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  育

春秋时期,吴人言偃北上鲁国就学于孔子,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孔子死后,言偃南归,设立私学,教授子弟。这是江苏最早的教育史料,同时也是江苏私学教育的最早纪录。西汉时,江苏已出现郡国学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丹阳(今南京)太守李忠兴官学,在当时颇有声望。此后,这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体制,和以儒学为教学内容、以教化为教育宗旨的格局,一直在江苏古代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

六朝时期,建康(今南京)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江苏教育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国学教育方面。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在建康建立儒学馆、史学馆、文学馆、玄学馆,实行分科讲授,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萧梁时,周光嗣奉敕编撰的《千字文》为我国封建社会启蒙教育的必读教材,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教育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唐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诏令各州县置学,江苏地方官学有所发展,海州、泰州、常州的州学与句容、溧水、高淳的县学相继兴办。与此同时,江苏的私学也有相当发展,苏州的陆德明、扬州的曹宪、镇江的马怀素、昆山的张后胤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私学名师。

宋代是江苏古代教育的一个高峰,官学教育飞速发展,书院、义学等种种教育形式相继涌现,著名教育家成就斐然。其间,江苏新建府学、州学、县学33所,新建官学雄踞前此各代之首。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处士侯遗在茅山建茅山书院,聚徒教授,这是江苏最早的书院,也是宋初全国六大书院之一。此后,江苏各地竞相效仿,纷纷兴办书院,至宋末已发展到15所。这些书院,以讲授理学为主,各书院的山长也大多为当时的理学大师。一代名臣范仲淹曾在自已的家乡苏州天平山麓创办义学,招收族中贫穷子弟入学,这是全国较早的义学之一。泰州海陵(今如皋)胡瑗是这一时期江苏、同时也是全国最杰出的教育家。他所创造的“苏湖教法”曾由朝廷下令在全国推广。他注重因材施教,采用分斋教学制度,开后代高等教育分系分科教学的先河。他一生培养学生数千人,造就程颐、范纯仁等很多著名人物。

元代江苏学者多不出仕,纷纷自创书院讲学。据前人统计,此一时期江南新建书院143所,恢复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而且书院受到朝廷的重视,各书院的山长均由官府聘任。

明初,明太祖建国子监于南京鸡鸣山下,规模宏大,成祖永乐二年(1422年)学员曾达到9978名。明王朝把官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使官学比前代更加兴盛。清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进一步把教育纳入科举的轨道,愈益促进了官学、塾学等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明清两代虽然多次限制甚至毁弃书院,但江苏的书院教育仍有很大发展。明成化以后,江苏陆续兴建一批书院,其中知名的书院就有八九十所。万历期间,由无锡顾宪成、高攀龙先后主持的无锡东林书院,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讲学之余,抨击时政,裁量人物,朝野之士钦慕其风,遥相应和,一时名声四播。清自康熙至道光,江苏代有大量新书院建立,而且布局进一步由南向北延伸,由城市向乡镇渗透。迄于清末,江苏共新建了135所知名的书院。其中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不以制义(八股文)为重,而以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为主,在当时很有影响。各种形式教育的全面发展,使江苏受教育人的数量激增、质量提高。根据宣统《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等的统计,明代江苏取中的进士共3036人,占全国进士录取总数的12.3%强;清代江苏取中的进士共2923人,占全国进士录取总数的11%强。清代总计112科进士科考试中,江苏共出状元49人,约占总数的44%;出榜眼26名,约占总数的23.2%;出探花42名,约占总数的37.5%。清代进士中,同一家族先后取中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全国只有23人,江苏就占了21名。另据《江苏艺文志》的统计,明清两代江苏在历史上留下著作的作家、学者分别有4500多人和20400多人,其中许多人都是著作等身的大诗人、大小说家、大散文家、大学者。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倡办新学。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在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机器学堂,这是江苏最早兴办的新学,同时也是全国最早的新学之一。受新思潮的影响,江苏的一些书院也在讲授传统的经史词章之外,兼授自然科学。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体制在江苏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虽然有不少是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的,但客观上传播了西方的新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败后,清廷推行新政,酝酿革新教育。随即,江苏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创办三江师范学堂,这是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同年,三江师范附属中学(今南师附中)、常州府中学堂(今常州中学)、扬州府中学堂(今扬州中学)也相继创建。这一时期江苏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大部分为民办。在这些民办学堂中,南通张謇及其兄弟集资创建的私立通州师范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苏州兰陵女学、无锡竞志女学等都是女式学堂,女学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反封建意义。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的诏令正式颁布后,江苏包括初、中、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实业学堂等的新学体系粗具雏形。至光绪三十三年,江苏共有小学堂906所,学生34904人;宣统元年(1909年),江苏共有中学堂31所,学生3155人。

民国期间,江苏私人兴学蔚然成风,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学、中学次第出现,平民教育、乡村教育雄视全国,著名教育家层出不穷。

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在南京就任教育总长,颁布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决议与法令,并在全国教育史上最先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一体的教育方针。在他的倡导下,全国首先在江苏废除了封建教育制度。与此同时,南京、苏州教会学校的师生积极要求将教会学校收回自办,并得到社会广泛支持,最终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迫使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由中国人担任校长。经过广大教职人员的辛勤努力,江苏教育在民国期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至民国36年(1947年),江苏共有中学360所,在读学生107060人,教职员6162人。次年,江苏共有各类高等学校24所,在校生15966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10.3%。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和家庭教育在江苏开展起来。20年代后半期,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先后开办了江苏昆山县徐公桥第一试验区、江苏镇江黄墟农村改革试验区、江苏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沪郊农林改进区等,虽然大多分布在江苏,但影响波及全国各地。陶行知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受不到教育的基本国情出发,倡导普及乡村教育,并于民国16年在南京劳山开办了我国第一所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所实行的以万物为导师、宇宙为教室、生活为课堂的教育实践,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伟大壮举,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观点,对教育改革、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陈鹤琴积极倡导幼儿教育、家庭教育,并于民国12年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积极从事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规律的研究,这是我国最早兴办的幼儿园。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江苏各地方组织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仍以极大的热情重视教育,不仅曾在盐阜、淮北、淮南、苏中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设立抗日军政大学的分校,抓紧培养军事人才和革命干部,而且于戎马倥偬之际,在各所属地区广泛兴办中学、小学、扫盲夜校。民国33年,苏中、盐阜两区共有小学6554所;中学137所,在校中学生20356人。民国35年,苏皖边区就有中学87所,学生15926人,教职员1863人;小学8688所,学生454395人,教员13800人;私塾2万余所,塾师2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