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一五”期间形成我国以集中管理为主,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的经济管理体制,当时在集中力量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方面;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曾经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以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由于所有制单一化和长期短缺经济的制约,计划调节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地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人财物、供产销各个方面排斥了市场调节和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严重地束缚了基层企业的活力。

针对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集中的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强调“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意见。1957年9月由中共八届三全会通过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发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等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1958年4月、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发《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物资分配制度的几项规定》等,下放给地方一部分计划决策、基建审批、物资分配、招工计划等权力,同时扩大了地方财政和企业权限。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从12个指标减去三分之一,只保留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利润4个指令性指标。同时对企业实行利润全额分成制度。一大批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江苏也相应向各专署和市下放了一部分计划、财政、基建、物资、招工权。这次对计划经济体制一次改革的探索,尽管其中不少措施是合理的,但由于被纳入“大跃进”的轨道,急于求成,失去控制,反而造成很大混乱,1961年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时,中央和省相继向下面收回了1958年下放的各种权力。

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再次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国务院决定在江苏进行计划体制改革的试点。因时处“文化大革命”期间,试点未能顺利进行。粉碎“四人帮”之后,1976年11月在国务院负责同志主持下,讨论决定在江苏继续进行财政、物资管理改革的试点,从1977年起财政实行“收支比例包干”办法,一定四年不变;对主要物资分别实行不同的包干办法,扩大了江苏安排财政收支和分配物资的主动权。在此期间,江苏常州、无锡等地为了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条条框框,从计划外寻找资金和物资。常州等地利用物资协作、雇临时工、用预算外资金搞建设,走“挖潜、革新、改造”的路子,使工业生产快速增长;无锡等地支持社队工业供销人员用“跑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的精神去找原料、找市场,促使社队工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