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社会科学研究

江苏古代社会科学研究发端于春秋,发展于六朝,兴盛于明清,曾经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学者,产生过有重大影响的地方学术流派。

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将自己的《孙子兵法》献给吴王阖闾,被阖闾任为将军。此后,孙武运用自己的军事理论率领吴军破楚、伐越,使得吴国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在孙武的影响下,以江苏地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兵家学派。兵家学派的主要人物,还有吴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著有兵书《伍子胥》十篇),秦汉之际下相(今宿迁西南)的项籍(著有兵书《项王》一篇),淮阴的韩信(著有兵书《韩信》三篇),刘邦的谋略家张良(曾与韩信一起整理东周以后的各家兵书)等。兵家学派的代表作《孙子兵法》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被尊为“兵经”,早已广泛地流传于世界各国。其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目前已大大超出战争的界限,被应用于政治、外交、贸易、企业管理、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经过秦末的农民战争,刘邦统一了天下,沛籍刘氏因之勃兴。这在“学在官府”、“学在豪门”的当时,为刘氏中喜好学术的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反映在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和成果的分布上,终其两汉,苏北就一直远盛于苏南。其间,淮南王、沛人刘安在众宾客的协助下,编撰了《淮南子》,并形成了以刘安为代表性学者、以《淮南子》为代表性著述的江淮杂家学派。古代文献经历代战乱、灾害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至汉代或为残篇断简,或为仅凭前代学者记忆的口授记录,卷帙失次、内容错讹的现象很普遍。沛人刘向、刘歆父子广搜异本,精校细勘,补苴部次,厘别门类,并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的义例,完成了《别录》、《七略》等重要目录提要著作。刘向、刘歆的校雠学思想及其所确立的原则、体例、方法,对后代影响巨大而深远,被后人誉为“目录学之祖”。

六朝时期,江苏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并出现了社会科学学者与成果在布局上苏南远盛于苏北的新气象。当时,朝野盛行“清谈”之风,主要是通过辩论的方式,深入讨论玄学问题。“清谈”中形成的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风气,使六朝成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我国又一个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三国吴人杨泉的《物理论》,闪烁着唯物论的光辉;东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是江苏最早的方言研究著作;萧梁吴郡(今苏州)顾野王的《玉篇》,是我国第一部反切注音的字书,而且释字不限于《说文》的本义分析,同时还注意到字的引伸义和多义,开后代字典的先河;沈约在南京完成的《宋书》,体例周备、文情并茂;萧子显在南京完成的《南齐书》记述扼要、叙事简洁,都是当时官修正史中的杰作。这一时期,以丹阳葛洪、陶弘景为代表的道教思想家学派,以吴郡皇侃等为代表的经学南学派,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此外,由范缜为一方的无神论者,和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及萧衍等为另一方的有神论者的论争,在我国社会科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唐宋时期,江苏虽然一度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缺乏繁荣的动力,但由于经济的增长,教育的发展,印刷术的发明,“学在官府”、“学在豪门”的局面被打破,江苏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力量已经从上层贵族、大官僚转化为普通学者,学者的地理分布也因全国的统一而改变了汉代苏北盛于苏南、六朝苏南强于苏北的现象,而代之以大江南北相对均衡发展的可喜局面。曹宪、李善、李邕等一批扬州学者,以系统研究《昭明文选》而名震华夏,并因此而形成文选学学派。彭城(今徐州)刘知几所著的《史通》,对我国自先秦至唐代的史学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形成了富有卓识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陵(今扬州)徐铉在南京校定《说文解字》、徐锴在南京撰著《说文解字系传》,奠定了“许学”的基础。

明清时期,江苏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如林,名著如林,地方学术流派如林,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

与前代的研究有所不同,明代江苏社会科学的学者比较关注社会。一方面,学者们提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学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一方面,学者们将小说、戏曲等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纳入研究的范围,将学术活动与下层社会结合起来。明正德至天启间,王艮、王襞、林春等泰州学者倡导“百姓日用即圣贤之道”,注意到哲学的普及,在下层民众中推广王阳明的“心学”,很快影响到全国,成为名闻遐迩的泰州学派。

清代文网严密,加之许多学者不满于理学的空谈,纷纷转向朴学。昆山顾炎武著《日知录》、无锡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山阳(今淮安)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都是开朴学风气的一代名著,下启乾嘉学派,影响遍及全国。此后,乾嘉学派崛起,清代朴学臻于鼎盛,而江苏又成为乾嘉学派的重镇,并形成了苏州、常州、扬州三个不同的地方学术流派。苏州学派存在于雍正初年至嘉庆年间,以吴县惠栋、惠士奇、江声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以苏州为活动中心,而影响及于全国。苏州学派在音韵训诂、金石学、典章制度、氏族年谱、民族学以及地理沿革、历法天算等诸多学科都有突出的成就。常州学派存在于乾隆初至道光末,以武进庄存与、阳湖(今武进)刘逢禄、长洲(今苏州)宋翔凤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以常州为中心,渐次发展到扬州、北京等地,最终也影响到全国。常州学派治学主张“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清末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其变法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就是常州学派的“托古改制”学说。扬州学派存在于康熙晚期至清末,流风余韵及于民国中期,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都焦循、汪中,仪征阮元、刘文淇,宝应刘宝楠,甘泉(今扬州)江藩等为代表人物,最初孕育于仪征、扬州,继之逐步发展到江苏全境及安徽、浙江、广东、北京等地,最后影响遍及全国。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术的最高峰,其治学特点不立门户、不重声色,实事求是,具有“广大圆通”而又专、精、深的气象,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清代,江苏在语言学及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除了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研究成果外,金坛段玉裁、武进吴文英、吴县朱骏声、吴县吴大澂、阳湖赵翼等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历代“许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被王念孙说成“千七百年来无此作”,推为东汉许慎之后文字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订正史实,多发前人所未发;论述历代治乱兴亡,既有朴学的严谨,又有宏观的视野。

清末及民国期间,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诞生了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建立了一批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许多学者在学习运用西方新的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丹徒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开拓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丹徒刘鹗的《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在学术史上也有开创意义。镇江柳诒徵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首次改变传统的编目模式,创制新的编目体例。常州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汉语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书中所用的记音及语音分析方法对后来的方言研究起着示范的作用。一部分学者所发起的民歌谣谚搜集整理研究活动,开创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新局面。苏州顾颉刚的《古史辨》,主张大胆地能动地怀疑和批判古代史著,重新认识真实的历史,并进而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古史辨学派(一称疑古学派)。盐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的文学批评史专著。吴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宝贵贡献,作者因此曾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无锡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国史大纲》、《史地地名考》等,在当时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

与此同时,徐州的王学文、无锡的薛暮桥与孙冶方以及常州的瞿秋白、武进的恽代英、无锡的陆定一等,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等方面,也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