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 学 批 评

周景王元年(前544年),吴国季札聘鲁观乐,听了鲁国演唱的诗歌后,一一作了精辟、细微、独创、新颖的评论,这是现在所知我国最早的诗歌评论。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结合前人和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创作过程、谋篇布局以及立意、修辞等都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见解。《文赋》所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比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四科区分得更加细密,并超越《论文》的研究范畴,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

南朝是江苏文学批评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所涌现出来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批评专著,掀起了我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期间,世居京口(今镇江)的刘勰写出了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其论文章的分体,系统周密,远远超过曹丕和陆机;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远较陆机详密深刻。刘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批评家,《文心雕龙》的系统理论和许多观点,对后来的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指导作用。乔居江南的钟嵘则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论诗名著《诗品》。《诗品》主张诗歌贵在自然、美在“滋味”,并努力概括各个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诗人在风格上的源流承继关系。作者将诗人分作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及一系列诗学观点,对唐、宋、明、清的诗歌评论都有很大影响。

宋代,江苏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是诗话,吴县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和彭城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均是其中的佼佼者。《石林诗话》重气格,贵比兴,力倡含蓄清远、自然流利的诗风,并用禅宗语比喻诗歌意境,开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先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偏于考据、用资闲谈的众多诗话中,《石林诗话》对诗歌艺术的某些理论探讨,显得独标一格。

元明时期,江苏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围比过去有所扩大,涉及文、诗、词、曲。明太仓王世贞的《全唐诗说》、《诗评》、《艺苑卮言》,以格调为中心,反对刻板地模仿古人,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论有所突破。

明末清初,江苏文学批评出现了诗文评刻、批注的新形式,并取得巨大成就。长洲金圣叹批注《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水浒传》,合称“六才子书”。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对各书批评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艺创作多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字里行间,常有真知灼见,当代学者郑振铎曾称许他的文学批评“颇有许多可以永传者”。康熙年间,长洲毛宗岗评刻《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某些艺术手法的批注,很有见地。与此同时,以诗话为主体的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苏州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力创格调说,此说一出,极受乾隆青睐,一时风行海内,沈德潜也被尊为诗坛泰山北斗。袁枚的《随园诗话》则力主性灵说,强调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立论比之“公安派”具体、系统,对当时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阳湖(今武进)赵翼的《瓯北诗话》,论诗注重创新,反对拾人牙慧、人云亦云,集中反映这种创新观点的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至今仍广为传诵。甘泉(今扬州)焦循的《花部农谭》,是我国研究地方戏曲的第一部专著,观点鲜明,见解独特,在我国戏曲理论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兴化刘熙载的《艺概》,主张艺术要达到清空之境,在我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民国前期,文坛兴起文学革命,新诗大量涌现。当时的新诗又谓之自由诗,形式及表现手法都相当自由、随意,毫无章法,有些甚至散文化的倾向十分严重。武进赵元任遂于民国12年(1923年)出版《国音新诗韵》,对新诗的创作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