多为南京本土人士,时间明确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翻遍志书,却未找到任何记载,片言支语亦无,真憾事也。

   还谈《如志》,其人物章分人物传记、名人屣痕、人物名录三节,其传记中收录革命烈士44人,历代名人206人,名人屣痕收录69人。传记字数,约占全志的5.5%。诚如编纂者所述,如东水土滋养的人物,呈现名宦多、烈士多、文人多“三多”特点。

   人物,无疑是志书载入的重要内容。志书记载人物质量的标准,就在于本土性。本土性人物数量多少,人物本地资料是否充实,挖掘得是否深透,决定着志书人物撰写的质量。此外,本土中下层人物应尽量多记一些。这些资料,往往为人无我有,具有地方优势。

   《如志》一些人物,记得充实,可谓有血有肉,事实感人。如烈士吴亚鲁,四次被捕,或坚不吐实,或据理力争,四次获释,无须赘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斗争智慧已现于眼前。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12日,最后的斗争,吴亚鲁直面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绑架,“一边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一边高呼:‘不准破坏团结抗战!’‘打倒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把吴亚鲁拉到通讯处门前的街坡上,向他头部、腹部连击数枪。中弹后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荣牺牲。”这样的人物传记,无须写作者加任何评语,由事实说话,感人肺腑。

   吴亚鲁不但是一位优秀的革命战士,而且才华卓著。附录中收有其诗《堤边》一首,豪气冲天!诗后有诗人简介。其实有诗即可,简介可釆用互见法,注“详见传记”,不必重复。再者,如有简介,应略于传记,还应与传记呼应。此处,却与传记微有出入。一是名、字、号,两说有差异,传记说吴亚鲁又名吴肃、吴渊,字渊之,号亚鲁,简介说,字亚鲁,又名渊、渊之,笔名耐苦生,特别是简介中说有化名李汉民,传记中缺载;一是简介中说其曾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传记中亦缺载。修志者,细事也,稍有疏忽,即有小憾。修志难矣,事非经过,不知其苦。

   本土人物,重视中下层者,如传中所载,抱病参加五四运动英年早逝者潘昌诒、三优虾油创制者王定扬、砖刻能手鞠长富、自愿舍庵兴学的比丘尼福民、丁普照蟹黄包制作点心师许玉成、名医罗亚屏及罗应成父子、武术家戴亚光、“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名医季少三、地方志工作者杨向东、民间文艺家赵志毅等等。有一例非常精彩:

   吴泓(生卒年不详) 丰利场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夏,倭寇百余人从海上登陆,一路烧杀抢掠至马塘、丛家坝,屯兵丁堰镇,逼至如皋县衙。县令陈雍十分惊恐,欲收拾细软携妻儿逃命。正待动身,有一宗姓差人拦轿跪下请命:“为生灵计,在下率兵御敌,请老爷坐镇县衙督军,以安民心。”宗姓之言,激发在旁吴、孟二吏,亦跪下请命:“卑职愿以弓马从之,上效朝廷,下报黎民。”县令陈雍见属员如此忠心,深受其感,便转移家眷,坐衙指挥。令主簿阎士奇领兵400前去杀敌。轿前请命两小吏之一名吴泓,系阎主簿属下一员猛将。身材魁梧,强健剽悍,练就一身武艺。吴泓随阎策马追寇,杀得倭寇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倭寇溃至潮桥,官兵杀至潮桥。其时潮桥东北河上唯一桥梁已被民众先期拆除。倭寇至此,为河所阻,无处可逃。吴泓率兵冲进敌阵,将百余敌人全部逼至河畔,杀得片甲不留,尸横河滩,污血染红河水,吴泓得胜而归。……为感谢吴泓解救之恩,又把这条河叫作“吴泓港”。

   吴泓小吏也,生卒年皆不详,志书仅留抗倭一事,其忠勇有声有色。文中其余数人,虽着墨无多,亦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后人如若查找吴泓其人,恐怕舍此别无矣。

   还有文中的2010年如东县百岁寿星名册,收有百岁寿星85人,皆普通百姓,且多村民,亦诚可贵矣。更有,关于中共县委、县政府、参政会、参议会领导人的任职记载,因为革命时期环境艰苦,资料留存不易,尤难能可贵。

   这些地方性人物,如若缺载,就会失传。载入志册,即成人无我有的珍稀独家资料。

   当然,如此而言,绝非反对记载走出地方的大人物,而是,写如此大人物者比比皆是。如徐述夔,其本人著作就多,研究他的著作亦多;志书限于字数,无论如何详不过专著;志书当然要记,要在记载其人的本土内容,其余略记即可。

   外籍人士入志依然如此,重在人物同本地的关系,对本地的贡献,抑或在本地发生的故事。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条,在10余字简介之后,主要记载的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郑应汪之珩之约,赴丰利文园,居住月半的诗画交往及其价值。此即方志之道。

   志书如此载人,若非人无我有,至少亦可人略我详也。如此志书,必珍贵矣。

物华天宝

   “物华天宝”之“物”,乃天之所赐宝物,实为天地之共同赏赐,必是一地之特产。人们对某故地的怀念,或因一山峰,或因一池塘,或因一老宅,或因一旧巷,或因一古树,或因一亲人,或因一祖茔,亦可能只是家乡一物,乃至家乡一道菜,家乡的一种味道。

   《如志》记物,未设专章,而用散记,但是,记得透彻,记得深刻,不但记了“物”的本身,还记出对“物”的尊重,记出如东人对“物”的匠心和智慧。

   如东临海,靠海吃海。如东人用海产品烹制出许多名菜,如“蛏领头”中的煨蛏领头、蚶子粉丝、文蛤饼等,“海参菜”中的蟹烧海参,“鱼皮菜”中的三鲜鱼皮、海蜇皮配佛手红萝卜、荷包虾仁、配以海参的蝴蝶片、炒鱿鱼、醋熘黄鱼等,“鱼翅菜”中的鸡饱翅(或用三鲜鱼皮)、炒竹蛏、醋熘黄鱼、配以海参的三丝汤等。

   如东人对海鲜的研究,历史很长,600多年前的明朝,就有如东人制作的白煨竹蛏干,被收入皇家筵席,并列为上品。清人吴寿明赞誉道:“海错三孤贵,肥甘独数蛭。”如东人的探索一直未断,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制出利用海味干货炼制而成的海味一碗汤,畅销省内外。20世纪90年代,南通天佳畜禽水产有限公司精选黄海浅水新鲜小黄鱼、凤尾鱼等,用20多种纯天然香料、甜汁、卤液等浸制加工而成的黄花鱼、凤尾鱼,先后被评为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优质信誉品牌、国家质量安全全面达标食品、江苏省食品市场十佳名优产品。2008年,又对研究成果,评出如东十大海鲜名菜:烟薰婆子、鸭吞目鱼烤、 栟茶竹蛏、海葵烧山药、芙蓉佛手蛰、冰镇黄蟹、金牌文蛤饼、泰米西施舌、龙腾载海螺和琼山鲳鱼。

   如东人对海鲜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尽力开发,传承有序。如清咸丰年间,定居掘港的王定扬选用如东黄海优质麻虾(又名红灯虾),精制成三伏虾油,传承至今。又如民国年间研制的丁普照蟹黄包,经久不衰。

   物有多种,即此一斑,亦可窥豹,见《如志》编纂者之着力也。

赘语言“事”

   志书必然记“事”,此指大事记外志中所记之“事”。志书记事,除按惯例应要素齐全之外,必须典型,有时代感和存史价值。“事”之入志,与载入史册,有同等要求,亦有同等意义。

   《如志》记了许多事,约略举之,如记“海域异象”,既可备查,亦供借鉴和研究;记“战事”,可见革命历程;记“1989~2008年代表工程”,展示改革开放后的建设业绩;记1968~2010年“张雅宾人身损害赔偿案”,显现司法进步;记1997年“‘1.12’经济金融大案”,可知如东反腐领先;记诸特色重点生态工程特别是2010年“生态创建攻坚年”,环境保护、生态创建的力度跃然纸上;记1972~2010年间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前车之鉴,可以为师……

   再特记一例,即“耙齿凌战斗”,全文200余字,记了时间、地点、日伪军兵力、战果等,虽然文中并未描述作战经过,但从此战耗时三个小时,歼敌日、伪军各百余人,以及俘获日、伪军数字等,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场“恶战”,一次“大捷”。此文,可谓惜墨如金的佳作。

   然而,编纂者并未停留于此,又设一附记《10名耙齿凌战斗中被俘日本兄弟致电冈野进、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本部和重庆反战同盟电报》全文,把这场战斗的意义充分揭示出来,新四军官兵不但英勇善战,骁勇无敌,而且擅长政治攻势,深入敌心。同时,此事亦告诉我们,日本军人中有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亦有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的“日本兄弟”。

   当然,志书记事,要记得好,并非易事,要下功夫,深挖掘,勤推敲,多斟酌。读《如志》,至《启秀旬刊》《栟茶小学半月刊》时,不由惊叹,一个小地方的小学,竟然能办起报刊,而且不但被江苏邮务管理局确认为“新闻纸类”报刊,通过邮局发行,还是民国时期栟茶发行时间最长的报刊,不算前身《启秀旬刊》,《栟茶小学半月刊》从民国十七年9月30日到22年8月停刊,办了5年之久。不得不钦佩学校校长和报刊主编的学识和魄力,当然也赏识当时如东的文化氛围。

   兴趣大增,不由得刨根问底,校长是谁,主编何人?在“ 栟茶小学”条目中,我们得知栟茶小学的前身启秀小学为蔡少岚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建。蔡少岚又是何许人也?未见记载。至于栟茶小学校长、《启秀旬刊》和《栟茶小学半月刊》的主编,亦都未见记载,甚憾。不知《启秀旬刊》有没有留存,志中《栟茶小学半月刊》配有图照,理应有主编等资料留存的。这件值得如东人骄傲的“事”,是应该记得更详实一些的。

   再谈一点关于“婚俗”的事。这是一件小事,笔者阅读多部新志,发觉婚俗往往被修志者忽视,即虽不缺载,却大谈旧仪,缺少“新风”。《如志》记有“新风”却不足百字,哪能涵盖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各地婚俗的惊人变化?要记“新风”,定要调查采风,采集口碑资料,这又是修志者必不可少的另一种功夫。

   志书内容,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大篇结构也好,中篇结构也好,小篇结构也好,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地、人、物、事四项。记好此四项,亦良志也。《如志》当之乎!

   (作者联系地址:南京市富贵山街道佛心桥小区)

浅议民国《无锡年鉴·第一回》卷首题词

◎ 刘善泳

   《无 锡 年 鉴· 第 一 回》(以 下 称《无 锡 年 鉴》)于1930 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无锡年鉴》共有题词 31 款,《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录其 16 款。这些题词,除无锡籍立法委员缪斌题“无锡年鉴”四字书名外,其他题词多有立场、观点。题词内容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年鉴之“年”

   无锡本籍实业家荣宗锦(宗敬)题“与年俱进”,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题“岁计有余”,教育家裘可桴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

   由于《无锡年鉴》是无锡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所以记事时限并未完全局限于“年”,所有篇章的记事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追溯。如,《党务》中对党部组织从无到有的追述,《政治》中对县行政组织发展变化的追述,《商业》中对商会的创立及其发展过程的追述。这样一个特点,恰恰给后来者一个启示:“年”虽是年鉴的时间刻度,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雷池。为了更好记述事物,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突破年度不仅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年鉴编纂者如果在记述当年的同时,能够兼顾考虑这一年度在整个时间坐标中的地位,从而贯通年与年之间的关系,那无疑是“与年俱进”的更高境界。

   蔡元培所题“岁计有余”正好和“与年俱进”相呼应。此语出自《淮南子》,指日积月累可化不足为有余。在此借以譬喻年鉴通过连年编纂可成积累之功。年鉴的价值体现于个体,但贵在一以贯之地连续编纂。裘可桴所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反映的也是年鉴连续编纂的价值。一年一年下来,轨迹可寻,兴衰可考,数据可稽,称“为用至宏”,并不为过。

   可惜的是,由于时局和人力、物力等原因,“《无锡年鉴》第一回发刊以来,荏苒五年,遽成绝响”。1935 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当局“以事隔五年之第一回《年鉴》相应”,组织编写了《无锡概览》,“尝试与第一回《年鉴》互为披阅”。编者考虑到“未必能年辑一书”,于是不称年鉴,而曰“概览”。1991 年起,无锡市重新开始编纂《无锡年鉴》,第一部为 1986 至 1991 年的年鉴,此后从未间断,诚可谓“岁计有余”了。

二、年鉴之“鉴”

   题词中直接提到“鉴”的有四处,“借镜”一处。分别为文字学家胡朴安题“鉴往知来”,司法院院长王宠惠题“鉴往知来,灿然在目”,监察院院长赵戴文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日方长,永鉴在兹”,无锡县商会主席钱基厚(孙卿)题“与鉴于水,宁鉴于人”,唐奇题“各县政治所资为借镜”。

   国人将年度之书命名为“鉴”,实际就把中国年鉴的西方“年鉴”区分开了——至少地方综合年鉴是这样。起源于历书的西方年鉴,更多立足于服务生活、服务当前,很少被寄予镜鉴之道,而我国的年鉴(地方综合年鉴)却多有书写历史、标树镜鉴的意味。如《无锡年鉴》中《财政》记述“无锡县财务局册书联合办公处成立”时,先宏论其必要性:“处党治之下,无论何种事务,当然要有组织、有系统,然后事务乃能有条不紊,可以收指臂相使之效。否则,如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不相闻问,事虽成立,而流弊已不可掩抑”。接着对“从前各县办理田赋,对于民间请求办粮过户、官应编造粮册等事”的弊端进行了记述,再记述相关组织的成立,并称“组织一团体”“不特可以解除民众痛苦,即于册书方面,亦可以得到相当保障也”。这样的一种行文特点,带有明显“属辞比事”和“通古今之变”的史裁传统风格。数位题词人不约而同以“鉴”立言,正是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镜鉴思维的一个折射。

三、年鉴的史裁性

   与“鉴”互为呼应的,是对地方综合年鉴史裁性的认识。立法委员何玉书题“梁溪史乘”(“梁溪”为无锡一河流名,向为无锡之别称),中华职业教育社顾树森题“功同史乘”,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蔡培题“溯往知来”,裘可桴题“修史之资料”。

   承接上文关于“鉴”的评论,这部年鉴至少从两个方面体现着史裁特征。一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如《党务》设“商民协会纪要”“农民协会纪要”“妇女协会纪要”“青年团整理委员会纪要”等目,均述相关组织之始终。除了此类记述,不少篇章下还设有专记,记述某一具体事件过程。如《警卫》内“无锡县公安局甄别官警考试纪实”,《教育》内“无锡县民众运动会纪略”,《公益》内“无锡平民习艺所创办之动机及经过”,《财政》内“无锡县经忏特捐办理经过情形”。二是对事物因果的探寻。如《卫生》记“无锡临时时疫医院办理之经过”时,追述了 1820年霍乱进入我国、民国八年及十五年地方人士发起设立时疫医院的情况,再记述“本年孙县长有鉴于此,设立时疫医院于疫病未发现之前”,“而时疫亦适于是时发现”。接着评论“倘筹备稍晚,是为患之烈,有不忍言者矣”,并将“治疗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事件完整,有因有果,堪称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或许是因为过于重视年鉴的工具性,抑或过于强调述而不论,在今天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当中,像《无锡年鉴》这样呈现完整过程、讲究因果的“组织体”叙事,似乎反而不多见了。这一变化的是非得失值得反思。今日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较之二十世纪 30 年代都有宵壤之别,但史裁方向是不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应然方向,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地方综合年鉴未必值得完全当成历史书去编写,但史裁的风骨无疑值得倡导和追求,历史书写的经验无疑值得总结与借鉴——这也算为“以史为鉴”得一新解。

四、年鉴的政书定位和资政价值

   《无锡年鉴》由无锡县县长孙祖基主持编写。对于编纂这部年鉴的意图,他在《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余尚考东西各国政书,体例谨严,纲目简张,图表详密,资料丰富。试一披览,了如指掌。集三百六十日之政绩,编为纪年之书,搜万百千种之实录,纳诸蓝皮之册,执简而驭繁。”“因法欧美制度,于县市月刊之外,并约各机关团体,共辑《年鉴》一书。”显然,孙是将年鉴当成政书来编写的,并且认为“列强之所以政治修明,化臻上理者,有由来矣”,把政书的作用放在极高的位置。这样的作用,就是后来被奉为地方志三大功能之一的“资政”。

   既为政书,资政就是顺理成章。书中多款题词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政书特征和资政功能的认识。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题“敷政优优”,交通部长王伯群题“政治纲要,胥原于是。虽一县之小,得之则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题“观摩政俗、辅助社会之需要”,裘可桴题“重要机关得此可以定施政之方针”。

   时下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确实存在突出官员的倾向,如卷首彩页多晒官之形象,大事记多记官之行踪,特载中多录官之讲话,人物中多设官之介绍,篇章中多设官之名录。这些“官气”表现,其实和官书、政书的定位并无必然联系。官书也一样可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广接地气,犹如官员自身。在现行地方志编纂体制下,地方综合年鉴的官书、政书定位必须得到坚持。否则,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年度集大成之作,其编纂的蓝图无法得到实施,编纂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即使地方综合年鉴记述视野确实囿于党政,如果真正能把一个地方的政事、政情、政俗、政弊都记述到位和反映清楚,其价值一样不可小视。

五、年鉴的教化价值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题“纳民正轨”,教育家高阳题“促进文化”,唐文治题“引餟工商观摩、政俗辅助、社会之需要,掞扬民族之精神”,裘可桴题“公私社会得此可以作改良之规划”,苏州市市长陆权称“欲观锡市物质之进化者,任是书足矣。欲知其进化之源泉,区区一孔之见,亦庶几或有当乎!”实业家荣宗铨题“积极要急进,消极要退化,衣食须自谋。”

   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国人素奉著述为大业,著述者在文字间寄寓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旨。因此,教化“生民”成为经史之作的必然之道,作为地方史乘的地方综合年鉴自然无可旁贷。

六、年鉴的矜美乡邦意识

   题词中多有对无锡的矜赏之辞。北大校长蒋梦麟题“人杰地灵”,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潘公展题词称“无锡向有小上海之誉,三十年来工商发达,为江南各内地冠。交通及公用事业之设备日益进步。”司法院院长王宠惠题词称“锡山之麓,惠泉之曲。轮轨交通,工商角逐。发达过程,置邮比速。”监察院院长赵戴文题词称“东南文化,无锡居首。富庶之乡,人才之薮。文明竞进,成绩斐然。”前无锡县长俞复题词称“湖山洵美,礼教风敦。此邦于古,文化策源。洎夫近今,工商发展。人事演进,宜垂邦典。”苏州市市长陆权更是将无锡推为工商殷阜、人文蔚起的“江苏名邑”,并由远及近历数“锡之人物”。

   只要把握好角度和尺度,矜美之举并非全不可取。昔日所称矜美乡邦,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宣传和服务地方。表现在年鉴编纂实践中,有的年鉴在彩页、概况等部分设置地方名片专栏介绍特色地情,有的对地方景观、风物进行重点推介,有的将年度重要荣誉集中载于卷首,有的设专记记录年度特色亮点工作,等等。只要基于实事求是,并且不影响年鉴本身的基本定位和总体风格,“矜美”非但无害,反而可能成为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增色之举。

七、年鉴的百科性

   中华职业教育社顾树森题“包罗富有,翔实不虚”,王龙题“洋洋大观”,蛰居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方鼎英题“百政具举”,交通部长王伯群题“编刊年鉴,裒然巨观”,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秦毓鎏题“政情民俗,殚见洽闻”。

   一般而言,以行政区域命名的地方综合年鉴都涉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其取材广泛是自然而然的。以上题词正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方综合年鉴广纳百科的认同或期待。《无锡年鉴》共分“地理”“人口”“党务”“政治”“司法”“警卫”“财务”“交通”“建设”“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卫生”“公用”“公益”“宗教”等 17 个篇章,洋洋数十万言,“百政具举”“政情民俗,殚见洽闻”“包罗富有”“洋洋大观”的评价均不为过。上海市市长张群题“企业指南”,实业家杨寿楣题“文化精华”,也是从一侧面反映了它包罗百科的特点。

八、年鉴的统计色彩

   有两款题词提及年鉴的统计功能。一是交通部长王伯群径称“年鉴一书,即统计也。”二是裘可桴称《无锡年鉴》为“统计之权舆”。此类题词,反映了时人对早期年鉴统计功能的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锡年鉴》侧重于经济的实际情形。在《无锡年鉴》的 17 个篇章中,几乎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统计表,体现了鲜明的统计色彩。如仅《工业》中就有《无锡碾米厂一览表》《无锡榨油厂一览表》《无锡纱厂一览表》等 18 个表格。

   这些统计表格多以罗列式为主,与今日以数据为主多有不同。如《无锡县缫丝厂一览表》罗列了民国十八年无锡县 45 家缫丝厂情况,包括厂址、经营性质、经理人、资本额、成立时间等。通过这一表格,不但可以了解行业的现状,还大致可以考稽行业的历史,存史价值大于单纯的数据统计。同时,由于是照单全收,也有利于反映真实情况,便于知情者识其错讹与疏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地各类统计资料的日益完备,特别是统计年鉴编纂的逐渐普及,地方综合年鉴的统计功能已经被分化,统计色彩亦随之淡化。不过,统计仍是年鉴编纂中的一个常用方式,统计表也仍是年鉴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的地方综合年鉴多以附录形式辑录地方基本统计资料,正文中也常夹以统计表格。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一方面,年鉴编纂领域应当正视这一被分化的情况,另一方面应着力形成自己的统计路数,《无锡年鉴》的罗列式统计和调查式统计就是两个很好的途径。

   今天,文献信息的生成方式、承载方式、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综合年鉴无疑需要做出自己的应对。温故以知新,返本而开新,这正是今天重温这些题词的意义所在。

   (作者联系地址: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钱基博与民国时期《无锡县志》修纂

◎ 严忠良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古文大家,文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光华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华中大学等高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就任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大)历史系教授。钱基博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学识渊博,于四部之学皆有阐发,著述甚丰,有《现代中国文学史》《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学风》等,为一代硕学通儒,文章巨擘, 有着“天下通儒”之誉a。钱基博先生一生爱乡爱国,对故土无锡充满了纯朴的炽热,曾三次担任无锡县志委员会总纂,著述包括《无锡风俗志》《无锡赋役志》《无锡户口志》等在内的十一部志稿,对方志纂修提出指导性方案和建议。

一、钱基博与民国七年《无锡县志》修纂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但忙于应付各派政治力量,无暇顾及方志事业。而地方政权也甫新成立,在中央未有指令,除了黑龙江、浙江、山东和广东设通志局外,大多数地区也无力修志事业。民国五年(1916),教育部会同内务部通饬各省县编纂方志,方志学家邓之诚发表《省志今例发凡》,提出了国体既变,新编省志体例也应相应调整,并具体提出了修纂方案。在教育部通饬、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指导和推动下,各省县渐次兴起修志高潮。

   民国 4 年 5 月,江苏无锡县也筹拟重修县志,在耆绅裘廷梁推荐下,县长杨梦龄聘任钱基博出任修志委员会总纂,“民国七年五月,修志议起。邑人士以总纂推廷梁,窃以为自古良史必出一手,顾廷梁非其人也。因举吴君稚晖、钱君子泉自代,稚晖辞不就。县知事杨君锡九雅不喜崇资格、抑英俊,遂改订子泉。” b 钱基博明晓无锡人文荟萃,但鉴于地方长老推荐、杨知县隆重频仍,更本着为地方服务精神,积极编纂县志,“无锡人文甲东南,耆年硕德之通知古今者何限,而以博陋劣无文,谬焉承乏,修志非敢必有功也。徒以博年力方新,从诸长者后,不敢不体论‘有事服务’之义,为地方服务,以奉今承于县人君子耳。” c 不到数月,钱基博即草创《复杨畦韭县长规划修志办法书》《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无锡县新志征访事项》《师范学校修地方志 志 议》详细提出了修志建议和方案,订 定 修志大纲及其详细类目,并且公开发表在《新无锡》《无锡教育会年刊》和《师范集》,广泛征求意见。钱基博也完成了《无锡风俗志》 《无锡户口志》 《历代兵事志》《警备志》《赋役志》《文艺志》,其中《文艺志》散佚,《无锡风俗志》刊于本年《无锡县教育会年刊》《无锡户口志》等四志则于同年 12月 4 日至次年 5 月 30 日在《新无锡》地方报纸上连载。然而,钱基博以年三十而担任总纂之责,招致物议,地方意见不恰,无锡县志最终未能成书刊行,仅存上述志稿,“基博尝以父老之督教,俾纂邑志……徒以钱基博謏闻动众,召闹取怒,中辍不为,遂无成书”。

二、钱基博与民国十七年《无锡县志》修纂

   鉴于自光绪七年(1881)以来,《无锡县志》未能成书,民国十七年(1928),无锡知县孙祖基即召开县政府会议,拟定修纂县志,“惟考我无锡金匮二县志书,自逊清光绪七年修辑后,迄今四十余年,无人筹议及此,识者忧之,祖基以本邑人忝署篆,下车后即提出县政会议,开会讨论。” e 在无锡县志局第一次正式大会中,公推选举钱基博为总纂。

   但此时,钱基博正苦于痼疾,数次发作,不得不闭门养病,文债甚多,无奈发出了此为索命之叹,“余婴未疾,比久不瘉,遂以杜门,虽家人生事不谁何所以,不即焚弃笔砚者,徒以治文章三十年,著书未成,冀于垂绝未尽之年假馀息以卒事耳。距意世道衰,民朴散,不敦厥行,相夸于文。而如仆者,频见驱役,告体弗体,有不应则怫怒焉,其尤甚者,我倦欲眠,而强聒焉,我固逊谢而不获免于役也。于戏 ! 吾生有涯.痼疾经年.而辙欲悉索吾未尽耗之精气以餍一时,途泽耳目之私焉。则何其与于不仁之甚也。余尝发恨语妇曰;‘若纷纷者,非丐余文,乃索余命也。” f 虽然钱基博请辞纂修之职,但依旧关心县志修纂,“本人已则养疴杜门,一则于役四方,均难胜任,特具函向孙县长力辞总纂、纂修,未识孙县长如何办理也。” g 但此次修志也中道而废,未能成书。

三、钱基博与民国三十六年《无锡县志》纂修

   民国三十六年 6 月,无锡县政府又重提修志事宜,并成立了由钱基博、钱孙卿、冯晓钟、徐渊若等十七人组成的修志委员会,无锡县长徐渊若推举钱基博担任总纂。但钱基博屡次向无锡县长徐渊若请辞不就。

   民国三十六年 7 月 18 日,钱基博致函徐渊若(后以《钱子潜函徐县长研讨修志体例》之题刊于 7 月 19日、20 日《人报》)细叙不就总纂一职缘由,大略有三点:(1)钱基博年已六十,同侪学人大多辞世,对后辈学子又缺乏了解,“今则年老才退,情势异昔,当年同志,尽化异物,后起英秀,又渐寡闻”。加上病痛缠身,“博忧患余生,重以多病,亟欲得一便地自养”;(2)钱基博执教武汉,与华中大学聘约未满,难以从容指导修志,“而博于华中聘约,尚有二年未满,博舌耕三十年,聘约既受,期以始终,未尝见异思迁,而今垂老无成,亦欲葆圻一节,以不为青年口实。如受任志事,未容遥领,而华中之约不终,亦非所以自处也。”(3)鉴于前两次修志未成,甚感到人事复杂,难以应付,“然而县志之纂修,人心不同,不难在笔墨供役,而难在人事应付,博则知人事而不善应付人事之一人……然姜桂性成,老而愈辣,人事纠纷,自什伯从来,与其一误再误。”

   致函中,钱基博表示虽然请辞总纂之职,但仍愿意为修志出力,“然总纂之职,自揣不堪,而志事则不敢不竭其愚。如总纂推定有人,以一二门编纂相委,则亦不敢逃役” h,并且对志例详陈所见,极为精当,撮其大略有六点:(1)请先定开办大纲;(2)旧志稿可供采择,分陈所见藉备参酌;(3)人物宜附典章,门类应有增改;(4)艺文体例宜改,略如经籍志例;(5)搜集参考图籍,研讨纂修体例,就采择旧志、增改门类、搜罗图籍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意见,并为修志委员会所采纳。

   9 月 11 日,钱基博再次致函无锡县长徐渊若(1947年 9 月 11 日题为《钱基博再度致函县长愿担任编修 < 经济 >、< 赋税 > 二目看》刊于《锡报》),表示愿意担任编修《经济》《赋税》二目,并就修志提出五点参考,概而述之有五点:(1)统修续修,不可不先决定;(2)地理山水不过百年,旧志袭用,但须得最近实测,检对旧志,遇有异行,随时改正;(3)经济可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仿司马迁《平准书》例,叙百年工商经济动态,下篇仿《货殖列传》,描写人物,上下两篇互为经纬;(4)民族可先检举户口册,开列姓氏,访查其谱;(5)艺文可检录《四库提要》《存目》《通考》《续通考》等所录邑人之著述。

   然而,民国三十六年国民政府经济萧条,战祸频发,此次修志也中断,无以成稿子问世。

   民国时期,钱基博三次出任无锡县志总纂,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成书,但其提出修志方案和所著志稿,对后世修志具有良好借鉴意义,而其为地方服务的精神,更值得后世继承和发扬。(作者联系地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江南四大才子墓冢今何在

◎ 郁乃尧

   江南四大才子其实就是“吴中四才子”的演变,是指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祯卿四人。四人的生平《明史·文苑》中均有记载,都是吴县(今苏州)人,逝世后又均安葬在家乡苏州,但由于年代久远,又历经变迁,吴中四才子墓如今在何处呢?

无可置疑的唐寅墓

   唐寅(1470~1523),苏州人,字伯虎,又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美称。自从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问世以来,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伯虎也成了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苏州桃花坞大街有条小巷名为唐寅坟,邻近廖家巷又存有唐寅祠遗址、市郊横塘有五百年历史的唐寅墓。那么唐伯虎的墓地终究在何处呢?

   唐伯虎祖籍晋昌,北宋时唐氏家族南迁,曾祖父起,世代在苏州经商,父母在阊门皋桥开设酒铺。16岁时参加童生试,经县试、府试、院试,高中第一名案首。明弘治十一年(1498)赴南京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次年,唐寅进京会试,因涉嫌程敏政受贿案,贬谪往浙江为吏。唐寅耻不就官,归家后纵酒浇愁,放浪不羁。唐寅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苏、浙、皖、湘、鄂、闽、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明正德四年(1509),唐寅36岁时选中家乡城北桃花坞,建了优雅清闲的家园。虽只几间茅屋,檐下却悬着雅致的室名“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等匾额。唐寅的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桃花坞,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寅晚年,终日与宾客狂饮,后又“皈心佛乘,自号六如”,将自己的屋舍改称为庵。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别墅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并作《桃花庵歌》:“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每年春天,园内花开如锦,他邀请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尽欢而散。

   明嘉靖二年(1523),唐伯虎54岁,身体每况愈下。这年秋天,应好友邀请去东山王家,但见苏东坡真迹一词中有二句:“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触动了唐寅心境,回家后卧病不起,不久结束了他凄凉的一生,被草草安葬在桃花坞。明嘉靖二十六年(1548),由生前好友集资,迁葬到苏州西郊横塘乡旺(后误传为王)家村祖坟群。祝枝山撰写的墓志铭文中写到“寅迁葬横塘”,并由王宠手书,刻在石碑上。由此可见如今唐寅墓园内墓冢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后世有关唐寅的生平事迹大多是从这墓志铭中得到的。唐寅的墓冢一直留在旺家村。

   有记载的第一次重修唐寅墓,是在明崇祯十六年 。 文 人 雷 起 剑 、 毛 子 晋 等 七 人 到 苏 州 凭 吊 唐 寅墓,见墓地荒芜,牛羊践踏,于是出资整修,“理厥 封 树 ” “ 构 数 楹 而 祠 之 ” 。 清 嘉 庆 六 年 , 长 沙人 唐 仲 冕 任 吴 县 知 县 , 他 以 唐 寅 族 裔 身 份 再 修 唐寅 墓 , 修 了 石 碑 、 石 亭 , 石 碑 上 书 “ 明 唐 解 元 之墓”,此碑在十年浩劫中被破坏。除了修墓,唐仲冕还修编了《六如居士全集》,把唐伯虎的作品收录其中,使后人得窥全貌。

   唐寅墓园地处横塘解放西路,1956年,唐寅墓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苏州市文保所对其进行了大修。整修一新的唐寅墓园占地9300平方米,共三进:第一进“桃花仙馆”,因唐寅自称桃花仙。桃花仙馆大门内墙左右两侧陈列五块唐寅书画碑刻,唐寅书于弘治乙丑二月,均是从桃花坞唐寅故居、唐寅祠中保存下来的珍品。第二进“梦墨堂”,沿用桃花庵中“梦墨亭”之名。第三进“六如堂”,因唐寅晚年自号六如居士,因此得名。北为墓冢,占地约一亩,四周为明式冰梅墙,封土高约3米,前筑石亭,亭内立“明唐解元之墓”碑。而“明”字的“日”旁,写为“目”字旁,这正是当年避讳明代的“明”字之作。

   唐寅墓园陈列了有关唐伯虎的正史和野史资料,放置唐寅故居沙盘,还增加了苏州评弹等演艺表演,向参观者讲述民间传说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在唐寅墓园旁修建了秋香园,满足了人们让唐伯虎与秋香相依相伴的民间愿望。

夷为平地的祝枝山墓

   常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乐于助人的形象出现于《三笑》《王老虎抢亲》等众多的戏曲艺术作品中的祝枝山,为人风趣洒脱,才华横溢,好游山玩水而不拘小节。明代嘉靖五年(1526)祝枝山卒,享年67岁。祝枝山死后葬于苏州近郊横山祝氏祖坟,但沧海桑田,坟已夷平。

   祝允明(1460~1526年),明代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多生一指,又自号枝指生,又署枝山老樵、枝指山人等。江苏长洲(苏州)人,出生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5岁时就能书一尺见方的大字,9岁便能做诗文,被称为“神童”。10岁已博览群书,文章瑰丽,才智非凡。7岁即中秀才,32岁中举人,直到55岁才谋得一官半职,授广东兴宁县知县,63岁任京兆应天府通判。由于不满官场腐败之风,一年后他就借故辞官回乡。祝枝山疾书成章,尤工书法,名声甚大,但他为人豪爽,常召集友人畅饮;他好色喜赌,向他求文或书法的,竟多贿妓而换取。好友唐伯虎于京都被都元敬陷害后,不久祝枝山也辞了知县,两人更是结伴冶游,放情诗酒,寄意名花。如今唐寅墓园六如堂侧房陈列祝枝山的书法作品《桃花庵歌》。

   祝枝山墓地再也无从寻访,但祝枝山在家乡留有多处墨迹。祝枝山书写的独特狂草,被誉为“明朝第一”。他书写的“六体书诗赋卷”“草书杜甫诗卷”“古诗十九首”“草书唐人诗卷”及“草书诗翰卷”等都是传世墨迹的精品,是留给后世最好的纪念。

沧桑无比的文徵明墓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字徵明,后更字征仲,号停云,别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长洲(今苏州)人。他是“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文徵明是“吴门四才子”中最长寿的一位,墓冢在陆74慕镇文陵村李家浜。墓冢坐东朝西,呈椭圆型,直径约三米,封土高出地面一米左右。整个墓区内杂草茂盛、杂树横生,坟冢四周的青石砌筑已裂开了几条大口子,墓前有月牙形照池,故墓地平面呈端砚状。原有神道及墓碑、华表、石兽、翁仲等,现石构件均已不存。1984年3月列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徵明墓显得沧桑无比,黑底红字,上书“明公文徵明之墓”。只是碑上的“明”字左侧的“日”字全部变成了“目”字,凭空多了一横,以示避讳明代的“明”字。据苏州市文管会人员透露,文徵明墓正在申请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希望修复原貌。

   文徵明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及父亲都是文学家,但文徵明幼时并不聪慧。文徵明在生员岁考时,一直到嘉靖元年(1522)五十三岁未能考取。五十四岁那年,受工部尚书的推荐到了京城朝廷,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的职位。这时他的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五十七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自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以戏墨弄翰自遣。他为人平和、耿直,巡抚俞谏见他穿衣破旧,准备送些银两给他添衣,文徵明拒不收银,笑着说:我的衣服遭雨淋而已。

   他晚年声誉卓著,为“吴门画派”重要成员。他所绘山水、花鸟、竹果无不精工,以细致取胜,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特殊地位,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而富贵人向他索画,往往“不易得片褚”,尤不肯给予王府官员。有的王爷赠他珠宝玉器,竟“不启封而还之”。年近九十岁时,还孜孜不倦为人书写墓志铭,最后一次他书写未完,“便置笔端坐而逝”。

难寻踪迹的徐祯卿墓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徐祯卿是明代文学家、诗人,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誉为“吴中诗人之冠”。徐祯卿后期信仰道教,研习养生,明代正德六年(1511)卒于京师,年仅33岁,据说其墓葬于虎丘山西麓万点桥的郁家浜北端。但该地早已变迁,无从寻觅,有待文物考古部门查证。

   徐祯卿天性聪颖,少年时代即已“工诗歌”,与李梦阳等人并列“前七子”,其诗风格清朗,但不通书画,性格也与另外三位不同。大概这个缘故,后来文人又杜撰了一位相貌秀美的周文宾,来凑数江南四才子。徐祯卿记忆力超群,绝顶聪明,“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这些都很符合“才子”的特征。为什么偏偏要把他逐出“四才子”之列呢?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原来徐祯卿身材瘦小,长相丑陋,生就一双三角眼,“双瞳烛人”,且多眼白。这种长相给人一种厌恶的感觉。所以当他考取进士时,明孝宗本想将他留在身边,但召见之后,便“以貌寝不与”,放弃了重用的念头。徐祯卿长相虽丑陋,却是个循规蹈矩的文人。其次,他与其他三位才子终老家乡不同。徐祯卿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任职。他竟然在明代著名文人“前七子”中位列第三。从此跻身主流文人之列。

   凭徐祯卿的才能,完全有资格与其他三位才子并列。在四才子中,唐、祝、文三人,都是文人兼艺术家,如唐寅、文徵明的画,祝允明的字,都是各领风骚、卓有成就的。他们尽管也能诗善文,但均不以此为“主业”。由此看来,所谓“吴中才子”,其主要成就应该在艺术领域。唯徐祯卿以诗名世,16岁著《新倩集》,即知名于吴中。《明史》列传中赞扬他“为吴中诗人之冠”“年虽不永,名满士林”是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家。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明史》用“熔炼精警”四字概括其诗风格。他长于七言近体,绝句尤精,清词逸格,情韵隽永。清人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四才子诗,只收录徐祯卿和文徵明两人,文徵明仅录两首,而徐祯卿诗竟辑录二十三首之多。就这点而言,徐祯卿与其他三位才子有着较大的差别。徐祯卿所撰诗话《谈艺录》,颇多精辟警策见解,在明代诗话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话史中都是屈指可数的精品。从才学上来衡量绝不低于吴中三才子的,而书画艺坛上当然无法比衡,无论文人或老百姓中的影响必然也比不上其他吴中三才子了。他与唐伯虎十分友好,屡经唐伯虎推荐,因此较早与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齐名,号称吴中四才子。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市第四中学)

从《重修公道桥记》碑文考证扬州公道桥变迁

◎ 李 智

   扬州公道大桥为扬州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座桥梁。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新发现的《重修公道桥记》碑文解决了以往对于扬州公道大桥研究的模糊认识,确定了公道大桥始建于明代,并对公道桥历次重修的时间和造桥者作了新的界定,纠正了以往关于民国年间公道大桥两次修造者和修造时间的误传,确定了民国年间的第一次重修时间是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由负责江淮赈务的冯煦拨款,江苏省参议员王绍鹤主事修造。第二次修造为民国 20 年苏州隐贫会曹崧乔等人在赴苏北救灾时修造。同时,碑文也为研究民国年间苏北地区两次水灾以及救灾模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公道桥是扬州北湖地区横跨黄子湖口和邵伯湖尾的一座较为重要的桥梁,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天长、六合间要道”,现在仍是扬州邗江区、仪征市、高邮市来往交通必经之路。桥南有黄珏古镇,桥北有公道古镇,公道镇因桥而得名,桥也因镇的繁华,屡毁而屡建。对于扬州公道桥历史的探寻研究,由于资料不多,尚处于初级阶段,2014 年扬州市邗江区在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民国二十年(1931)由苏皖两省农工商学各界及民众团体敬立的《重修公道桥记》碑一通,碑文从公道桥的起源说起,重点记述了民国年间的两次修桥经过。该石碑的发现为公道桥历代的修造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笔者结合现有的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碑文内容,对公道桥的兴废和名称做一个梳理和考证。

一、扬州公道桥创建于明代

   扬州公道桥始建于何时,尚未有考古学证据,部分学者引用清代大学者阮元《揅经室集》①中的记载,认为公道桥始建于宋代。新发现的《重修公道桥记》碑文则认为公道桥“自明代创建。”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记载中,该桥的建造年代上限也是明代。焦循所著《北湖小志》记载了嘉靖年间捐资建桥一事“故有僧道桥,桥圮,(陈)昇以百金倡乡人(建桥),且躬督其成,易名河口桥,又因桥址在黄子湖,亦名湖口桥,今称公道桥是也。” ②文中用了“故有”二字,说明在明嘉靖之前,桥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嘉靖之前的桥是谁人所建,并无记载。从公道桥的毁坏频率来看,平均四五十年就要重建一次,因此始建年代应不早于明初。

二、明清时期扬州公道桥屡毁屡修

   扬州公道桥位于邵伯湖和白马湖的要冲。每当发生特大洪水,白马湖西南杨兽医坝上游、大仪集以南诸涧坝所流山洪和白马湖以南、方家集上游甘泉山诸涧坝所泄山洪等同时暴发,山洪急流涌泻至白马湖,水位上涨,对桥墩和桥身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因此洪水过后往往毁坏较为严重,再加上是交通要道,来往车马行人较多,桥身承载量大,所以常会毁坏。笔者整理了明清时期有文献记载的几次修桥过程:

   第一次重修公道桥应为明嘉靖年间,《北湖小志》记述了陈氏捐资修桥之事,上文已记述。

   第二次重修在明天启六年。明代万历年间,扬州北湖地区多次暴发的洪水,多对该桥的冲击很大。“万历三年四月、八月,连遭水灾。万历十三年二月扬州江涛沸腾,大水。万历十九年扬州湖淮溢涨。掘邵伯湖堤五十余丈,境内沿湖成灾。万历三十六年,大水。”③桥毁,“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进士常思乔捐资建常济桥,桥长三十余丈。” ④

   第三次重修应在清康熙年间。进士常思乔捐资修建的“常济桥”毁坏时间大概在康熙十八年左右。“清康熙十八年(1689),八月邵伯湖西淫雨弥月。” ⑤桥毁,而后,曾有一僧一道在此募化建桥,桥建成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位无名僧道,便把他们募化银两所建的桥命名为僧道桥。因此,在雍正年间的两次记载中,均将此桥成为僧道桥。“清雍正十年(1732)北湖设塘汛二所,派兵6 名,以僧道桥、黄珏桥各三名。雍正十一年,僧道桥汛增设巡盐把总官一名,兵 30 名,驻所防汛。” ⑥

   第四次重修是清乾隆三年(1738),邑人江承炳重修此桥,复名湖口桥。

   第五次重修是在道光年间,阮元晚年辞官归故里,曾对公道桥进行过修缮,《重修公道桥记》碑文记载“阮文达公增修之。” ⑦阮元修缮公道桥一事以往文献未见,为碑文中初见。

三、扬州公道桥民国时期的两次修造

   以往认为民国时期公道桥的两次修造均为江苏省参议员王绍鹤募资修建,“民国八 年,江 苏 省 参 议 员王 绍 鹤 捐 修 公 道 桥,1931 年 又 遭 洪 水 冲毁,王募资续修” ⑧王绍鹤“于民国十年将公 道 桥 建 成 … 民 国二 十 年,公 道 桥 被 洪水 冲 塌,王 君 次 年 又募 款 重 修” ⑨ 这 些 说法有些与《重修公道桥记》碑文不符,《重修公道桥记》碑文专为 纪 念 大 桥 重 修 而刻 石,且 篆 刻 于 民 国二 十 年,距 离 修 桥 时间较近,最为可信,其记载的具体修桥情况如下:

   第一次为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王绍鹤主事修建。民国初年,公道桥又毁,靠摆渡来往行人,非常不便。碑文记载 :“石梁为水冲毁。苏皖行人苦之。”民国七年,公道桥地方绅士、江苏省参议员王绍鹤开始倡议捐款重修公道桥,但是由于资金、材料、邻乡恶绅阻挠等原因,一直未能开工,“民国十年(1921),七八月间,大风暴雨袭击境内,降雨量达 684.7 毫米,江潮内溢,湖水猛涨,农田被淹,灾情严重。” ⑩民国政府派出冯梦华负责江淮赈务,江苏民间义赈组织成翊清也在扬州地区组织救助灾民的活动。为恢复交通,方便赈灾,在民国政府的和民间赈济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得款 5000 元,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始了公道大桥的建设,从民国 7 年王绍鹤募资修桥开始至民国十一年(1922)公道桥建成,前后五年时间,用银四万余元。

   《重修公道桥记》记载如下:“乡里士绅,募款兴修,属王同志绍鹤主其事。岁在辛酉,大水为灾。故在籍皖抚冯梦华中丞办理,江苏义振成君翊清为请,款五千元,以工代赈,壬戌桥工竣工,钜费繁,前后出入五年,用银四万余元,始观厥成。”

   因此,阚服彬先生和《邗江水利志》中所提出的王绍鹤先生“于民国十年将公道桥建成”这一说法的年代有误,民国年间第一次公道桥的修建应从民国七年(1918)倡议修桥开始,民国十一年(1922)建桥完成。

   第二次为民国二十年苏州隐贫会曹崧乔等人修造。当 年 8 月,苏北 洪 水 泛 滥 成灾,民 众 生 产、生 活 遭 到 极 大破坏,据邗江水利志记载,民国二 十 年 夏 天 的这次降水,扬州北 湖 地 区“雨量 达 771.7 毫米。 …… 8 月,江 淮 洪 水 泛 滥成灾,境内江湖圩区农田淹没,农 民 无 收。” k《重 修 公 道 桥记》碑 文 对 当时 的 洪 水 灾 害情形记载如下:“洪 水 又 作 坏,襄昏意偏十六省,而大江之北,被害尤酷,屋庐倾倒,民人皆溺,坟墓崩坏,水力所至,壑无完柩,郛罔遗室。”

   在这样的大洪水中,公道桥也被冲毁,政府及民间组织忙于救济灾民,公道桥修缮暂时无力顾及,来往交通依靠摆渡,十分不方便。碑文记载如下:“此桥被水决汤,梁板尽毁,桥堤亦残缺。行人望洋,舟子居奇,每渡不满二十人不为开,驶中流,遇风触石,全船尽为鱼鳖,妇女孱弱求渡尤困难。修复工费,不至如往时浩繁而际,此民人救死不暇,安能及此。”

   苏北地区的洪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捐助,其中苏

   州隐贫会获知苏北地区受灾严重,身体力行,随即在报纸上刊登求助启事,隐贫会创办人曹崧乔和袁孝谷等人陆续募到十五万大洋、十多万件单夹棉衣鞋袜、千余条棉被及大量食品、药品等,分别救济高邮、宝应、兴化、东台、泰县、江都等地灾民。《重修公道桥记》碑文将此事记载如下:“袁公孝谷、曹公嵩(崧)乔,实来此邦,主持义赈,二公轮流住扬办事,及出行各县放振,此出彼处……,殚精竭虑,忘食忘寝其处也,定章程,发函电,呼应各方,自朝至深夜,无顷刻暇其出也,亲历恭巷,考察极贫、次贫、隐贫,繊悉不爽,忘身涉险,备历艰苦,官出百万,灾民于死地而生之,设收容所,授衣馈粮,体恤备至,购麦种,保耕牛,为善后计,灾黎感泣,颂声遍野。”而此时公道桥是江都县(民国二十七年以后,公道桥一带属于江都县)通往高邮县、仪征县等地的必经之路,为往来方便,造福百姓,曹崧乔和袁孝谷组织重修了公道桥。“官备二公之布施乡绅同人,因以拨款修桥,请蒙给银二千五百元,乃用以工代赈之法,百堵皆兴,于十一月廿五日工竣桥畔。”

   从碑文中可见,民国年间第二次组织修桥的主要负责人是袁孝谷和曹嵩(崧)乔,主要领导和参与救灾的人员有“周良济、徐厚如、陆寿丞、席幼孙、何砚耕、林椿亭、曹恒如、蔡永年诸君”,碑文中并未提及王绍鹤先生。碑文记载修桥和赈灾捐献善款较多的人士有:“吴中耆德善士如张仲仁、曹兰雪、费仲深、程笏庭、朱幼森、吴恒孙、刘正康、潘经耜、孙钱舟、吴子深、施筠清、杨达洤、曹鸣高、管云楼、刘赓华、金华韭、汪卓人诸公。”也没有提及王绍鹤先生。

   因此,阚服彬先生和《邗江水利志》中所提出的王绍鹤先生“民国二十年,公道桥被洪水冲塌,王君次年又募款重修”这一说法有误,公道桥的第二次修造为民国二十年(1931)苏州隐贫会曹崧乔等人在赴苏北救灾时修造。

四、《重修公道桥记》碑文研究的意义

   (一)《重修公道桥记》碑文的发现和研究,为扬州公道大桥的修造历史提供了详实的史料,特别是对碑文中详细记载的民国年间公道大桥的两次修造经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还原民国年间公道大桥的建造者、建造时间、建造方式等历史信息,纠正了以往研究的误传,起到了纠正历史的作用。

   (二)扬州公道桥的修造历史是近代中国桥梁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的缩影。桥梁作为水域交通的公共设施,在明清时期多为当地乡绅、官员个人出资修建,修桥被认为是个人造福众生的功德。民国时期桥梁的修造在沿袭清代个人捐资建桥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拨款修桥,民间组织募款建桥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投资建设了新的公道大桥,1982 年 10 月投资重建的扬州公道大桥成为扬州地区首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大桥,也是 80 年代初扬州地区第二大桥梁。

   (三)民国二十年(1931)苏北洪水是民国时期较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不少学者对这次自然灾害救济方式和效果有过深入研究,《重修公道桥记》碑文记载了民间赈济组织赴扬州地区赈济的细节,从碑文中可见,赈济组织在救助中,一是帮助灾民恢复生计,“设收容所,授衣馈粮,体恤备至,购麦种,保耕牛”;二是帮助灾民恢复宗教场所,让灾民找到心灵寄托,“故有武夫子庙亦为水毁……,并敬谨修治如旧,”三是积极恢复被损毁的公共服务设施,例如重修了公道大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救济模式,《重修公道桥记》碑文的研究为民国时期灾害救助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联系地址:扬州市邗江区文体新局文物科)

沭阳地名的语言特征及文化内涵分析

◎杨 明

   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的,地名作为一种语言成分既是语言范畴,也是文化现象。沭阳位于江苏北部,属县级行政单位(2011 年列为江苏省试点省直管县),隶属于地级宿迁市,截至 2014 年,沭阳县下辖 6 个街道、25个镇、8 个乡、1 个农场,474 个行政村(居)委会,县政府驻地为沭城街道。沭阳地处沂沭泗水下游,临近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北岸,地理文化兼具南北特色。沭阳历史文化悠久,地名文化内涵深厚,但是各级各类地名繁多,地名分析难以进行穷尽列举,所以文章只选取代表性的“县、乡/镇、村等”行政区划名称作为典型,以求以点窥面。

一、沭阳地名的语言特征

   1、沭阳地名的音节结构

   地名与其他词汇一样有单音节与多音节之分。在沭阳地名中,双音节占多数(不算通名“县、乡 / 镇、村等”),部分是三音节,四音节很少,而单音节地名已经彻底消失。例如 :

   双音节:沭阳、潼阳、桑墟、颜集、高墟、湖东、韩山、龙庙、贤官、梦溪、孙巷、怀文、虞潘、周圈、湖湾、马场、建陵、昭德、青坊、厚邱……

   三音节:青伊湖、北丁集、东小店、南汤圩、胡塘桥、双条河、顺河集、蔷薇河、友谊河、南岗庄、沙河寺、黄仓庄、桃树园、司程圩、老戚庄……

   其他:十字果园(社区居委会)

   2、沭阳地名的词汇结构

   地名的内部构成与一般名词结构基本一致。沭阳地名有单纯词构成的情况,但是极少,如“蔷薇、雷达(村委会)”。沭阳地名主要还是以合成词为主,其中又以复合式构词方式居多,附加式比较少见,重叠式构成的地名没有发现。在复合式地名中偏正式、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都存在,偏正式最多,补充式最少。例如 :

   偏正式:陇集、张圩、潼阳、东埠、双窑、邱庄、汪荡、姚沟……

   并列式:悦来、纲要、刘徐、沈魏、冯徐、丁曹、虞潘……

   动宾式 : 昭德、探驾、聚贤、育民、分水、扎埠……

   主谓式 : 德胜、民主、官宜、炳来……补充式:联合……

   附加式的也比较少,比如:庙头、堰头……

   3、沭阳地名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的差异性当某个地方有多个地名或者涉及到改地名的时候,出现地名书面和口语两种形式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沭阳有个乡镇叫“青伊湖”,镇政府所在地是“滥洪村”,人们一直习惯称呼该镇为“滥洪”。虽然该镇官方书面名称是“青伊湖”,但是人们口头上还是习惯“滥洪”的叫法。另一个乡镇原名“阴平”,2000 年正式更名“潼阳”,这是官方的名称,但是口头上人们有时还是习惯称“阴平”。一般来说,词汇是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语言成分,词汇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反应也是最敏感的,尤其是口头词汇最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地名的口头形式比书面形式变化要缓慢,相反更具稳定性。

   4、沭阳地名的通称和特称用法

   地名的通称就是通名,特称则指地名的专称或者专名。在正式场合或者官方称谓中地名往往都是通称和特称合称的,沭阳是县级行政单位,故称为“沭阳县”;青伊湖是镇级行政单位,所以称“青伊湖镇”;滥洪是村级行政单位,所以官方叫法是“滥洪村(居委会)”。在某个地方区域内地名的特称往往只用于称呼某一地点,地名的通称可通用于其他地点。比如,特称“沭阳”往往指的是县城所在地(城区一带),“沭阳县”则主要指的是整个沭阳县所辖地区。

   5、沭阳地名的地域方言特征

   地名往往会受到地域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很多地名用字具有地域方言的特点。沭阳地处江淮平原,属于南北文化过渡地带,南北文化融合使得沭阳很多地名兼具南北语言文化特色。集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但是不同地方集市却有不同的名称和说法。沭阳 33 个乡镇地名(不包括 6 个街道)中有 8 个是带有“集”字的,“陇集、钱集、胡集等”皆因兴“集”而成聚居地,其他村级地名与“集”有关更是众多。“我国大平原地区自然村多以庄命名,所以庄也是地形的反映”,“老庄、高庄、老戚庄、王团庄等”诸多以“庄”命名的沭阳地名明显体现了沭阳平原地形的地域特点。平原地区多打谷场,沭阳早期也有很多打谷场,很多村庄就以“场”进行命名,比如村庄“马场、王场、东场等”均是如此,这也体现了地名地域性用词特点。沭阳历史上沟河纵横,现在仍然河网密布,有些地名的产生与此地域特点有关,比如“耿圩、张圩、司程圩、后圩、范圩等”皆因围圩聚居或者围圩兴集而得名,而且这样的地名很广泛。

二、沭阳地名文化内涵分析

   1、地名反映重视宗族的社会心态

   沭阳 33 个乡镇(不包括 6 个街道)有 13 个地名是与宗族姓氏有关的,其他村级地名冠以姓氏就更是数不胜数,以姓氏来命名聚居地体现了沭阳人民看重宗族的传统社会心态。甚至,“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 , 在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时 , 他们也会将宗族的观念印证到所居住的新地区的名称上”,沭阳有个乡镇叫“陇集”,据县志记载此地原名“陇西集”,是迁居此地的李姓为了纪念祖籍地甘肃陇西而取名。李姓人虽离乡但内心割舍不断宗族怀旧之情,李姓将自己旧居地名移到新地实则是将宗族观念印证到所居新地名称上,以此来延续内心根深蒂固的宗族情怀。

   2、地名反映人们的文化心理

   历史上沭阳地区天灾人祸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内心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乡镇地名“贤官”源于镇内“贤官亭”,反映了百姓对清廉公仆的爱戴和期望;镇名“悦来”则表达了“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愿望。村名“太平、丰收、健康、民主、聚贤、昭德……”也都体现了人们的各种美好愿景和期望心态。有时,地名所反映的文化心理还会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特定时代会产生一些带有特定政治色彩的地名,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意识。1966 年 , 沭阳将“龙庙、贤官、庙头、官田、官墩、胡集、颜集、华冲、太平、阴平、茆圩”等十一个公社分别改称为“向阳、东风、新风、七雄、红灯、红旗、立新、丰收、沂涛、朝阳、前进”公社以顺应时代潮流。当然 , 八十年代这些地名大部分又改了回来,“七雄、沂涛”之所以沿用至今则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家乡人民英勇献身的英烈和光辉事迹。

   3、地名反映当地经济生活

   沭阳水路交通便利,一直以来商品经济就很发达,历史上曾经是来往盐商的重要陆路通道,现在很多乡镇名称带有“集、店、圩”字,或因兴集聚居或者筑圩兴集而成聚居地,皆可见曾经商贸繁华之景。一些乡镇地名即使没有明确集市标志,但延续进行至今逢集赶集的习俗也说明了经济生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地名反映经济生活在沭阳地名中近年则更加明显。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加快发展,2004 年沭阳县政府对县城和开发区主要道路进行命名或者更名。县城 5O 条道路中有 37 条以其他地区地名进行命名,如“重庆、天津、台州、青岛等”;经济开发区 2l 条道路也是如此,其中 19 条以浙江省市县名称进行命名。改变地名是为了迎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反之,地名变化反映了当前经济的这种发展需求。

   4、地名反映地理、历史文化

   沭阳自秦设县治以来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悠久,很多地名从古沿用至今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沧海桑田般的历史洗礼使沭阳大地地理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上沭阳河流纵横,湖荡遍地,现在很多湖泊河流已经消失了,但“桑墟(湖)、青伊湖、湖东、高墟、华冲、潼阳等”地名还在使用,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些地名勾勒出沭阳大地曾经的主要地理面貌和特征。沭阳素有“虞姬故里”之称,现在境内仍有“虞溪、虞姬沟、霸王桥等”地名,可见虞姬与沭阳文化千丝万缕之联系。“沈括桥、梦溪(街道)等”则反映了沈括曾经在沭阳任职,带领百姓与天灾抗争的历史。“七雄、沂涛”则反映了沭阳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英勇抗争的历史。每个地名的背后都是有历史和故事的,透过地名可以了解特定的历史文化。

   地名是文化语言学的重要范畴,每个地名都有一定的语言特征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分析沭阳地名的语言特征可以从语言学角度了解地名的构成特点,探讨文化内涵可以透过沭阳地名全面认识该地的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

   (作者联系地址:贵州安顺学院人文学院)

平台山归属之争

◎陈俊才

   平台山是太湖中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远看似浮在湖面上若隐若现的鳄鱼,近看如倒扣的铁锅。清《吴门表隐》称:“山甚小而不没,称地肺……有砂如铁,大禹铸铁釜,覆孽龙于此”。岛上建有禹王庙,岛因有庙而出名。清《太湖备考》载:“太湖小山之名昂(鳌)者有四,其山皆有禹王庙,报震泽底定之功也”。东鳌至明朝中期沦于湖,南鳌、西鳌逐渐与陆地相连,交通闭塞,香火冷落,庙宇自然消失。唯北鳌平台山巍然不动。“庙貌较诸昂为最;最称灵异,六桅渔船岁时祭献”, 成为太湖渔民唯一朝圣之地。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燹,同治年间重修,民国期间有正殿、配殿房屋 20 余间。因年久失修 ,上世纪 60 年代坍塌,90 年代渔民又自发在废墟上重建禹王庙。

   《太湖备考》有“山分三等说”,将太湖大中小 96 座岛屿分成三等:一等是有人居住,有农耕渔樵活动的 21处。平台山属于一等山的最后一处。“北昂(即平台山)居民一家,即庙祝吴绍文也,凡二十又一”。民国十七年,吴家有一子继嗣给李家。从此,平台山由吴、李两家共同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匪患猖獗,吴、李两家迁回冲山,自备木帆船,往返于冲山与平台山之间,平台山一直是冲山的一部分。

   清末属吴县二十五都七图,民国时期属光福区谭东乡第五保,1949 年废除保甲后,属光福区纪龙乡。1953年新建震泽县,冲山从吴县划归震泽县(1959 年震泽县并入吴县),一直由太湖镇(湖中区、湖中乡、太湖公社、太湖乡、太湖镇)管辖。2001 年,太湖镇并入光福镇,太湖镇建制撤销,冲山村属吴中区光福镇。1982 年《吴县地名录》载:“平台山,面积:0.01 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太湖公社”。1986 年省“太湖渔管会”编纂的《太湖渔业史》,在第一章“概况”“太湖诸岛”上载“平台山……地理位置:太湖乡”。一直未有异议。

   第一轮《吴县志》编纂时,平台山归属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按县“地名办”根据航拍资料并报国务院批准的地图,平台山属西山镇;笔者当时在县志办帮忙,认为从历史到现状,平台山应属太湖乡,并得到一部分同仁的认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不了了之。1994 年《吴县志》出版,在“自然环境”“吴县所辖太湖岛屿一览表(1987 年)”载“岛名:平台山,所属乡镇:西山镇,相对位置:镇驻地西北 19.04 公里”。第一次出现平台山属西山镇的记载。震惊之余,笔者写了篇《平台山归属之我见》,从历史、现状、政府认同等方面论述平台山应属太湖乡的理由,呼吁了解平台山历史的人,还平台山一个正确的归属,避免人为地给后人留下悬案,请有关部门处置。考虑到要更改县志,靠个人去做难度极大,故将该文收集在《情系太湖》文集中(中国文史出版社),供后人参考。2002 年吴中区委宣传部编辑的《往事回眸》——吴县(市)历史资料(1919~2001),在卷首的“吴县政区图”,用乡界虚线将平台山标入西山镇,直观、明显、了解归属的人更多,起了广泛的争议与震动。

   平台山的归属,心理因素明显大于地域概念,在冲山人心目中,老祖宗留下的小山被别人割去了;在渔民心目中,平台山早与太湖融为一体,原来是在自己地盘上办庙会,现在到外地进香,心理上接受不了。平台山与冲山,早已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志书”上归属西山镇,但事实上西山“有名无实”;太湖是“无名有实”,一直履行着管理平台山的职责。关心平台山归属的“老冲山”“渔二代”纷纷献计献策,寻找证据。最后从档案中查实土地改革时,当时的光福区纪龙乡将平台山的土地分给吴、李两家。吴县人民政府于 1951 年 9 月向吴培坤、吴永吉(又名李春英)、李翰培(李春英长子)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计开中有冲山、平台山土地、房屋的详细记载,证明平台山归属于吴中区光福镇冲山村。2010 年第二轮修志出版的《苏州山水志》(苏州专志系列)在第二类岛屿类目载:“平台山……属吴中区光福镇,在漫山岛西 14 公里”。实际是对第一轮编纂的《吴县志》的修正。2014 年《太湖镇志》出版,在“建置区划”单独附有《太湖镇平台山岛》一节,记录了平台山的历史沿革,附有平台山庙祝吴绍文(镇志笔误吴绍先)后裔《土地证》的复印件。这种独特的记载方式是对平台山归属的“敲钉转脚”“铁板上钉钉”。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石舍村二 59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