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经济的调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得不进行全面的调整,但这次调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了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之后,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分批抽调省、地、县三级干部、组成万人检查团,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4月,对全省所有的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深入的整顿工作。这次整社工作着重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抓副业,整顿劳动组织,抓好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十二条暂行规定》,逐步在人民公社中恢复和建立如下制度:(一)实行三包一奖,超产奖励;(二)粮食包干,多产多吃;(三)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四)养猪养羊,队营为主;(五)零星土地,自行种植;(六)菜地固定,自种自吃;(七)饲料基地,队种队收;(八)小沟小塘,由队放养;(九)小片林木,归队收益;(十)零星副业,队营队有;(十一)生活福利,包干到队;(十二)队营收益,规定比例。这些规定虽仍然把权力过多地集中在生产队手里,但较之公社化的“一大二公”已大有改进。在整社中还加强了对生产、分配、劳动的计划管理,批判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初步进行了算帐退赔。有的检查团在调查中,发现公社食堂问题不少,如口粮集中保管有困难,柴草集中运输不方便,瓜菜等代食品不好调剂,劳动力有浪费,有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等等,建议发动群众讨论,只要自愿,绝大多数生产队可以实行社员回家做饭吃的办法,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同意。在1959年4~6月间,先后传达贯彻了毛泽东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精神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原则,取消原来在公社范围内的统一核算制度,确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中,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所有制作了一定的调整。

与此同时,对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主要指标也进行了调整。根据中共中央武昌会议的精神和要求,江苏省安排好农轻重的关系,按照需要与可能安排生产计划,并做到留有余地。如原定的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要求粮食达到3600万吨,棉花达到50万吨。后来考虑到这个计划数是在1958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制定的,而1958年浮夸风又相当严重。因此,在调整中,把全省粮食生产计划压缩为2750万吨,其中包产2400万吨;棉花压缩为32.5万吨,其中包产30万吨。另外,对于控制招收职工和工资调级,控制财政开支和集团购买力,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以及加强企业管理,重建规章制度等,也都进行了调整和安排。

经过采取以上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初步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部分“左”的错误。可是,时隔不久,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之后,形势又发生逆转。1959年8~9月间,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十次全体会议(扩大),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从而助长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唯“左”是从的风气,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1960年下达的全省当年计划,定为产钢22万吨、挖煤700万吨、发电24亿度,都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实际能力(前两者到70年代才达到,后者到1965年大调整后才达到),基本建设投资额超过11亿元,高指标并没有真正压下来。在农业生产上,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只相当于1952年(997.55万吨)的水平,但当时统计为1495万吨,于是把1960年的指标定为1745~1975万吨;棉花实际产量低于1955年水平,当时统计为23.25万吨,于是把1960年的指标定为26.5~29万吨(实际上,到“四五”时期才达到)。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就要求各地开展“三超五比”的超产运动(“三超”即实产超包产、项项超指标、人人超定额;“五比”即比田间管理、比秋收、比秋种、比征购、比分配),并推行绞关化和深翻土地等劳民伤财、不切实际的做法。在工业上,要求各地大搞各种“大办”,如大办“小土群”、“小洋群”;要求各个公社在三五年内办小工厂15~25个,并大搞所谓全民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要求在短期内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和半自动化、自动化。同时,还要求继续举办城市人民公社。这样做不但根本否定、取消了上半年的纠“左”成效,而且使“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比例更加失调,生产建设再度受到挫折。

为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医治创伤,摆脱困境,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召开有全国各省(市)、地、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使得1962~1965年国民经济比较顺利地恢复和发展。江苏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时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上述“八字”方针。和“七千人大会”精神。

首先,集中力量调整农业。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明确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底,先后在86个大队中进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并提出衡量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做得好坏的三个主要标志:有没有做到不损坏一件农具,不死一头耕畜;有没有把广大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有没有促进生产的发展。到1962年,全省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30万个,占全部生产小队的97.8%,平均每个生产小队只有31户、115人。这样,就初步解决生产小队的生产与分配、经营与核算、耕畜农具所有权与管理使用权不统一的矛盾,健全了生产队的责任制。二是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改善和健全各项经营管理制度。规定耕畜、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由生产小队调配使用;按照“三包”的作物面积计划进行播种,并自定留种和田块,技术措施由生产小队和社员作主,任何人不得瞎指挥;在分配制度上,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对公社化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的各种财物进行清理和坚决退赔;此外,还减少粮食征购量,减轻农民负担,1962年全省征购粮食比1957年减少26%。天灾人祸严重的宝应县,1962年的征购减为2749万公斤,只相当于1957年到1959年的平均征购量的1/3,还返销2856.5万公斤,超过了征购数,社员口粮水平最低保持138公斤。另外,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和奖励,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等。三是加强对农业的支援,搞好农业生产。1960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群众运动》的指示,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省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对社办企业要求普遍进行一次整顿,继续办好农具、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和粮油加工等为社员生产、生活服务的工厂。同时,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1960年和1961年增援钢材和木材,增产化肥和农药,用于农机制造和农业生产,并提高了农业、水利和支农工业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把困难较大的里下河地区和经济基础较差的滨海、阜宁、涟水、灌南等县作为支援的重点,使这些地区逐步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由于采取了以上的调整措施,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到1963年,粮、棉、猪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其次,着手进行对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调整。开始时,由于认识不统一,指标没有退够,显得进展迟缓,成效不大。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江苏省委根据196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把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降了下来。将1961年9~12月4个月的工业总产值计划指标比前8个月下降7%;工业产品产量除保证支农产品和市场急需的炊事用具等以外,其他都降低了计划指标。同时,对1962年的计划也作了重新安排,将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为上年的一半,主要是保煤矿建设;工业总产值计划指标中,生产资料的产值计划比上年下降20%,生活资料的产值计划比上年下降12%;工业品产量除保证支农和市场急需外,其余的计划指标下降幅度都大于上年。这样,扭转了几年来的高指标,使积累和消费以及重、轻、农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此外,在工业和各条战线上调整布局,精简职工,到1962年底,全省共精简职工34.9万人,压缩城镇人口46万人,从而减轻了城市的负担。同时还采取措施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对部分消费品的供应实行高价政策,以扩大货币回笼,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管理,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企业中贯彻“鞍钢宪法”(即鞍山钢铁公司实行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者结合起来管理生产的制度,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推广后,企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1961年起,先在国营企业后在地方企业中推行《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简称“七十条”),扭转了“大跃进”以来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重新确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为纠正“五风”的错误,中共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江苏贯彻后,使人民公社的领导管理也做到了有章可循。在调整期间,江苏还组织和推行专业化协作;加强了全省工业的整体配套能力。

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落实,生产建设逐步好转,工业生产稳步上升,农业生产初步恢复,市场供应状况明显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货币流通量也进一步趋向合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各地的经济调整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江苏省根据中央部署的精神,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继续调整中,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对农业进行调整,在物资、技术、财政、组织领导等方面积极支援农业,对农业的投资、税收、粮食统购、工农产品比价等方面,都作了合理的调整。因此,全省农业生产恢复的速度比原来预计的快得多,1963年粮食、棉花的产量就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油料到1966年也恢复接近1957年的水平。二是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使之协调发展。如在1964年的计划中,按照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等项的次序进行安排;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积极增产棉纱、棉布、化肥、农药、矿产、水泥等消费品和原材料,扩大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出口;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将地方自筹部分的56.2%用于农业,因而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三是突出搞好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农村人民公社加强对农业资金的管理。工业企业开展清仓核资、实行“五定”(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定额和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外部协作关系),建立经济核算制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四是试行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试办托拉斯、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即固定工人和亦工亦农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调整价格体系和改进物资管理办法等。五是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经过1963年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45.35亿元,比1957年的77.82亿元增长了86.7%,每人平均占有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18.2元,比1957年的188.2元增长69%;国民收入达到74.89亿元,比1957年的48.69亿元增长53.8%,平均每人国民收入达到164元,比1957年的118元增长39%。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也都有很大的增长,粮食、棉花的产量比1957年分别增长35.6%、76.1%;钢、煤、棉纱的产量比1957年分别增长288.7%、151.5%、55.1%。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1957年农业与工业产值的比例是1∶1.1,1965年达到1∶1.54,表明工业有了很大加强。积累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得到了调整。“大跃进”时期的积累率最高年份达到33.2%,1965年下降到23.8%。由于控制了积累率,稳定了物价,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证。此外,增强了经济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农业方面,1965年全省机电排灌面积比1957年扩大了5倍,机耕面积扩大了6倍多;工业方面,1963年建立省经济委员会,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后,工业经济逐步走上正轨,生产稳步回升,全省工业产值与上年比较,1963年上升3.3%,1964年上升26.4%,1965年上升31.9%。加强了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等方面的建设,不但搞出了一批机床、柴油机、载重汽车、电子产品和化肥等新产品,而且使不少轻纺工业和建材等老企业得到了改造。1965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调整前的1962年成倍增长。教育、科技事业在整顿后继续发展。1965年全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共1.17万人,比1957年增长近3倍。科学技术上也取得许多新成就,如农业上培养优良品种,制定农业区划,水利上进行机电排灌的设计,工业上建设小化肥厂、试制电子计算机等产品,都比“一五”时期有明显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