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中央在1963年2月召开会议,决定推广河北保定地区的经验在农村进行“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由此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同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指导四清运动的开展。

1962年底,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并作出初步的部署,省委首先于1963年1月在句容县城东公社进行试点。紧接着,省委又召开两次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前十条”、“后十条”,并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在吴县唯亭公社、江都县丁沟和花荡公社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委也仿照省委的办法,陆续在一些公社进行试点。至1964年春,全省先后组织2.4万人的工作队,在434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城市“五反”方面,1963年省级机关第一批25个单位投入运动,4月至5月间,省级机关第二批37个单位和全省各地、市机关先后投入运动。这一时期,江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省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把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结合起来,运动发展一般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的偏差。

1964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对“后十条”的重要修改以及刘少奇来江苏视察时的指示,江苏省委对全省的社教运动作了重新部署,共组织6万多人的农村社教工作队,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以地委为单位,统一组成工作总团,一个一个县地开展。工作队下去以后,搞秘密扎根串连,同时全面领导大队、生产队的一切工作,让基层干部靠边,发动群众揭露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结果到处都发现严重的“敌情”。同时,有的地方还出现逼供信现象,有的地方高估干部的经济问题,经济退赔也不实事求是,以致发生一些基层干部自杀的事件。这些“左”的做法,不仅直接影响了生产,而且造成政治空气紧张,干部人心动荡,群众也颇为不满。与此同时,全省为了开展城市社教运动也组织了2万多人的工作队,主要力量集中在徐州市,采取机关、基层一起搞,同时也在南京、常州等地分散进行。

1964年底和1965年初,为了纠正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央召开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江苏省接到“二十三条”后,便组织城乡社教工作队进行学习,并自觉地纠正一些“左”的做法。1965年7月至8月,这一批开展运动的单位基本结束。

1965年9月,江苏省社教运动进入第三阶段,按照省委要求“打歼灭战”的部署,在7个县、103个公社、8个县属镇开展。1966年6月又分别在4个县、79个公社开展,这时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已经下达,农村也受到“文革”的波及,有的地方把工作队当成造反的对象。同年12月,中央规定把社教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社教运动即告结束。这一时期的社教运动基本上按“二十三条”规定办事,工作队成员头脑比较清醒,工作进行得比较平稳扎实。

江苏省历时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揭露和纠正了一些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问题,从而有助于克服党内和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群关系。但是,整个运动是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因而把基层干部经济上和思想作风上的错误,不适当地提到“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加以批判和处理,这就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处理。同时,把一些本来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如包产到户、自负盈亏、集市贸易等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都被当作“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和纠正。特别是“二十三条”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但是,由于这次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中共中央规定了一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具体政策,对运动中的偏差也进行过部分纠正,因而这次"左"的错误没有发展成全局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