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地方志编修

江苏是全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但历代编修的地方志却居于全国的前列,现存旧地方志750多种,12883卷,约占全国存世志书总量的十分之一。

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学者王逸就撰有《广陵郡图经》,佚名也撰有《沛国耆旧传》。两部志书都分布在江北地区,前者是以今扬州地区为记述中心的地记,后者是以今徐州沛县、丰县等地为记述中心的人物志。其中的《广陵郡图经》和《巴郡图经》为现在所知我国最早的方志。

六朝时期,江苏方志事业稳步发展,编撰的志书总数至少超过30种,主要分布在苏州、南京、扬州、徐州、常州、镇江等地,尤以苏州为最,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此期间,江苏的方志和东汉一样,仍以私撰为主,且沿袭前代成习,以地记、人物志为主,但继承中又有创新。西晋名将周处所撰的《阳羡风土记》,以宜兴为中心,记述吴越风俗,并兼及山水、古迹、节候、物产、器用等,是我国最早的风土志。

隋唐五代时期,江苏的方志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变化,志书体裁由原来的以地记、人物志为主一变而为以图经为主,修志体制由原来的私撰为主一变而为以官修为主。这一时期,江苏编纂的志书至少有18种,其中书名直接题为“图”或“图经”的有14种。这些图经的内容,既有地图,也有相关的说明和记述性文字。隋唐五代流传到今天的志书,全国只有7种,江苏陆广微的《[乾符]吴地记》有其一。这本志书上迄周敬王六年(前514年),下讫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凡1390年,贯通古今,堪称方志中的《史记》。

宋元时期,江苏地方志发生了第二次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宋以前,江苏的方志一般都属于专志,内容往往局限于地理、人物等某一个方面,宋代江苏开始出现通志,并迅速成为方志的主流,百科百业,无不收录,使方志成为名符其实的“一方全史”。通志的出现,标志着江苏方志的成熟与基本定型。宋代自开宝四年(971年)至嘉定(1208~1224年)年间,朝廷曾先后12次颁发修志或征集志书的诏令,因此宋代江苏各地普遍修志,成书数量激增,达到110多种,大大超过以前各代的总和。宋代的这种修志风气并且影响到元代,所以元代虽然历时不久,但江苏也纂有方志20余种。在此期间,江苏不少州、县形成修志传统,一部志书成书之后,常常又继之以修订、增补、重修、续修。宋庆元前,常熟原有《琴川志》;庆元二年(1196年),常熟知县孙应时以这部《琴川志》为基础,又修了一部《琴川志》;嘉定间,新任常熟知县叶凯又“增益”孙志,成《增修琴川志》;淳十二年(1252年),鲍廉调知常熟,也以孙志为基础,编成《重修琴川志》;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常熟知州卢镇一面汇集元代以前史事,再成《重修琴川志》,一面汇集元代史事,另成《琴川续志》。短短100多年,同名“琴川志”的志书先后6次纂修。如果再加上同一时期编修的《琴川图志》、《常熟州志》等,常熟在这一段时间内平均十几年就编修一次志书。

这一时期,江苏涌现一大批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志书。润州(今镇江)丹阳王存等所纂的《元丰九域志》,史以简略实用著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推许它“最为当世所重”、“为诸志所不及”。著名诗人范成大撰有《吴郡志》、《桂海虞衡志》,其中《吴郡志》50卷,征引浩博,叙述简核,曾被方志学家目为宋代方志的代表作。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卢宪的《嘉定镇江志》、史能之的《[咸淳]毗陵志》、张弦的《至正金陵新志》、王仁辅的《[至正]无锡志》等,也都犹如璀璨的明珠,在我国的方志史上熠熠生辉。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统治者的倡导,江苏出现了官府热情主持修志、士绅热心赞助修志、学者积极参与修志的局面,方志事业盛极一时。其间,著名学者闻人佺、顾炎武、袁枚、洪亮吉、阮元、江藩、孙星衍、焦循、刘文淇、刘宝楠、李兆洛、方骏谟等都曾驰骋志苑。昆山顾炎武利用1000多种史志撰成200余万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与《明实录》、《明经世文编》同为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政治史“三足鼎”的原始材料,被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誉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阳湖(今武进)孙星衍一生足迹遍及陕西、河南、安徽等地,所到之处常常被聘修志,先后纂有8部志书。著名学者的参与,极大地推动了江苏方志事业的发展。在江苏现存志书中,明代的方志有132种,约占全省总数的18%;清代的方志有435种,约占全省总数的58%。志书的种类,既有传统的省、府、州、县志,也有乡镇、山水、名胜等新兴的小志,而且乡镇志、名胜志多达二三百种,为全国之冠。这一时期的志书,俨然一座高品位的矿藏,蕴藏着丰富而又珍贵的地方史料。我国文学名著《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人们在《[天启]淮安府志》中发现了吴承恩著有《西游记》的史料,这则资料一出,歧说顿息。其他诸如王鏊的《姑苏志》、盛仪的《嘉靖惟扬志》、王昶的《[嘉庆]太仓州志》、鲁一同的《[咸丰]邳州志》、冯桂芬的《[同治]苏州府志》等,在全国也都有较大影响。至此,江苏地方志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加强。清代乾隆年间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所收明代以前“都会郡县志”之“尤雅者”24种,江苏占6种,为收录总数的四分之一;卷77收“古迹志”37种,江苏9种,也约占收录总数的四分之一。

总计民国37年间,江苏共纂有各种志书165种,虽然数量远逊于清代,但平均每年成书4.3种,修志频率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时期之中,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唐文治、缪荃孙、柳诒徵、张謇等也都曾参与过修志。广大修志者注意吸收西方科技成果,在篇目结构、记述方法等方面,时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