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墩——南京附近史前文化遗址考察记(二)

◎ 刘宗意

   “湖熟文化”,是由杰出的考古学家曾昭燏和尹焕章提出的考古学上的一个命名,指长江下游地区距今约4千年前后的一种史前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具有土著文化特征,因1951年最先在南京江宁县湖熟镇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江苏、安徽境内的长江沿岸地区,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分布密集,扩及太湖流域。该文化遗址大都是土墩,顶部较平,称为台形遗址。遗址中主要有陶器和石器,也发现少数小青铜件,成为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开端。土墩遗址中通常不止一种文化层,在其下层可能会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比如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的下层是“北阴阳营文化”(距今约6千~5千年),中层才是湖熟文化。在湖熟文化层之上,还会有春秋战国、汉代、六朝等各时期直至近代的文化层,所以,土墩遗址往往是本地的一部文化发展史。

   若问一方文化事,先从上古识神墩。

一次有创意的回程

   1951523日,尹焕章率领的南京博物院湖熟考古队,结束了调查发掘工作。共发现13处史前文化遗址,是南京第一次通过科学发掘所确认的史前考古成果,在考古学上被命名为“湖熟文化”。考古队没有乘车从陆路回南京,而是雇了木船,扬帆走秦淮河水路。这是尹焕章的一个创意,把回程也变成了考古调查,希望能扩大战果。

   总结在湖熟发现遗址的经验是:“凡水田中高出的土墩,尤其沿秦淮河岸者,大半为遗址所在。墩周围除水田外,亦有池沼或溪流。凡墩均与山岗相距不远,但与山岗相连的岗,又无遗址存在。” 这就是说,秦淮河岸边与山岗相距不远的突出土墩,就可能是史前遗址。据此经验,他们相信秦淮河两岸还会有不少遗址存在。

   船在河中行,两边河岸上派人步行观察,第一天就发现了磨盘山遗址(编号台14),“在秦淮河北岸,方山东南脚下,东距杨柳湖十华里,北距解溪镇四华里,在南圩村(今南捍村)西南约120公尺,这墩面积约有二百平方公尺,高出周围水田约10公尺,墩上出红砂粗陶片,同其他遗址。

   南捍村在2005年已拆迁,现在是江宁开发区科学园征用的土地,至今荒废着。磨盘山遗址由于1982年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幸存。目测遗址高度仅剩约3米,上面是庄稼地,能看到不少散落的陶片。正在修建的一条公路从遗址东、南面绕过,渣土倾倒在路外成高堆,与遗址仅一条小沟之隔。

对岸没有新发现

   船向西行,就到了方山南边的西北村,这里是秦淮河的一个三岔口。秦淮河处于四面环山的低洼盆地中,有两条支干从两个源头流来。一条来自句容,叫句容河,流经湖熟镇,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就是在句容河的岸边首次发现史前遗址;另一条从溧水来,叫溧水河。这两条支干通常都叫秦淮河,在西北村汇合成秦淮河干流,然后往北到南京流入长江。广义上讲,秦淮盆地里所有河流都叫秦淮河。如果能在秦淮河干流发现史前遗址,而且是两岸都有,那此行将是十分完美的。

   西北村的河西属于秣陵乡,考古队来到秣陵北面的张家村住宿,没有发现遗址。第二天早上启帆往南京,又发现一处史前遗址,仍然是跟其他遗址在同一侧岸边。

   方前村庙墩(编号台15),“在方山西北隅山脚下约八百公尺,为一圆形墩,与(湖熟)馒头墩大小相若。墩上平坦,原有庙宇,故名,今庙已毁,但尚有痕迹可寻。墩四周都是水田,墩上有红砂陶片,与其他遗址同。”

   2005年方前村拆迁,这里也是江宁开发区科学园开发用地,庙墩已不见,大片土地长满杂草,荒废至今。庙墩遗址只能在想象中了。

   这次乘船沿河调查,证明秦淮河岸边还能发现遗址,但河对岸怎么会没有发现呢?尹焕章后来在“两岸有一系列的史前遗址”的判断后面,加上了“至少一部分的正确” ,这体现了他严谨的科学态度,也是对人力有限、时间仓促而不能在更大范围调查的无奈。

   第二年,在秦淮河西侧发现了岔路口橙子墩和窨子山两处遗址,但距离秦淮河都不算近,分别有1公里和3公里,并没有给此前的判断以更好的补充。

秣陵来的好消息

   南京发现湖熟史前遗址,以及后来发现北阴阳营等遗址,尹焕章总是尽早发布消息和发表发掘报告,引起业余考古爱好者的极大兴趣,有人还特地去遗址发掘现场参观。他们那一代考古学家的贡献,不仅在于全身心投入考古工作,不仅在于提出新的见解和理论,同时也与社会分享考古收获,推动考古事业和历史文化普及工作的发展,而不是把所得资料占为己有,只供自己研究。有人说,曾昭燏院长领导时期,是南京博物院的黄金时期,其中就包括了他们与社会共享考古信息的大家风范。

   1956年,南京及镇江的史前遗址发掘,以及苏南、浙江大范围的遗址调查,使得史前考古工作取得全面突破。五年前没能在秦淮河西的秣陵地区发现史前遗址的遗憾,在这一年也出现了转机。

   那年夏天,江宁县秣陵关中学31岁的数学教师张名振来到南京博物院,这位带有山东口音的考古爱好者,捐赠了自己采集的史前陶片,采集地点是秣陵镇神墩。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秦淮河盆地西南片几个千年古镇,将跟北面的湖熟一样,也是史前人类的居住地,而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古镇当然是秣陵。

   史书记载,南京及秦淮河盆地本属于吴地,后来越王勾践消灭吴国,这里被越国占领。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发兵打败越国,这里就属于楚国,南京开始有第一个行政建置“金陵邑”。邑城应该在今莫愁湖以北,清凉山以南,控秦淮入江口。秦始皇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旧志说,县治设在今秣陵镇。对此专家尚有争论,本文不讨论。

   秣陵是南京继金陵之后的第二个古地名,处于秦淮河盆地之中的秣陵镇因名而显,明朝在此设税关,至今习惯称为秣陵关。吴承恩有诗句:“一带江城新雨后,杏花深处秣陵关”。

揭开古镇史前面纱

   1957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南京博物院(省属单位,非南京市的)结合省文管会的普查工作,开展了大范围的史前遗址调查。普查工作主要由尹焕章、张正祥担任。我现在的考察就是依据南京博物院的《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以下简称《普查报告》) e和《尹焕章考古日记》 以及其他调查报告进行的。

   1957514日,尹焕章率普查组来到了秣陵镇,直接住进了秣陵关中学,张名振在这里教书。普查组的工作得到镇政府和中学的协助。

   秣陵镇并不在秦淮河干流边,而是一条支流穿镇而过,古称秣陵浦,现称云台山河。秣陵镇中心跨河有司门桥,桥北偏东120米处,就是张名振发现的神墩史前遗址。

   《普查报告》记:“台65秣陵神墩 遗址紧靠秣陵关中学东边,一周都是小塘,南有秦淮河向西流。墩一周被破坏露出断面,文化层厚,包含遗物多。顶上基本平坦,惟西北较东南略高。……遗址突出地面约5(米),现有面积为南北长60,东西宽50米。”

   第二天,普查组在神墩上开了两个探坑试掘,至第三天结束。《普查报告》记,墩顶正中的探坑显示,最上层0.9米土层中,“除早期遗物外,还有汉代半筒瓦、六朝瓷片及明、清砖瓦”,这是汉代以来的历史延续。再往下至1.5米深,“早期红砂陶片更多,还有春秋、战国时印文硬陶瓿、罐器等片”,这是先秦时期的秣陵。再往下至3.8米深,有二米多的纯新石器时代物,仍未到文化层底部。

   另一探坑有更大收获,石器尤多,“有小型的有图4 秣陵神墩及张名振7段石锛、穿孔刮削器,以及砺石等”。“所出红砂陶,多手制,有鬲,多空心尖足,亦有鼎,多三角式扁足的大鼎和圆足的小鼎。印文软陶,多罐形器,有雷文与编织文等纹饰。黑皮磨光陶,有豆、罐、瓿、罍、盘,还有小平底大敞口盌,轮制。有泥质灰色较大的盆、罐,多有绳文及附加堆文。有纺轮和小陶垫等。”秣陵史前文化的面纱被揭开了。

   近六十年过去了,我来到秣陵中学,带着瞻仰的心情考察神墩,不仅是看先人开创南京文明的旧地,也是缅怀南京考古前辈发现史前文化的功绩。神墩与中学之间的池塘被填平,成了中学的一部分,这是古秣陵真正的历史地标,如果少了它,你都不敢说秣陵镇历史有那么悠久。 (见题图)

   当时神墩“已被学校与农民破坏严重”。对照1957年的老照片来看,破坏在以后又继续了下去,本来神墩东边紧靠杨塘,后来盖了好多住房,有了一条神墩巷,神墩收窄。1976年神墩上还建过自来水塔。神墩南半部分也被挖成漫坡,真是挖残了。怎么向后人介绍这是个“台形遗址”呢?现在作为学校的小园林,应该算稳定下来了。

秣陵镇北的发现

   在神墩试掘的同时,普查组开始查找更多遗址。515日,调查的路径是往北走,到三里湾一带。我分析这是沿当时的九里河东岸调查。

   云台山河自秣陵西面的凤凰山流来,那时在镇西分岔,一路向北是九里河,流到方山下,接秦淮河干流;另一路向东过镇,接秦淮河支干溧水河。

   在九里河东岸果然发现了一处遗址。《普查报告》记:“台66 大坟滩在三里湾傅家村北约50米,在奚家小村东旁。周围为水田及小溪。遗址高2米左右,呈漫坡状,面积约100×30米,南北两部高起。全墩灰土及烧土块普遍,含遗物颇多,惟多春秋、战国及汉代物。……此遗址原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文化遗存积压其上。”

   20165月,我找到傅家村大坟滩,这里正在建“秣陵新市镇”。卫星地图显示,2015年开始往大坟滩倾倒渣土,所以,我看到的是一处渣土场。也许是已经结束倾倒渣土,有农民在渣土堆上种庄稼。一老人说,这渣土下面就是大坟滩,从前生产队平整过做公场。 几十年前搞田块方格化,大坟滩的土就被挑了不少。我发现渣土堆上有红砂陶片散落,走到东坡,满是红烧土、陶片。原来,东坡下正在修建公路,路与渣土堆之间开了条淌水小沟,正好开在大坟滩遗址东沿,把下面的遗物挖上来翻到了渣土堆上。

   小水沟两边都是遗址的断面,能看到大量陶片聚集,还有兽骨和螺丝壳带,如果继续往下挖,还能有遗物。

   从残片来看,陶器种类很多,而罐器扁耳最普遍,器多平底,也有圈底。有扁器足,却未见空心尖足。不少罐器内面为黑色,也有外面是红衣的。有红砂陶、蚌壳陶和硬薄陶。有椭圆形陶制磨擦器,底面是网格纹和洞眼。捡到砺石,上面有磨痕;也有粗制小石器,没有见到磨光的。

   大坟滩遗址被渣土埋没了,我会是最后一个见识此遗址的人吗?

九里河西岸的发现

   大坟滩北面是一片圩田,不会再有遗址,那时在九里河东就能看到河西有个高墩,尹焕章他们就去了九里河西岸,发现了第三个史前遗址。《普查报告》记:“台67 墩墩山在后晋村,墩南坡即村所在。墩一周为水田,有流水三面环绕。面积约40×20(刘注:数据可能有误),高出地面约4米,顶平,北高南低。在断崖上,看到约2米厚的浓灰土层,所含遗物多红砂陶,地表散布亦多,遗物有红砂陶鬲、鼎、 甗等残片、印文软陶片、汉代绳文罐片。”

   2003年卫星地图显示,后晋村(也叫后晋家庄)正在建设“江宁开发区秣陵工业园”,墩墩山遗址已在平毁中,现已不存。当地人说,墩墩山原址在园区的望远路与苏源大道交口东南。

   20074月南京有报纸报道:“秣陵镇一处商周古人类遗存(湖熟文化一部分),在经历了3000多年后,却因江宁区开发区铺路的需要,遭到施工单位的野蛮破坏,整个遗址被挖掉了一大半。……这里是一片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大土堆,四周全是水塘。由于地势特别高,形状如同一个喇叭形的山头,……从被挖的断壁上可以看到,泥土中夹杂着木炭灰和数以千计的碎陶片及古人食用留下来的贝壳,堆 积 层 有 5 米 厚 。 ……经专家一致论证,确认该土堆为商周时期的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属湖熟文化一部分,具有江南台形遗址的特征,其面积之大,内容之丰富,这在南京是非常罕见的,具有很重要的考古和研究价值。” h这能是墩墩山遗址最后被平毁的情况吗,或者是另一处刚发现的史前遗址?后续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是被毁了。

很典型的台形遗址

   516日,是普查组在秣陵的第三天,他们顺着云台山河往西走,在河北面的中村发现了双墩,东边一个叫磨子山,西边一个叫小墩山,两墩之间仅隔30米。

   我在2003年卫星地图上寻找,那时中村(地图上是中庄)还在,有一个土墩遗址清晰可辨,并不见双墩,另一个呢? 2010年中村拆迁,2012年卫星地图显示这里已成渣土场,后来中村完全被渣土覆盖,渣图8 大坟滩陶片石器 图9 秣陵平毁遗址报道图10 中村小墩山9土逼近土墩遗址。

   我去中村考察,翻过渣土堆,果然看到那个土墩。后来联系到一位村干部,才知道这是西边的那个小墩山遗址。东距机场高速路40米,北距正方中路400米,西距将军大道1.05公里,南距云台山河670米。

   《普查报告》记:“台69小墩山在磨子山遗址西约30米,……面积约100×80米。全墩灰土及遗物普遍。有红砂陶鬲、鼎等片,黑皮磨光陶盆片,汉代的印文硬陶片。

   2013年遗址上部被南北向切开,一条粗大的热气管线从中穿过,这可能就是渣土堆没有继续往东覆盖的原因。切墩留下的泥土中能捡拾到不少陶片,与普查报告记载相符。土墩南部的断面上露出极其丰富的遗物埋藏,令人惊讶!

   我坐在旁边的田埂上望着这个遗址,久无去意。还有多久它也将在大开发中消失呢?不希望我是给小墩山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的人!

   当地人说,东面的磨子山在1996年建机场高速公路时被平毁。《普查报告》记:“台68磨子山在中村东约200米,……墩一周为水田、小溪及池塘。遗址高5米,为椭圆形土墩,似磨盘故名,其直径约60米。因修堤铲去墩表草皮,露出灰土、烧土,遗物极多。”当地人其实把西边的小墩山叫作神墩,把东边的磨子山叫作小神墩。当地老人讲,每当洪水要来时,小神墩下面会出“胶”(可能是指一种粘性泥浆),所以传说那下面是个“水眼”,先人挑来土堵住水眼就有了土墩。1996年平毁小神墩那天,村上人放了鞭炮,以示对神灵的告知和敬畏。

   中村双墩是两个很典型的“台形遗址”,而且文物埋藏极多,如此好的史前遗址竟然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已毁,剩下的一个难道还要毁掉吗?

秣陵镇东的失望

   517日,尹焕章他们步行顺云台山河向东去调查,这是往秦淮河支干溧水河方向走,如果能发现一个遗址,秦淮河“两岸有一系列的史前遗址”的判断就将确定无疑,也许这是尹焕章此行最大的心愿。

   他们一直走到溧水河西岸的张公渡,这里是地势低下的锅底洼天禧圩区。西岸依然没见到土墩,只有大片圩田,却看到河对岸湖熟的南庄有一高墩。当时这里与南庄有张公渡大桥,他们走过桥就来到湖熟地界。

   《普查报告》记:“台70回龙庵在南庄村东南约30米,紧靠秦淮堤。墩西面、南面有张家渡及大河滩,为秦淮河东源转弯处。遗址高约3米,当地逐年用土作堤,破坏严重,现存面积约50×30米。全墩露出灰土和烧土屑,上有近代建筑物。遗物有红砂陶扁足、鼎片和印文软陶片。”

   回龙庵遗址很残破也很特别,附近居然没有土岗,除一面紧靠河堤,其余就是小路和池塘,像是一个怪胎,不但无助解答问题,偏又多添了疑问。不过,回龙庵在“秦淮河东源转弯处”,一定有其独特原因,只是今天不能知道罢了。

   2016年我来南庄考察,听当地老人讲,回龙庵墩早先是个高墩,上面有座回龙庵,里面办过小学,他们还在此读过书,庙被毁后办了窑厂。那时回龙庵墩要比河堤高。2002年南庄也曾经划归江宁科学园,园区挖墩土加高河堤,墩子挖光成平地,现在原址上盖了一些平房。

   普查组带着回龙庵墩这个难以解释的发现回到镇上,秣陵神墩的试掘也结束了,出土文物确立了秣陵神墩遗址在秦淮河盆地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普查组在中学阅览室公开展出了文物,尹焕章一定也向师生和镇干部讲解了人类发展史,凭他丰富的考古经验,那应该是一堂非常生动的历史课。

   518日,普查组满载收获回南京,随后他们又奔波于秦淮河盆地及宁镇山脉其他片区,继续发现了大批史前遗址。

史前的古秦淮大湖

   湖熟镇发现的史前遗址是在句容河及其支流岸边,史前人类需要傍水居住,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湖熟经验在秦淮河干流及溧水河西岸没有成功,这怎么解释呢?

   湖熟土墩遗址的地点位置可以简单概括出两个特征:一、在水边;二、靠近土岗。山脉延伸出来的土岗就像惊叹号的上部,遗址就像下面那个圆点,土墩遗址是先人利用山水地形建设出来的家园。

   句容河及秦淮干流是贴着湖熟、方山那一侧山岗流的,所以在方山旁还能发现南捍磨盘山和方前庙墩遗址。而河西的山岗向东延伸到河边的只有元塘村一带(严公渡对岸,过去很可能有过遗址)。另外,在支流两岸能发现遗址,是因为支流旁边都有山岗。

   秦淮河盆地的史前人类,不能像现在人那样居住在远离山岗的平地上,因为那时有一个“古秦淮大湖”——我所提出的这个见解,可以解答当年尹焕章他们遇到的问题。

   距今7千年前后的地球“全新世”大暖期,带来高强度的降雨,秦淮盆地周边山脉来水激增,泥沙也被大量带入盆地。秦淮盆地几乎是个闭塞的容水器,只在南京有狭窄的入江口,这就造成盆地内水位的逐渐高涨,以及泥沙淤积。所谓秦淮河冲积平原就是这样形成的。秦淮河从一万年前冰期的河流相,到全新世中期形成了湖泊相。大气候曾经有暖湿和温凉的交替,湖面的大小也随气候而改变。既然是湖泊相,那史前遗址就不是沿河存在,而是沿湖分布的。

   秦淮盆地平原的泥沙淤积也是逐步的,随着泥沙淤积渐增高,湖面也升高。水位也不是一直升高的,会有波动性涨落,史前的居民点会随水位进退。

古秦淮大湖边的秣陵

   我制作了秣陵史前遗址在古秦淮大湖中的位置图。图中的地形是现在的,我们无法知道几千年前的地形是什么样,尤其是地势低的区域,但这并不妨碍分析。为了与大多数遗址发现的时间同步,图中的秦淮河流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我首先设定一个中等湖面高度(蓝色),随着湖面上升,蓝色逐渐变浅,从黄色开始是高水位很难到达的地面。可以看出,除南庄回龙庵墩以外,所有遗址都跟岗地有联系,岗地延伸出来的边缘,也就是遗址所在的地点,所以,河边并不是寻找遗址的必要条件,而岗地边缘才是。

   秣陵神墩的位置比较好,在一定水位条件下,这里有个伸向湖中的半岛,神墩处于秣陵半岛的前端,墩前还有一个港湾,但在水位高到图中浅蓝色时,秣陵半岛就会被淹没,神墩也会与岗地失去联系。

   傅家大坟滩遗址在岗地最前端,靠近大湖水流较快的位置,理论上说,这类遗址的下层应该属于早期遗址,水位上升后,或与岗地失去联系,或者被淹没,遗址上的居民就要后撤。当大暖期结束,湖面缩小,秦淮河冲积平原基本形成后,岗地最前端的大坟滩土墩又恢复了活力,这可能就是墩上春秋战国、汉代遗物较多的原因。

   中村双墩也是处于半岛上,但中村半岛地势较高,居民进退自如。

   上新丰神墩那里地势最高,虽然在中等水位时就会远离湖边,但它处于河流入湖口,影响并不太大。

   南庄回龙庵墩看起来是个孤岛式特例,但它是处在句容河、溧水河水势都能冲击的流径地,而且,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取土筑圩堤时有发生,地形改变在所难免。

   大湖退缩之后,秦淮河成为主流。到六朝时,河水依然丰沛,水面宽阔,被看作“小江”,六朝称为淮水,唐代才开始叫秦淮河。

   《三国志·张传》注引《献帝春秋》里,孙权曾说:“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文中的秣陵指汉代秣陵县,相当于现在南京的秦淮河片区。

   《晋书·王导传》说:“初,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其后子孙繁衍,竟如璞言。”郭璞预言,只有淮水断流干涸,王导家族才会衰败,实际上就是千秋万年的意思,可见那时没有人怀疑秦淮河水情会出现旱可断流的恶劣状况。

   估计是在北宋初期地球进入小冰期以后,秦淮河水情就不乐观了。近代秦淮河水旱灾害交错发生,也出现了断流情况。“1949423日南京解放至1959年,冬春期间,秦淮河几乎年年断流干涸;部分年份,夏秋季也发生断流干涸。” 所以,研究南京史前文化需要跟地球大气候相联系,此一时、彼一时也!秣陵镇处于古秦淮大湖水情变化的敏感地区,此处史前遗址也极具研究价值。

不该被遗忘的发现者

   1959年,南京博物院的《普查报告》发表,一向尊重最初发现者的尹焕章,在“秣陵神墩”一条里,却没有写上 发 现 者 张 名 振 , 以 后 当 然 也 无 人 知晓。直到五十年后《尹焕章考古日记》出版,我才看到记有:“秣陵神墩,它在1956年夏为秣陵关中学张名振同志发现,把砂陶类鬲等送交南博。”既然如此,为什么普查报告里没有他的名字?

   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才发现了问题的真相。原来,张名振也是在阶级斗争年代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张名振生于1925年,山东临朐人,曾就读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南京市教师研究班。1951年为南京市立师范教师,同年参加汤山中学建校,5年后调秣陵关中学,以后虽在江宁县范围内的学校有过调动,但主要在秣陵中学教书。

   1957年,就在南京博物院普查组走后不久,“反右运动”展开。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的张名振向教育局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中右分子”。当时有“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两种政治结论,右派分子是一种政治帽子,中右分子是不戴帽子的准右派,但是,中右既然是政治结论,实际上也是政治帽子。中央197855号文件里说,中右分子“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

   张名振被打成“中右分子”后,降级降薪,政治生命落到低谷。所以,在那种严酷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尹焕章便不能在《普查报告》里写上他了。文革结束后,加在张名振头上的错误政治结论被改正,而尹焕章先生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张名振有赞梅花诗句:“强项未惜身老瘦,风寒雪厉又添香”。文革后被调到江宁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江宁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1988年在南京市教育局教研室退休,1993年去世。

   我在秣陵镇调查神墩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张名振最懂,他拿着瓦片说这个是什么朝代的,那个是什么朝代的”——多么形象的回忆啊!

秣陵镇南的新发现

   尹焕章普查组在秣陵镇去了东西北三个方向,唯独没有往镇南调查。

   参与编撰《秣陵镇志》的老教师王良寿告诉我,他家所在的十房村有一个土墩,不知道是不是史前遗址。我先看了卫星地图,十房村在秣陵镇南偏西1.7公里,村北65米有独立椭圆形一墩,相当明显。土墩东西长95米,南北宽60米,三面有水塘,西距机场高速公路220米,东距凤凰村路190米。

   从我制作的古秦淮大湖地形图来分析,十房村在凤凰山东麓延伸下来的岗地上。大湖时期,秣陵半岛与凤凰山半岛之间夹一湖汊,十房村土墩正在湖汊边,完全符合史前遗址位置的地形特征。

   今年我特地去了十房村,王良寿老师领我去庄后看土墩。墩高出地面约3米,墩上种了茶树和庄稼,墩顶曾有土地庙,1958年拆毁,故见到不少碎砖瓦。墩表面只有很碎小的红陶片,一时令人郁闷。我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只6厘米高的红砂陶鬲尖足——史前遗址典型遗物,加上地形、位置、形状,已有“四证”矣!这土墩遗址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它“庙墩”。以后的事留给文物部门去做吧,希望他们能重视这个新发现。

为何处处有神墩

   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南京新发现上新丰神墩,“位于秣陵街道家园社区上新丰村。上新丰村神墩遗址东侧被挖出一个大断面,断面紧靠一水塘。遗址现存南北长70米,东西宽30米,高约9米,文化层约1.5米,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遗址顶部散落大量陶片,器型有罐、钵、鬲等,纹饰有网格纹,弦纹等,多为夹砂红陶和灰陶,应属湖熟文化遗址。”

   由于发现后即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尚存。遗址东距将军大道70米,南距正方中路与将军大道交口1.4公里。

   秦淮河流域有不少史前遗址叫作神墩,问当地人为什么叫神墩,无人知晓。我推测跟土地神有关,例如十房村土墩上就曾建有土地庙。农村的神庙可以泛祀多神,但不能少了土地神,这是农耕社会最基本的神仙崇拜,用来保佑一方平安,祈求风调雨顺。

   秣陵神墩上面虽无庙,但神墩南边曾有“蒋王庙”,1953年被拆毁。《搜神记》说,东汉秣陵县尉蒋子文追捕盗贼,在钟山下被击伤额头而死。三国孙权来这里建都,因种种神异而拜蒋子文为都城的土地神,封“中都侯”,建庙祭祀,“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孙权为避祖父名讳,还将钟山改名蒋山。

   东晋时,讨平苏峻之乱和打赢淝水之战,都认为有蒋侯显灵相助。南朝宋明帝加封蒋子文为“钟山王”,齐末帝再尊蒋子文为“灵帝”,故有蒋王、蒋帝之称。南京把蒋子文作为本方的土地神崇拜,一直延续到近代。宋人马之纯《蒋帝庙》诗云:“缘何血食垂千祀,为有威灵庇一方。”

开发区里的意外

   秣陵镇往北14公里是秦淮新河。新河以南、秦淮河以西,是江宁较早开发的地片,上一篇考察记说过这里的百家湖周家山遗址,本篇介绍另外几处。

   在韩府山、翠屏山、将军山三连山之东,其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麻田路,因为从前有过麻田村。1957年普查组在麻田村发现一处遗址。

   《普查报告》记:“台111 麻田神子山在麻田村东南约100米,南面10米许即土岗。除南面为较高的平地外,其他三面均为水田。墩面起伏不平,高6(米),面积约140×120米。灰土和烧土屑分布地表很普遍,含物多。遗物有红砂陶鬲片和印文软陶片。”

   我在1937年南京老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土墩,形状明显,又在近年的卫星地图上测算它现在的位置。大片密集的住宅小区里本不打算会见到遗址,按照大开发的规律,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都会直接平毁。意外居然发生了,在麻田路北的“翠屏东南”小区里,看到一个与麻田神子山形状一样的小公园。经地图测算,地点也符合。我赶过去看,果然见到一个高起的土墩公园。东距顺翔西街140米,南靠麻田路,西距将军大道290米。

   翠屏东南住宅小区2006年竣工,如果在建设施工时没有破坏原墩,仍然是原先的,那这个小区公园就是江宁大开发中留存史前遗址的特例。小区设计者不可能知道这是一处文化遗址,但借势为景的设计保存了遗址,即便没有完整保存,也属难得。我想起元稹诗句:“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四十年前的预言

   将军山南面有条牛首山河,是秦淮河支流。将军山西南有水阁村,东南有陈墟村,早在1957年,尹焕章就预言:“水阁—陈墟有平原,可寻遗址。” k1996年有人果然在陈墟村发现一处遗址。

   “陈墟遗址 位于江宁县殷巷乡将军山南,为商周时期遗址。此地原村名陈墟。遗址为一山丘,平面呈长方形,高约15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1996年调查发现,采集到的有陶鬲、陶豆、陶鼎、陶匜残片及石斧、石锛、石刀等。属湖熟文化遗存。”

   此地属江宁经济开发区,拆迁很早,遗址已不存。当地人说,遗址应该是原陈墟行政村下属的排塘村东面的成山,南距牛首山河约300米。原址在今将军大道与佛城西路交口东北的一家包装厂位置。

九龙湖边有残存

   1957 年,普查组在殷巷发现一处遗址。《普查报告》记:“台 110 崔家山在殷巷西南约 200 米,北、西、南三面为殷巷大河所环绕,且有水田。遗址面积 150×70,高约 5 米,顶平,惟北部较高,墩呈漫坡状,南坡多浅灰土,含遗物颇多,东北部为黄灰土,遗物少。”

   我在殷巷九龙湖边遇到一老人,他说,这里本来叫大湖,湖水从未干过,大开发时扩湖,另起名九龙湖。崔家山在大湖南岸,曾经有窑厂,扩湖时又遭波及,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现九龙湖南岸有一条约1百米宽、1千米长的沿湖未建设地带,临湖有一小土墩,即崔家山遗址的残存。东距双龙大道450米,南面是兰台街。

   遗址及周边田地里可见不少红砂陶片、印文硬陶片和陶器尖足,证据足够充分。附近高楼林立,开发还没有结束,崔家山遗址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韩府山东三星墩

   秦淮新河以北,从2008年建南京南站至今,也形成开发片区。1957年,普查组曾在这里发现聚集在一起的三个土墩遗址,《普查报告》记:

   “台105 宝于墩 在曹村北约200米。四周低下,近处有土岗。遗址高7米,面积为75×60米,顶平。北部灰土普遍,含遗物丰富。”

   “台105 宝于墩 在曹村北约200米。四周低下,近处有土岗。遗址高7米,面积为75×60米,顶平。北部灰土普遍,含遗物丰富。”土岗,遗址高约3,面积约50×30米。”

   “台107 姑塘神子山 在小古山遗址西约30,西北距东王村约30米。一周有小河。遗址高约5,面积约120×70米。”

   三墩聚集现象较少,而且其中两个还在5米以上,东北距离南京南站不到1公里,我去考察时,只见一大片渣土平地,已寻不到踪迹。

宁镇山脉普查的起因

   1955年,曾昭燏在《六年来江淮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 m中总结说,台形遗址“分布于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长江下游秦淮河沿岸及太湖周围,直至杭州湾地区”。可见,那时的江南史前遗址分布有一个空白区——镇江。当有人填补这个空白时,史前遗址大发现就真正来到了。

   1955年第4期《考古通讯》上,镇江丹徒县大港初级中学年轻的历史教师茅贞发表了《丹徒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文。他的发现填补了镇江史前遗址的空白,也填补了江南史前遗址的一个空白。1955年第12期《文参》又载《江苏丹徒大港中学“课外历史活动小组”在丹徒烟墩山等地采集到大量陶片》。

   1956411日,尹焕章率调查组直奔大港中学,要证实茅贞的发现。《尹焕章考古日记》里说:“我们今天和该校田主任、茅真同志联系,请其支援,明日去勘查出土文物地点。得他允许,并看到很多实物……”

   来看最后结果:“据我们及大港中学所做的调查,在丹徒沿江地区,以大港为中心,西至谏壁以西,东南至埤城镇,西南至宁沪道上的辛丰镇,在这长宽约20公里×7.5公里的地区以内,断断续续成一组一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多,其中已发现60多处,我们只调查6处,很可能和南京附近的‘台形遗址’联系起来,甚至长江北岸江都所属地区,也有此类文化遗存……"

   突如其来的密集发现,使尹焕章开始把宁镇两地联系起来,1957年的普查便出现了“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的区域划分。

   尹焕章考古日记里多次提到茅贞,《普查报告》中却没有提及,令我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我设法联系到大港中学的三位老教师,他们说茅贞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学历,都证实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又一个当年政治运动被迫害的知识分子,茅贞为镇江历史填补了一大段空白,不应该让他在镇江考古史上空白。

   有位哲学家说:“先前的文化将变成一堆废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但精神将在灰烬的上空迂回盘旋。”

宿迁市城市发展源流探究——谨以此文纪念地级宿迁市设立 20 周年暨宋人迁宿”2700 周年

◎ 杨学军

洪 声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这样的发问对于一个人群十分重要,对于一座城市更为重要。在地级宿迁市成立20周年庆到来的之时,这样的发问尤为重要。为探寻历史真相,我们查阅了历史文献资料,重走宿国(山东东平)、 埇桥(安徽宿州)、宿预(洋河郑楼)等古城遗址,请教了诸多文史专家,厘清宿迁城市发生发展、变化变迁的基本脉络,唤醒对宿迁前世今生的追忆与记挂,增强为城市续写美好未来新华章的信念与动力。

宿从何来

   一个人要有名有姓,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有名却并不一定有姓。比如“北京”,不能说它姓“北”,“南京”,也不能说它姓“南”,因为“北”“南”只代表它们城市的方位;再比如“淮安”,不能说它姓“淮”,“沭阳”也不能说它姓“沭”,因为“淮”、“沭”只代表它们城市的坐标。而宿迁不同,宿迁的“宿”本身就是远古国名国姓,普通的一个“宿”字,却折射出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血脉——

   我们华夏民族是炎黄子孙,炎黄又是谁的子孙呢?是伏羲子孙。伏羲乃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到了有史可考的春秋时期,伏羲的后裔繁衍下来四个分支,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任、 宿、 须句、 颛臾,风姓也。”因为伏羲“正姓氏”时,率先将自己定为“风”姓。而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到了公元前约11世纪,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之后,为了表示对前代圣君的景仰,将伏羲的这四支后裔分封于任、宿、须句、颛臾四国,使其成为周朝初期71国之一,其中宿国的封地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宿城镇)。

   由于宿国很弱小,又正巧夹在鲁和宋两个大诸侯国之间,只能沦为宋国的附属国,而同时与接壤的鲁国也须得小心翼翼搞好关系。公元前684年,为加强对宿国的控制,“迁其民而取其地”宋泯公决定将宿国从原地整体迁走!这么大的一件事,史籍当然不能不有所记载。《春秋》庄公十年“宋人迁宿”四个字赫然在目,但往哪迁、迁到哪,《春秋》没说,《左传》没注,同时期的史书《公羊》、《谷梁》也未言明。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宋迁宿于何地?”成为后代地理志书众说纷纭、竞相讨论,却争执不休、始终未有定论的千古之谜!

   一 为 “ 迁 往 宿 迁 ” 说 。 撰 于 唐 宪 宗 元 和 年 间(806820年)的《元和郡县图志》在“河南道五·泗17 州·宿迁县”条中载明:“宿迁县,南至州二百一十里。春秋时宋人迁宿之地,至汉为厹犹县,属临淮郡。晋立宿预县,隋开皇三年属泗州,宝应元年以犯代宗庙讳,改为宿迁县。”接着,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的《太平寰宇记》在“河南道十六·泗州”条中载明:“泗州(时隶宿迁县),临淮郡……周十二州,又为徐州之境。春秋时宋地,故曰:‘宋人迁宿。’又在宿之封内也。”在“宿迁”条进而载明:“……亦宿国所迁之地也。南附于宋,东逼于鲁,遂内迁其人而更封其君也。宿预城……本宋迁宿处也。”撰于明末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亦载:“《志》云:春秋时,宋迁宿国之人于此,因名。”以后问世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续修四库全书》,都持宿迁“以春秋时宿国人迁此故名”说法。民国二十年(1931年)所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1994年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也都表明宿迁是“宋人迁宿之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于2009年出版的《辞源》“宿迁条”依然坚持旧说:“春秋时钟吾子国,后宿国迁都于此。”

   二为“迁往宿州”说。 上述持“迁往宿迁”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宿迁州”条中又称:“宿州,……又以蕲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苻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宿州,取迸宿国为名也。”《太平寰宇记》亦在“宿州”条称:“立宿州取古宿国名”。依此,明代嘉靖《宿州志》称“庄公十年,宋人迁宿移于封内,以为附庸,始国于此”,清初《读史方舆纪要》亦称:宿州“徐州地。周为宿国地,春秋时属宋,后并于楚。”《辞海》(1989年版)“宿州”条写明:“春秋时为宿国地”,《宿州史志》(1991年版)则明确认定:“唐宪宗元和四年建置宿州……州依春秋时期宋泯公迁宿入境的史实而得名”

   三为“迁往双宿”说。 清代博学家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对上述“两说”加以调和,遂有“先迁宿迁、后迁宿州”的论断。就当代来看,针对南迁后宿国的落脚点有史以来无法平息的争议,鉴于宿迁和宿州地理位置邻近,两地一些本土学者都倾向于宿国当时或许迁到宿迁至宿州一带(即现在的苏皖交界地区)的推测。因为宿迁和宿州现在虽分属两省,但在古代却多次同属一郡,再早更是疆域模糊,分界不清,且又地缘相连,水脉相通,习俗相似,口音相同,宿国先民迁来后,先居一地、后移居一地,或同时分迁分居两地,都有可能,都无障碍,不存在非此即彼、就局限安顿在哪个点上的问题。也正因为两地史上都与古宿国有关,所以后来都先后用“宿”字来冠名(宿迁在先,宿州在后,一晋一唐,前后相差408年),这也未尝不可。

   四为“另宿被迁”说。 20127月《中国历史地理史丛》发表了《宿国地望及相关问题探析》一文。该文作者、理学博士朱继平结合晋侯苏编钟铭文所见新线索,指出周代曾存在南、北两宿并立的事实。

   晋侯苏编钟出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6枚编钟之上共刻铭文355字,年代为西周晚期,大致明确所载为周王率晋侯苏前往东国伐“夙夷”(即宿夷,是周人对东国境内以“宿”为名号的夷族之蔑称)、“淖列夷”等部族之事。其一铭文大意为:“周王向晋侯苏发布命令:率军队先从左翼倾覆获地,再向北倾覆某(字缺失)地,然后征伐宿夷。”其中的“获地”指获水流域。据《水经注》载:获水是古代一条自今商丘东北到徐州北(即先东南、后东北的流向)的河流,流经今宿迁泗洪境,在萧县南与睢水合流,后于彭城北汇入泗水,为宋人重要活动区域。照此“率军队自左翼北渡获水后伐宿夷”之令不难判断,宿夷当分布在获水之北,说明获水北岸(正是今宿迁至宿州一带)在两周时期曾有一个宿族活动的史实。这个被周人称为“宿夷”的获水流域之宿,相对于山东东平之宿,地望偏南,是谓“南宿”,而东平之宿可谓“北宿”。朱继平认为:所谓“迁宿”,是宋国将“南宿”另迁他地,意图在进一步掌控“南宿”的同时,更直接地控制向淮水下游的发展通道。

   综上几说,结合考察论证,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基本史实:一、“宿国”确曾存在。 就所谓“北宿”来讲,笔者于20163月赴山东东平县考察,亲临宿国故城遗址,眼见城垣轮廓尚在,城墙遗迹明显高于周围田地。就所谓“南宿”来讲,出土的西周所铸晋侯苏编钟十分罕见的铭文,明白无误地记载了周王“伐宿夷”的命令,对认定西周时获水流域即今苏皖一带曾有宿族存在,有无可辩驳的重要价值。两宿并存,但同根同源,无论北宿、南宿,都是伏羲嫡系子孙后代。只是由于周人东扩,北宿较早采取了与周人合作的臣服态度,故得以继续在族地生存。而南宿既被周人划归东方叛夷之列,或是在对周立场上,早先宿族内部曾发生过一次严重分裂,一支誓与周人敌对的宿族最后选择远离族地,投奔周人势力覆盖不到、且也与周人分庭抗礼的淮夷地区另行建国,南北两宿由此沿着不同的轨迹各自发展。

   二、“迁国”确实可行。 春秋前后,我国境内有大大小小国家成百上千,数不胜数,大国迁小国之事18 也屡见不鲜,时有发生。另从可行性来看,不论是北宿南迁,还是南宿北迁,因其活动范围均在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交汇地带,当时这一带城郭密集,人口众多,经贸发达,且有山川河流相连,而无险山恶水阻隔,便于大规模人群沿山之走向、水之流向迁徙。而且,据“宿氏正宗”后裔(即宿国宿氏)、对《宿氏族谱》颇有研究的宿春荣老先生向笔者介绍,祖辈流传的说法是:宿氏一族后来在北魏时期又陆续从苏皖一带迁往山西、江西、湖南、四川甚至云南一带,到明代才有一些宿氏望族,寻根问祖,回到山东定居,比如现在山东莱州就有一个宿家村,全村200多户,仅一户外姓,其余全部姓宿。这也是宿迁、宿州两地宿姓并不多见,而西南地区却反而较多的根由。如四川夹江一带多有宿姓,我国足球名将宿茂臻的祖籍就在那里。

   三、“城姓”确有渊源。 翻开《辞海》或各种字典,你会发现一个“宿”字竟有sù、xú、xū、xiǔ、xiù五种读音,且释义也大相径庭。从甲骨文“宿”的象形看:一间房屋里,一个人站在一张竹席旁。这个情景告诉我们,人天晚回到家里,来到竹席旁,准备休息,不再走了,进而表示止于屋下,所以它的本义就是过夜、夜晚睡觉,也就是住宿、宿舍、宿营的“宿”。由这个本义,然后延伸为停留、安守、隔夜、隔年,以至于旧的、老的等等意思,比如宿仇、宿命论;再延伸为量词,用于计算夜,但不读sù了,而读xiǔ,一夜为一宿,比如两人谈话谈了大半宿;继续延伸,还和夜有关系,指夜空中某些星的集合体,读xiù,如天上有28星宿。而“宿迁”的“宿”和以上意思都搭配不起来,毕竟我们常说的“一宿(sù)而迁”、“过一宿(xiǔ)就升迁”只是作为笑谈,而非学术语言,不足为考。能搭配起来的只有宿(原音“xū”)的另外一层意思:古姓,古宿国名。而且,古人起地名也讲究个吉祥如意,攀龙附凤:宿迁地处河湖密布地带,为什么不像周边地方那样以三点水旁的字冠名?而偏偏特立独行,用这个“四下不靠”、颇为扎眼的“宿”字?因为既然这里曾是人们广为认知的古宿国所在地,宿族又来自风姓,乃华夏先祖圣王伏羲之后,为人崇仰,那为什么我还要舍贵求贱、舍雅求俗,屈身以所依山、所傍水为姓呢?!

   寻根溯源,从姓开始;认清自己,从姓解读——

   我是宿迁!我自豪!我的“宿”源自古代华夏族首领暨炎黄二帝的共同祖先伏羲后代之姓,我的骨子里至今流淌着中华民族亘古未变的高贵血统!

往何去

   如果说宿迁姓“宿”,那名自然为“迁”,而且这个“迁”字起得是那么名副其实、恰如其分、生动传神——

   “沧海桑田几变迁,深深海底好扬鞭”。城市是一个不断变迁中的历史空间。宿迁城数度建造,数度毁灭,数度迁徙,数度更名,最后干脆用“迁”字冠名自己并沿用千年,一个“迁”字出神入化地析中了宿迁这座城市延绵不绝、浴火重生的文化肌理。

   史前年代,沂蒙山余脉在这里缓缓消失,滔滔不绝的黄河经由这里入海。此时的宿迁,东临海洋,北依丘陵,林木茂盛,河湖密布,且气候温湿,四季分明,宜渔猎,宜耕牧,是远古先民繁衍生息的一片福地。除去离宿迁市区相去不远的顺山集文化遗址(距今8000多年)不讲,仅宿迁城区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100004000年)就有15处,如关庙镇的黄泥滩遗址、保安乡的凤凰墩遗址、新庄镇的陈墩遗址等,是典型是青莲岗文化遗存;来龙镇路墩遗址、王墩遗址、保安乡吴庄遗址等,是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井儿头遗址、来龙镇黄营遗址等,是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存。以这些遗址为代表的古代聚落为宿迁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孕育土壤和物质精神平台,它们是宿迁市城市发展起源的基础。

   夏、商、周三代,宿迁是淮夷和徐戎活动的势力范围。春秋时期,宿迁地区产生了最早见于文献的钟吾和厹犹二国。钟吾在西北,都城位于今宿迁城北30公里的新沂市马陵山乡司吾村; 厹犹在东南,都城位于今宿迁城南50公里的洋河新区郑楼镇古城村。而后到战国,这里的属地不断变更,先后属过鲁、宋、楚等国。公元前514年,钟吾国被吴国兴兵消灭。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因此地与其国都(今浙江绍兴)相距太远,未能统辖淮北,楚国乘机侵占,今宿迁境遂成楚国的附属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地方行政区划推行郡县两级制,在淮北地区的相水注入泗水地带(今宿城区古黄河西侧古城居委会)设置下相县,隶属于泗水郡。秦亡汉兴之间,乡人项羽雄霸天下,支配当时政局,此地自然属西楚版图。刘邦建汉后立楚国,封韩信为楚王,下相县留置,属楚国东海郡;同时于原厹犹国所在地增置厹犹县。高祖十二年(前195),以下相为侯国,封楚丞相泠耳为下相侯,40年后废国复县。元狩六年(前117)立临淮郡,下相县改属之。王莽篡汉后,曾改下相县为从德县,后复改原名。永平十五年(72),罢临淮郡,下相县改属下邳国,后下邳国除,属下邳郡。三19 国魏时,废除厹犹县,其地分别为下相县、凌县(位于今泗阳县史集乡凌城村)所辖。西晋太康元年,下相县属临淮郡,后属淮陵国。东晋义熙元年(405),在原厹犹县城址增置宿预县及宿预郡(后魏作“宿豫”,古时“预”与“豫”意思相通),隶徐州(后改隶北徐州),宿预郡的治所设于宿预县城。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其间少数民族一度入主中原,大批汉人从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南迁,有的流寓下相一带,设置侨郡、侨县,地不加广,而虚张郡县之数,致境内增置七郡若干县之多。后侨郡、侨县废除,南迁至此的多数人定居境内(这也是老宿迁方言属于北方方言语系而区别于江淮方言的主要原因)。南宋时,废除下相县、司吾县、凌县,其地统归宿预县所辖。北魏时复置下相县,至北齐再废除,此后历代均未复置,沿用近800年的“下相”地名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取而代之的“宿豫”,其城址自东晋建置并作为宿豫郡的治所之后,相继作为北魏的南徐州、梁的东徐州、东魏的东楚州、陈的安州、北周的泗州等治所,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到了隋朝,废除泗州,改置下邳郡,也仍以宿豫县城为其治所。

   唐武德四年(621),改隋下邳郡为泗州,宿豫城为泗州治所。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宿豫县属河南道。开元二十三年(735),宿豫县城被黄河泛滥冲毁,驻城的泗州治所南迁临淮县城(其址在今盱眙县淮河乡),宿豫县城的治所则向西北迁至原下相城址(其时下相城虽自南北朝废除失去县治地位已有185年,但作为古城仍有商贾和民居)。城迁名随,仍称宿豫县(属泗州)。27年后,即唐宝应元年(762),唐代宗李豫即位,为避其名讳,县名遂由“宿豫”改为“宿迁”。

   北宋初(982),置淮阳军(军是与府、州同级的行政区域),辖宿迁县、下邳县。至此,宿迁县的境域包括今宿城区和宿豫区(含市经开区、湖滨新区、洋河新区等),新沂大部及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埠以南地区,沭阳县、泗阳县西部地区,泗洪县东部和北部地区,睢宁县东南部地区,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以北地区,其境域为有史以来最大。南宋时金兵南侵,1223年废宿迁县,并入邳州。1262年,宋军收复邳州,复立宿迁县。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蒙古人又入侵进来,再废宿迁县,其地再次并入邳州。

   元朝统一中国后,政局开始稳定,原宿迁县逃亡的百姓多数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元至元十二年(1275),复置宿迁县,隶属归德府邳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宿迁县改属淮安府邳州。明万历《宿迁县志》称:时宿迁“北瞰泰岱,南控江淮,西襟大河,东连渤海,盖两京之咽喉,全齐之门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清朝建立后,宿迁县属江南省淮安府邳州,直隶江宁布政司。康熙六年(1667),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宿迁县隶属于江苏省淮安府邳州。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直隶徐州升为府,降直隶邳州属之,宿迁县遂改属徐州府邳州。清同治《宿迁县志》称:宿迁自古以来就是“山川带砺,控据大邦”之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宿迁县境包括今新沂市大部,北至红花埠与山东郯城县接壤,南至洋河镇、归仁集,宿迁县城称“城厢市”,1929年改为“第一区”至日伪统治时期。19495月,中共领导的苏皖第六行政区奉命改为淮阴行政区,并重划淮阴行政区。同时决定:宿迁县之刘集区划归沭阳县。原江淮三分区之宿迁市及所辖之宿城、杨集、古城、苏圩等区镇划归淮阴行政区,并与宿迁县合并为宿迁县。原宿北县之占城区和运河区之一部,泗宿县之潘山、闸塘两区之一部,划归宿迁县。由宿迁县拆出的宿北县改名为新安县(后定名新沂)。

   新中国成立后,宿迁县进入改天换地的新纪元。1987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宿迁县,设立县级宿迁市(仍隶属于淮阴市,之前隶属于淮阴地区)。19967月,为推动苏北地区发展,培育新的中心城市,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宿迁市,设立地级宿迁市,辖沭阳、泗阳、泗洪、宿豫四县(20043月宿豫撤县设区)和宿城区,市政府所在地为宿城区,宿迁城市发展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就是宿迁最好的归宿和最大的变迁!

筑何时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种产物和结晶的表征,就是城池。这样的城池,古代宿迁不仅有,而且曾有四座。

   一是春秋时所筑厹犹城。 古厹犹国及宿豫县治所,是宿迁城市史有明载的最古老地名,距今已有3000多年。此城址位于今洋河新区郑楼镇古城居委会,此处地势高亢,海拔高度为25米,有峰号古城山,且有古黄河穿境而过,形成天然屏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地。原始社会时,这里是涂山国女娲氏(或称女儿国)九夷部落。西汉时置厹犹县。晋永兴二年(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后为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曾置邸阁于此,以运军储。晋义熙元年置宿预郡、宿预县。南朝梁时,守将张惠绍又在原城基础20 上,增修城廊,并引水环护。隋末唐开国将军罗成于此经过,留宿古城山,传说其扣过战马之处,每年夏天连蚊子都没有,当地农民可在此安然纳凉休憩。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因黄泛城圯,治所北迁至西北约50公里的下相城址。据江苏省文物专家在建市之初探测, 厹犹古城遗址的文化层暴露面积2000平方米,混合文化层海拔20米,局部文化层厚3米,下为灰黑土文化层。此城应视为宿迁城市的发源地,宿迁城根脉在此!

   二是秦初所筑下相城。 下相为秦推行郡县制时设立的县,城址位于今宿城区古黄河西侧古城村一带。《史记·项羽本纪》开篇第一句话:“项籍者,下相人也……”即为佐证,而更有力的佐证无疑来自2226年后的一次考古勘探——

   2005年初,宿迁市政府规划建造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建城的区域正是民间相传的下相古城遗址的位置。为此,市文物管理部门邀请南京博物院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中国社科院邺城钻探队施工,普探面积50000平方米,密探面积3000平方米。勘探结果确定:在宿迁主城区西南部七米以下淤积层中,确实存在一个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丰富的古代城址。尽管由于地下水位高等客观原因,当时没有条件对城内的建筑遗迹及城墙、城门等进行大面积大规模的发掘,但仅从文化层中出土的战国到汉代的陶片、青砖,及发现的城墙、城壕、角楼、灰坑、古井等残迹,完全可以推定这个古代城址即是文献中记载的秦汉时期的下相县治所所在。由此,两千多年前的下相城第一次揭开了的神秘面纱:城为土筑,城址为长方形,南北长约505米、东西宽约433米,墙高67米,宽1012米。城墙筑有角楼,墙外20米处为壕沟。

   这是迄今发现的宿迁中心城区范围内最早的城市雏形,应当算是宿迁市之滥觞,但鉴于下相县被废在先,长期作为宿豫县辖区内一个“社区”存在,后因宿豫城唐时“城为水漫”北徙至此,城池才得以重新作为县治治所利用,且在元时终弃,所以其历史文化传承价值,远低于源自厹犹国、文脉生生不息且至今未曾割断的宿豫古城。

   三是元代所筑宿迁城。因原依附下相城扩建的宿迁城在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被蒙古族入侵者毁坏,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易城址于黄河东侧项羽故里附近,另建县城。至元朝末期,城墙及县衙又毁于兵灾。明正德元年(1506年)知县邓时中在元末毁坏的墙基上复筑土城,其范围南自新沟、北至马陵山麓。其门有四:南曰临淮,北曰通泰,东曰镇海,西曰会洛。由于此处地势低洼,常常受到黄河水患威胁。据旧县志载,嘉靖、隆庆年间,经常“民居半圮而入河”,连县衙的房舍也倒塌过半,且危及政事堂。虽每有迁城之议,然终因岁灾民困,财力不济而作罢。1577年夏季黄泛,该城终被湮没。

   四是明代所筑宿迁城。 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年),黄河决口,洪水再次侵淹宿迁城。时任知县喻文伟恳请上司发漕粟帑金,尽捐任内所蓄及淮安知府捐银等计5690两,北迁县治及学宫于马陵山麓(今市区金港花园一带)。据有关史料记载,起初新建的城墙以土筑而复以砖垒,城周约四里,呈椭圆形,墙高一丈五尺(约5米多),地阔三丈(约10米多)。顶铺砖,阔一丈(约3米多),堞砖砌,高三尺(约1米)。置有三个城门,南门曰望淮,东门曰迎熙,西门曰拱秀。或因风水忌讳等缘由未置北门,但在北城墙上筑一亭,名约览秀。同时因城区排水需要,又在城墙南部置东西水关门两个,城外还筑土堤护之。后经历代续修,至清末民初,宿迁城北至今宿城实验小学(马陵中学旧址),东至今幸福中路,南至今黄运路,西至今黄河路东约60米。时县城面积虽仅2平方公里,但不失为今日宿迁市中心城区发展壮大之根基。

   新中国成立后,宿迁县政府于1952年对旧城进行改造,拆除城墙,削圩填沟,以东城墙根为基础,开辟了一条南北马路,即现在的幸福路,使商业中心逐渐由东大街转移过来。后以幸福路为中轴,开辟了与之相平行的运河路、黄河路,及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走向的黄运路和八一路,形成南北两个十字路口,奠定了“中”字型的城区格局。地级宿迁市建立后,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围绕“大美壮强”新目标,中心城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宿迁城市化率达52.37%,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8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0万,老城区、市府新区、宿豫新区、宿城新区、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湖滨新区和洋河新区等七个片区呈现出组团式联动发展格局,“一主三副、三轴多点”城镇体系基本形成,一个生态特色湖滨城市、底蕴深厚文化城市、改革创新活力城市、人民满意宜居城市,正在宿迁这片古老而年轻的热土跃然升腾、傲然崛起。

   宿迁城像一只浴火的凤凰,几度毁灭,涅槃重生,越发壮大,数千年文脉传承弥新、积淀深厚,宿迁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书写了城市发展史上壮丽的篇章。

   宿迁真的是一座有根有魂的城市……

常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

◎ 李亚雄 华 岩 陈 娜

   为进一步挖掘和保护常州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常州市委党史工委成立红色文化资源专题调研课题组,采取实地走访、专题调研、问卷调查、查阅档案、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常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现状进行专题调研。

一、重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迫切性

   1.与历史文物一样,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也是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红色文化资源因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各异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并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形态,不管是遗址踪迹类、建筑与设施类,还是重要革命历史文物、重要文艺作品,都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体验。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今人们精神的塑造,理想信念的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红色文化资源也有数量上的稀缺性和资源上的不可再生性

   红色文化资源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特定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精神象征,每一个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不可替代性的。与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相比,随着大规模经济社会的建设和中西文化的交融发展,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以下两大特殊性。首先,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表现出数量上的稀缺性。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市现存各类遗址遗迹51处,其中革命遗址47处,其他遗址4处。不少遗址、遗迹已经或正在遭受各种原因的损毁。其次,常州红色文化资源同样表现出不可再生性。且红色文化资源体系脆弱,亟待加大力度保护和开发。

   3.保护、利用和开发好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是核心价值观弘扬的需要,也是一份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红色文化及其资源象征着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史,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是我党及其地方基层组织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我们应该从政治的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重视党自身和常州地方党组织的历史,履行政治责任和义务,保护好、开发好常州的红色文化资源。全市各级党政部门以及红色文化资源的产生地,都应该自觉担负起红色资源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的政治责任。

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基本情况

   1.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和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源两类。物质资源表现为遗物、遗址、遗迹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等;非物质资源表现为红色革命精神,如常州三杰精神、英烈事迹、革命斗争故事等。就常州而言,中共在常州的活动与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的历史遗址、遗迹;中共领导常州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革命斗争遗址、遗迹;重要革命人物在常州生活、战斗、学习留下的遗址、踪迹;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及设施;已经或者尚未挂牌的各级革命历史文物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反映历史事件、人物、战斗等的重要文艺作品。

   2.红色文化资源遗存情况(1)遗址遗迹类据统计,全市现存重要遗址51处,其中瞿秋白故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中共横山桥支部旧址等红色遗址、遗迹47处,国民党军奔牛抗日阻击战遗址、李公朴故居等其他遗址4处。 (见表一、表二)

   2)党史人物类

   常州自古杰出人物风起云涌,晚清常州诗人赵翼有句名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英雄儿女在常州大地上战斗和生活过,也有众多常州人走出常州,战斗生活在祖国的各个角落。他们当中有“常州三杰”,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董亦湘,七君子史良、李公朴,抗联将领冯仲云,数学家华罗庚,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者王诤等,他们都在常州留下了足迹(纪念馆、故居、事迹陈列室、纪念碑)供人们瞻仰。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华儿女,他们为了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据《常州革命英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5月第一版)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计有4087位常州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在常州大地上的外地籍中共党员、革命志士和新四军指战员无私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见表三)

   3)重要事件类

   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具有反侵略光荣传统的常州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高举抗日义旗,打击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军;挺进敌后的新四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开辟了武南、武进(北)、澄西、丹金武等游击区,多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清乡”,配合正面战场,主动出击,牵制敌人,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这些英雄儿女在常州抗战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英雄事迹,如国民党爱国官兵奔牛阻击战、“江抗”东进、中共苏皖区一大召开、塘马战斗、陈巷桥伏击战等,宣传、弘扬这些战斗故事、英雄事迹,亦是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3.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市主要的革命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逐步修建了一批纪念场馆、纪念设施和纪念碑。对重要的革命遗址作了一定的集中保存。瞿秋白、张太雷纪念馆集中展示了常州三杰及其同时代的革命历史和人物资料;金坛的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陈列馆集中展示苏南抗日史;溧阳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集中展示了溧阳革命斗争史、新四军江南抗战史等。

   1981年常州党史部门成立后,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一是开展四轮原始资料征集。1980年代开展了革命斗争史、革命烈士传编写工作;1990年配合江苏省《永恒的纪念——江苏省革命遗迹和纪念设施掠影》,摄制常州市革命遗址照片;20042006年建设常州革命史纪念馆;20062009年开展全市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课题调研。二是开展三轮红色资源调研。1995年进行了全市红色资源调研,2009年进行了全市红色旅游资源摸底调查,2010年进行革命遗址普查工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着力打造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红色品牌。不仅对他们的故居加强保护还成立研究会,组织各类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褒扬、纪念、宣传和教育活动,营造品牌效应。先后组建常州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烈士纪念地管理处,对故居等老建筑加强保护。在常州革命史纪念馆中专设三杰展区,在常州革命烈士纪念馆专设三杰厅,在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专设三杰广场、三杰纪念堂。常州高级中学兴建了瞿秋白、张太雷雕像,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兴建了秋白读书处,新北区小河兴建了恽代英纪念广场,常州市区最大的公园红梅公园内专设瞿秋白、张太雷读书地。2015812日,恽代英纪念馆于恽代英诞辰120周年之际顺利建成,弥补了三杰纪念馆“三缺一”的缺憾。全市47处革命遗址中,有关常州三杰的就有9处,占总数的19.1%。常州三杰纪念场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免费开放。 (47处红色遗址、遗迹分类情况见表四)

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发现,很多遗址、遗迹的保护情况不容乐观。全市有4处革命遗址已经损毁,分别是溧阳有中共溧阳特支机关报《溧阳日报》旧址、中共溧阳县委秘密联络站旧址、安中里战斗旧址,新北区有陈巷桥伏击战旧址。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突出问题表现在:1.保护状况参差不齐。重要的、重视的保护较好,如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纪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苏皖区一大会址等,不仅老建筑得到有效保护,而且新建了纪念场馆;兼具文物价值的保护较好,如17处革命遗址多为清或民国建筑,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享受保护政策,享有文保经费,管理、维护和宣传、利用情况明显比较好。其他遗址、遗迹则不可类比。陈巷桥伏击战旧址,舜过山战斗旧址、新四军吊桥村突围战遗址等,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印迹全无,仅有当地镇政府兴建的烈士纪念碑和区党史、地方志资料中尚找寻点滴回忆。中共武进(南)县委成立地旧址(图1) 现存3间两层木楼,其中两间为沈氏私宅,一间土改中分给村民。胡发坚烈士纪念碑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谈家头村东北60米的东河墩遗址上。经过数十年的风雨侵蚀,纪念碑及碑基已破损严重,碑基面积小,基面水泥地坪出现大面积风化、开裂、四周塌陷严重,亟待一场大修。纪念碑左前方在建厂房已完成框架浇注,一旦建成,将对纪念碑的保护和利用带来毁灭性影响。位于武进区洛阳瞿家村的“江抗”东进总指挥部旧址(图2) ,现已破败不堪,除一间房屋尚有人居住外,其他均已无法居住,有一间房屋已经彻底坍塌。

   2.缺乏保护的政策。 虽然多次进行调查,但没有相应的保护性文件、措施出台,保护没有依据,毁损无人问责。一些未挂牌,或无管理单位,或私人产权的遗址,年久失修,毁移随意,谈不上什么保护。许多遗址、遗迹年代久远又遭受自然侵蚀而损毁严重。如中共横山桥支部旧址(图3) 建筑白蚁腐蚀,毁损严重。一些遗址相关单位及人员变动频繁,不注重资料整理、保存和移交。此外,塘马战斗烈士陵园、西山烈士陵园、天花庄突围战纪念碑、周城战役纪念碑等,平常拜谒或参观的人数少,逢重大革命节庆活动或清明节等才有较多的人拜访;有些地理位置偏僻的革命遗址,交通不便,如董亦湘烈士纪念碑、黄金山战斗纪念碑,周城战役纪念碑只有一块纪念碑,参观人数更少。部分遗址字迹残损。如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纪念碑(抗日时期中共溧阳县代表大会旧址)背面的碑文已出现字迹残损及风蚀现象,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认。

   3.管理单位多种多样。 有的属民政部门,如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溧阳市西山烈士陵园等。有的属文化部门,如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纪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等;有的属教育部门,如瞿秋白张太雷塑像、常州早期党组织成立及活动地——药王庙、逸仙中学旧址等;有的属民族宗教局管理,如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旧址——乾元观;有的属村镇街道,如胡发坚烈士纪念碑、天花庄突围战纪念碑、红庙旧址等;有的属企业,如第三次武装起义纪念碑、王寿生烈士纪念碑等;有的为私人产权,空关或有人寄居,如瞿秋白出生地天香楼、史良故居等。全市45处革命遗址及4处其他遗址,均不属党史部门管理,其中包括常州革命史纪念馆。

   4.缺乏稳定统一、协调有力的保护利用机制。革命遗址的认定、挂牌、维护,以及宣传、开发等,要有资金、人、资料的支撑和保障,需要有关部门牵头、责任单位管好、党史部门审好、社会各界用好,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发挥革命遗址的社会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党史部门除奉命普查、坐等其他有关单位前来请求业务指导等外,难有大的作为。以胡发坚烈士纪念碑为例,其修缮方案已经基本形成,包括对墓区道路(台阶)、墓碑围栏区域改造拓宽、绿化改造及洛阳籍烈士英名录的出新。维修资金约50万元,但因为资金、部门协调等,迟迟不能动工。

四、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建议

   1.把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提升到城市精神文化建设和担负起政治责任的高度。尽快建立精干高效的保护机构。由党史、文化、财政等部门根据常州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红色文化保护资源体系构建、管理制度、保障机制等地方法规,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形成红色资源保护思路。对全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保护思路,形成相对稳定统一、协调有力的保护利用机制,确保红色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尽快探索红色文化资源定级制度。针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状况参差不齐、管理水平不一、保护利用职责不清的现状,探索合理定级的保护利用制度,将保护与开发利用经费与红色资源等级结合起来,尝试建立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专项资金。

   2.把红色文化资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核心课题。 纳入持续研究。整合各方研究力量。明确党史部门牵头,吸收地方志、文化、文物、旅游、党校、高校等相关专业人员以及有专长的民间人士,组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力量,对如何保护与开发展开专门的持续研究。纳入城乡规划。要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纳入各级政府的城乡建设规划,从而加大管理、保护、利用力度,在全社会营造依法爱护、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良好氛围。纳入一体化规划。常州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先天优势。要找出资源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探索将各地分散的红色资源有机整合,形成完整旅游产业链,打响常州红色旅游的闪亮品牌。

   3.尽快出台全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中长期规划。 革命历史资料、故事、遗存、历史见证人等资源,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尽快出台全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中长期规划,开发各种专题,甄别各种历史史实和传说,编写面向大众的文化读物和宣传品,提高常州红色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扩大常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度,深入挖掘红色文化题材,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史作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论坛、红色文化app等,开辟红色文化专版,传播红色故事、红色历史;借助创意活动和现代营销手段,加大窗口展示和公益广告投放,营造强势红色文化氛围。

   4.研究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机制、方法和政策、措施。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红色文化场馆运营体系,形成红色文化资源管理运营方面的基本原则和法规制度,并使之具有可执行性、可操作性。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资金支持免费开放纪念馆、博物馆的经费补贴;动员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借助市场运作,吸引多元化资本,以多方资本投入进行保护与开发。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红色文化非营利组织。

   5.探索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常州模式”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党史事件的价值挖掘、知名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重要党史遗址的保护利用和非物质党史文化遗产的发现开发,早日形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常州模式”。一是基于全市红色文化资源零星分散于市、辖市区、镇街道三级,保护利用参差不齐的现状,参照山东台儿庄、江苏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地的做法,探索以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代表,常州三杰故居为支撑,建立红色文化资源分级保护、利用、开发,体制、机制相配套的“常州模式”。二是基于常州地区作为新四军苏南抗日的重要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等新四军苏南抗日遗址、遗迹众多,且与乡村旅游资源相辅相生的现状,可参照中华恐龙园集科普、娱乐于一体的发展模式,探索建立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串珠成链、互动发展的“常州模式”。三是基于常州地区孟河古镇、杨桥古村、焦溪古村等古街、古镇文化资源丰富,红色文化资源散落其间的现状,结合遗址、遗迹修缮保护,有计划推进古镇、古街改造。探索红色资源依托古镇、古街,古镇、古街借力红色资源的放大、提升效应,实现各类文化资源联动发展的“常州模式”。四是在摸清全市红色家底的基础上,早日谋划启动建设常州红色文化资源展示馆,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资源资政育人的作用,推进转型发展的智囊库的“常州模式”。

苏州风俗秋之篇”——中秋共把斗香烧,重九茱萸插满头

◎ 沈建东

   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又中秋,桂花千树天香浮。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唐寅《江南四季歌》

   关于“秋”·《说文》云:“禾谷熟也。”古人是以禾谷成熟作为“秋”的标志,也是这一时序季节的特征。春华秋实,人们庆贺丰收,祭祀天地祖先,祈求来年的禾谷丰收,人畜两旺。在苏州,秋季主要有中秋节、重阳节、烧衣节、天平观枫、持螯赏菊等节庆民俗活动。

吴俗中秋传韵事,满庭馥桂正临风

   农历八月十五称为中秋节或仲秋节,又有八月半、团圆节之称。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籥师》中,其曰: “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迎暑以昼求诸阳,迎寒以夜求诸阴,寒暑的代表是月亮和太阳,故而古人祭祀太阳和月亮。

   在中国古代,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故事丰富而悠远,故事里月亮与玉兔、嫦娥、桂树、吴刚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先秦时候就已出现了。嫦娥,相传她本是神射手后羿的妻子,因为偷吃了丈夫从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药,飞入了月宫,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一书中,有嫦娥奔月的故事作为典故引用,其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解中亦写道:“姮娥,羿妻也。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中国各地的民间传说中也有这样仙话故事:古时候,十日照耀大地,土地干裂,人民不能生活,命后羿射日,后羿在射下九个太阳后,西王母赐给他长生不老仙药,但后羿不舍得吃下,就交于嫦娥保管。后羿门徒逢蒙觊觎仙药,冲到后羿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仙药,不想身子轻飘起来,竟然向天上飞去。那一天正是八月十五,月亮正圆,从此以后,嫦娥长居广寒宫,只有玉兔做伴,后羿回家见不到妻子,得之此事后悔不已,于是每年八月十五只好摆下宴席对着月亮与嫦娥团聚。唐李商隐《嫦娥》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即咏此事,后来月中阴影又被人们想象月中有桂树,到唐时衍化出吴刚学仙有过,罚砍桂树,树上创口随砍随合,只能永无止境砍下去的故事。辛弃疾《太常引》里抒发望月想起嫦娥奔月、吴刚砍桂故事,词云:“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而在战国时期屈原《天问》已有“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的疑问,看来月中有兔之说在当时已经成型,不然屈原不会发出此问,后来又演化出玉兔捣药的传说。“小时不识月,呼为白玉盘。”古人仰望月亮阴晴圆缺,感叹宇宙之永恒,人生之须臾,发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咏叹。

   据史籍记载,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到魏晋时崇尚清谈优游自然山水,亦有中秋泛江赏月的活动。“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谢灵运诗)但只限于上层贵族文士。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了古代许多民间习俗,但却没有关于中秋节的记载,那个时侯很可能民间还没有形成过中秋的民俗。其实,中秋赏月在唐代已经很流行,“月似圆盛色渐凝,玉盆盛水欲侵棱。夜深尽放家人睡, 直到天明不炷灯。”(唐王建诗)唐时还盛传“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说是唐明皇在中秋之夜来到月宫里,观赏了月宫佳丽演奏仙曲,默记于心,回宫后记下谱子,演成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宋代,民间中秋赏月之风更加兴盛。《东京梦华录》对北宋京都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夕,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我连坐至晓”。《新编醉翁谈录》记载:“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中国的百姓视月为神,称之月神,月宫娘娘,太阴月光神,明清以来民间每临中秋,一轮圆月东升时,人们便在庭院、楼台摆上月饼、瓜果祭月、赏月,在苏州民间祭月仪式称斋月宫。苏州人认为八月十五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早早准备月饼瓜果,全家团圆赏月。中秋夜,家家在中庭院落摆上供案,供上各式秋季上市水果、月饼,果品如秋梨、苹果、红菱、栗子、白果、西瓜、莲藕且一定要带子孙的、桂花酒、斗香摆设供案上。炉香灯烛,兔灯摇曳。侯月亮升起,焚香月下,妇女先拜,儿童次拜,男子一般不参加,谚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拜毕,月下焚烧月光纸,所谓月光纸,上绘月宫情景,桂树婆娑,兔杵而立,中秋街市有售。供品则由家人飨食,然后月下嬉戏,称斋月宫。节前,往往市面上有线香编作斗形,纳香于中的香斗沿街叫卖,家家买之焚于庭中月下,谓之烧斗香。清人有《斗香》诗云:“拈将香线匀兼细,长短编成斗样同。只合灵檀和木屑,岂宜旨酒荐琼宫。佳人撒帐腰频折,处士占星柄自空。吴俗中秋传韵事,满庭馥桂正临风。”

   明清时苏州古城中,中秋夜有游虎丘、千人石听歌的活动,古诗有“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之句。此夜斋月宫毕,士女倾城出动,千人石畔人头攒动,在皓月当空的夜晚,昆曲大家唱一赌清讴,是何等的风雅盛会。曲会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举办,持续到清代中叶仍十分兴盛,民国间尚偶有发生,持续达上百年之久。曲会之记载,见诸明清文人数百种著述之中。明袁宏道《虎丘记》和张岱《虎丘中秋夜》中描绘尤其生动。如袁宏道《虎丘记》云:“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中秋之夜,民间盛行走月亮,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小户碧玉,可以在斋月宮后盛妆出游,联袂踏歌,虽幽巷静坊亦行踪不绝,直到鸡鸣唱晓,犹游意未尽,俗称走月亮,俗信除病延年。清袁学澜《姑苏竹枝词》:“中秋共把斗香烧,姊妹邻家举手邀。联袂同游明月巷,踏歌还度彩云桥。”

   苏州中秋还有看石湖串月的习俗。石湖在苏州城西南,楞枷山下,水通太湖,诸峰映带,山水之景绝胜,八月十八夜至石湖看行春桥十八桥洞,月成串影,古诗有:“十八楞伽山,湖亭待串月”。 明清时尤盛,人们画舫载酒,欢游竟夕,今仍有中秋石湖看月之习俗。农村于中秋夜,好事者以瓦叠成浮屠状,四周燃灯,称塔灯。有的人家在大门口竖竹竿架成桥形,悬灯于上,名观音灯,说是可以禳一方之疫疠。

   中秋节物,以月饼为先,古诗云:“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覈,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苏式月饼皮薄馅甜,自成特色,馅有豆沙、玫瑰、白果等种,市民争买相送,以象团圆之意。五代时期的开封就有玩月羹的食品。到南宋,又出现了称作“月饼”的点心。但是四时都有供应。大约到元末明初开始,月饼开始普遍成为了中秋节的特有的节日食品。

   中秋夜也是个情思飞扬、怀念亲人的时节,从古至今,诗词汗牛充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只恐团栾空说饼,征人多半未还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唐张九龄《望月怀远》)

   到了清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秋之夜,苏州古城内市井还有了中秋夜看小摆设的习俗,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苏·吴县中秋之俗”记载,每当中秋,“秋高气爽,明月高悬,市面店铺。亦多张烛,以助月色,借为庆赏中秋。故土女三五成群,游行街市,明月灯光下,极一时之热闹也。店铺中咸供小财神一座,并置楼台、几案、乐器及一切杂物,以资点缀。式样精巧,颇有兴趣。故一般步月者,咸注足而视,拥挤异常也。” 五路财神出巡仪仗小摆设,今在苏州博物馆有全套的收藏。

桂子飞香画舫游,秋兴蟋蟀博彩喧

   中秋节后,苏州旧俗,市井又兴画舫之游,这时桂子飞香,必有几天闷热天气,苏州人称木犀蒸。桂花树,苏州人俗称木犀,其后,金风送爽,雨露雾香,七里山塘,灯船酒坊,极意娱游。画舫则出六城门,箫管泛歌,俗称桂花节。太湖边自古就有栽种桂花的历史,据《光福镇志》第八章:“唐代,光福就有‘八九月间山家艺此以贩于四方。’的记载,迄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元末明初,光福桂花盛极一时。” 当地人有腌桂花、制作桂花酱的传统,苏州乃至江南桂花制品大都出自光福,至今如此。

   白露前后,苏州人认为驯养蟋蟀最佳期,谓之秋兴,据古书记载: “蟋蟀善跳,其鸣在股,吴人取其雄而矫健者驯养以斗。”见《斗蟋蟀行》诗讽刺此赌俗: “燃灯夜搜瓦砾丛,开场博彩喧成市。……须眉相效率儿嬉,工商坐比忘生理。游戏输赢难策功,彩钱散尽田园空。岁暮单衣走风雪,此身迫作寒号虫……”

   处暑白露后,残暑未退,吴俗谚语“处暑十八盆”。有“白露身不露,赤膊当猪猡”之谚,俗谓白露过后不宜赤膊,农村则以这两个节气气象来卜秋后稻收成。有“处暑若无雨,结实也难收。”之谚。菱塘开始采菱,剥芡实、踏藕。所谓“蓑衣来水上,捧玉出泥中。”街市开始有糖煨芋艿售卖,味甘香松美,为秋后市井小吃。

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

   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又称重九,茱萸节,菊花节,起源避灾秋游风俗,后受道教影响,演成民间习俗。梁人吴均《续齐谐记》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汝南桓景跟随费长房游学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日,你家中当有灾祸,应该马上离开,令家人制作绛红色的布袋,盛上茱萸系在自己的手臂上,登上高山,饮菊花酒,此祸可除。” 桓景按照费长房所言,齐家登山。晚上回到家里,看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告诉费长房,他感叹说:“是这些鸡犬牛羊代替你们死了。今天的人们九月登高饮酒,妇女带茱萸囊,都始于此。”

   关于重阳起源还有其他的说法,如源于古代对山神崇拜说。远古时代自然崇拜中,以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至今在一些地方仍然有山神的崇拜遗迹如藏族地区、东北地区,山民采取了顶礼膜拜,虔心供奉的方式,以博得神灵欢心,可去山上所产,福佑生活幸福。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灾祸。或许最初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来才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了。

   清顾禄《清嘉录》卷九记载: “孟嘉从桓温游龙山,亦九日登高之举,后相承为故事。”《南齐书·礼志》载宋武帝在彭城时候,九日,上项羽台登高。项羽台又称戏马台,项羽所筑,在徐州。东晋末年,刘裕北征过此。重阳节登台大宴僚佐,赋诗为乐。九日登台宴会,当地已经相沿成俗。宋黄庭坚《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也说到此台,其词曰: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还有秋天采摘果实说。重阳时节,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织染用的植物浆果。这种上山采集活动,有的地方的农民们称之“小秋收”。何况原始时代古人维持食物的方式就是采摘野果与狩猎为主的,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至于集中到重阳这一天则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事儿了。

   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阳数。古人认为奇数属阳,偶数属阴。九是最大的阳数,人们就用来表示最高的尊贵、全福、长久等含义。此外,“九”除了具有其他数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和顺序以外,在中国的文化意义里“九”还常表示“多”的意思。而在魏晋时代,魏文帝曹丕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从此人们逐渐接受了曹丕的观点。“九”演变成为吉祥的数字,重阳登高避灾与祈愿长寿成为了节日主要的风俗而流传下来。

   苏州地区重阳登高习俗比较盛行,旧时登吴山,游治平寺,有牵羊赌彩之嬉,明清时吴山顶有机王殿,城中织机为业者,都要登高吴山鼓乐酬神,清顾禄《清嘉录》考证云: “清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冒雨赏重阳。别墅登高寻说虎,吴山脱帽戏牵羊。新酿酒城香。’注:‘吴山九日登高,牵羊戏博,俗呼扑羊。’邵长蘅《冶游》詩:‘何许更登高,吴山黄花节。’今俗皆非,并录申时行《吴山行》,尤见当时奢靡之习,诗云:‘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争门出郭纷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横塘迤逦通茶磨,石湖荡漾绕楞伽。兰桡桂楫千艘集,绮席瑶尊百味赊。玉勒联翩过羽骑,青帘络绎度香车……白衣送酒东篱下,谁问柴桑处士家。’”

   历史上苏州民间有贺九岭吴王登高贺重九的传说,许多的诗词里也有写道,如清《叶昌炽诗集·香溪好》(十七首)之八云: “卜宅香溪好,荒阡近在西。生金镌短风物 揽 胜碣,埋玉筮幽栖。寂鉴三朝寺,九日梯在枕。童乌先地下,骍角我惭犁。” 诗人自注云: “在陇未归即,卜地于天池山麓,归后为亡儿营葬,并自营墓域距渎十里而遥。天池山寂鉴寺接引佛龛及山门外石室有元碑二,至正中释道在之登高,贺九岭相传为吴王登高贺重九处,度岭即华山,初,地盖天池,在华山之阴也。” 贺九岭是苏州西南名山——天池山的一部分,因吴王登此贺重九处,因而得名。位于天池山北,原藏书与枫桥交界处,横跨古道之上。石关分东西两关,西石关建于明隆庆年间,东石关创建略晚。两关均为石构拱形建筑,今仍保存完好,石关拱壁嵌有书条石十方,字迹可辨。东西两关之间有一株百年银杏树,树旁有李根源先生隶书手迹: “志载,吴王登此贺重九,故以名岭云。” 蓝漆,款识为:“腾冲李根源游山宿此,住持道人蔡雍属书摩崖,民国十八年。”在崖壁上至今刻有贺九岭三大字,但无年代记载。当地民间传说,春秋时代,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为了替父报仇,大力扩充兵员,吴国百姓民怨沸腾。老相国伍子胥乘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让吴王登上了姑苏城西的山岭,礼拜天地和吴王阖闾的神主牌位,并从吴国全境挑选出来的一百位老寿星一起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伍子胥趁机向百姓宣扬,讲大王如何讲究孝道,以此消解民怨。此后这座山,便称为“贺九岭”了。旧时太湖边东山镇还有寿坟山登高之俗,乡民多领着自家儿女去坟后摸石刻寿星头,俗信可以添寿益寿。

   重阳日往往有雨,是立秋后第一个寒信,城乡居民开始准备冬衣,苏州俗称重阳信。谚云: “重阳无雨一冬晴。” 重阳日,苏州旧俗,制五色花糕,糕铺遍插五彩小旗,父母家必迎女儿归安,食糕,九日天明,以方糕置小儿女额上,祝颂:“愿儿百事俱高。”此外,民间认为九月九日两九相逢,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须插茱萸、饮菊花酒以避邪消灾。茱萸是一味中药,味香浓,有驱虫逐风邪之作用,能治寒热,消积食。关于插茱萸的习俗,汉时已有记载,刘歆《西京杂记》: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苏州风俗九月九日民间也要饮菊花酒,鬓上插茱萸,室内挂茱萸,这些民俗活动皆有避灾除疫之意。

   重阳后吴俗有持螯赏菊的习俗,虎丘花农担菊入城,城中居民买为供赏,景器为台,或于广庭大厦前堆叠千百盆,号为菊花山,蔡云《吴歈》: “堆得菊山高复高,铜瓶瓷碗供周遭。酒边灯下花成厄,笑倒柴桑处士陶。” 其实,吃蟹作为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化享受,大约从魏晋开始的,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晋毕卓嗜酒,还说:“右手持酒,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一生矣。”蟹上市正是菊花盛开时节,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从此人们将持螯、赏菊、饮酒、赋诗作为金秋文人雅士的闲情雅事,后来逐渐发展为朋友之间的螃蟹宴飨。

   元代,苏州却是太湖蟹出名,元高德基《平江记事》云: “吴中蟹味甚佳,世称湖蟹第一”,湖蟹指的是太湖所产的蟹,清顾禄《清嘉录》考证:《府志》:“蟹凡数种,出 ?太湖者,大而色黄壳软,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谓之十月雄。沈偕诗:‘肥入江南十月雄。”又云:“出吴江汾湖者,曰紫须蟹。莫旦《苏州赋》注云:‘蟹出吴江之分湖,特肥大,有及斤一枚者。’陆放翁诗:‘团脐磊落吴江蟹。”渔者乘秋收时捕蟹,担入城市,市民买蟹相赠或宴请宾客,有九雌十雄之谚,民间认为九月团脐佳,十月尖脐肥,汤煠而食,称煠蟹。

   相传明代有个叫漕书的人,还发明了吃蟹工具,锤、刀、钳三件来对付蟹之硬壳,后来逐渐发展到八件,腰圆锤、小方桌、镊子、长柄斧、调羹、长柄叉、刮片、针,它们分别有垫、敲、劈、叉、剪、夹、剔、盛等多种功能,称“蟹八件”,后来发展为十件、十二件,到鼎盛时期最多的一套吃蟹工具竟多达六十四件,食蟹工具一般用铜制作,考究的则用银制作,据说旧时还是苏州、吴县一带姑娘必备的陪嫁之一。有人写诗调侃云: “锤敲蟹壳唱八件,金锯剖螯举觞鲜。吟诗赏菊人未醉,舞钩玩镊乐似仙。”

   农历十月朔,即十月初一,民间烧衣节,天气深秋临冬天,古人相信在阴间的亲人需要冬衣了。苏州旧俗,全家到郊外祭谒茔墓,具酒肴祀先,多烧冥衣,题死者姓名,像寄书信一样,祭奠以后焚烧在大门外,称烧衣节,又叫送寒衣,还要延请僧道作功德,荐拔新亡之人,至亲前往拜祭,称新十月朝。官府又祭郡厉坛,游人集山塘街,看无祀会,有诗云:“吴趋人好鬼,风俗自年年。百戏陈通国,群神冠进贤,气喧秋雁有,花晚岭梅先。石断山塘路,香飘游女船。”

   农历十月十五道教节日下元节。下元节,纪念三官大帝之一的水官诞辰,《梦梁录》卷六“十五,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之。” 苏州旧时此日有看会习俗,仪仗如清明看会。

   下元节后,苏州秋游兴盛,天平观枫,吴山观叶,游客不断,枫霜后赤丹,望若锦绣。天平山是吴中乡贤范仲淹祖墓地,墓前有大枫九株,名九枝红,诗有:“谁令乌爪掷丹砂,九枝红照幽人宅。”游人多雇山轿,结伴往游,清时观枫尤盛,乾隆皇帝曾到天平山观枫,并留有诗碑,此后天平观枫名闻天下。苏城观枫习俗流传至今不变。古诗《吴中风景》云:“丹枫烂漫锦妆成,要与春花斗眼明。虎阜横塘景萧瑟,游人多半在天平。”

   秋后的苏州是去太湖赏橘采摘最佳时节。太湖东西山地区的柑橘在历史上被称为洞庭红橘,其栽培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夏书《禹贡》中有“淮海唯扬州……厥包,橘柚锡贡”的记载,此为南方柑橘栽培较早的记载。唐《地理志》即有苏州上贡柑橘、乳橘的记载。唐朝,历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均留下过咏橘诗,韦应物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白居易诗云:“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宋代,洞庭东西山柑橘还用来制药、酿酒。宋范成大《吴郡志》记云:“出洞庭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绿色,脐间一点先黄,味已全可啖,故名绿橘。又有平橘,比绿橘差小,纯黄方可啖。其皮正人药。”此外还有“真柑,出洞庭东西山。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方结实时,一颗至值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安定郡王以酿酒,名洞庭春色。”明代,沿太湖两岸柑橘栽培品种多起来,明王鏊《震泽编》载,太湖诸山土物,“诸品中,橘为尤胜。而橘之品,亦复不一,曰绿橘、曰平橘、曰蜜橘、曰糖囊、曰支柑、曰染血、曰早红、曰洪州、曰囊橘”。据 2012 年版《苏州农业志》记载洞庭东西山柑橘旧时有早红、料红、福橘、黄皮橘、绿橘等。

   农历十一月,节气上寒冬将至,家家准备冬酿酒,农村又是收稻大忙季节,准备大缸盐藏白菜过冬。农忙过后农村此时进入了冬季农闲时节,不少人家开始忙于嫁娶,积薪,准备过冬衣裳,修窗整户,迎接寒冬到来。

沙乡异俗(两题)

◎ 缪 克

   比起周边的悠久遥远来说,沙上是靠在长江边上的新垦地。

   长江从沙上旁边流过。沙上人说长江是条龙,从岸上下来撩着它是撩着龙须——那是活水。水活了土地,也活了附着于土地的一切。

农家铁锅浴

   沙上到处是水,有了水,沙上人特别喜欢洗涮。洗衣被,洗家具,洗农产,洗自己的身体。夏天到来时,农家如何洗澡的呢?

   男人好办,田作农活又苦又累做完了,走在大河边,也有在自家水栈边,“唿隆”一声下了河,清波中游水,舒心恣意地洗濯,也作休息。有兴趣的沿着河岸沉到水下摸到洞中掏蟹钳鳗。这叫洗冷浴。这个风习影响到下一代,村里男小孩从半桩高就泡在河里,沙上人皮肤光滑有弹性,与多吃鱼鲜有关,更与好游水脱不了干系。河中洗冷浴不是男子的专利,也有泼辣女子入河,不过那要在夜晚无人打扰时在自家后河沿水栈连衣入河,待洗得酣了,方解除衣服,舒心一刻。

   村中一般的女子、老人、小孩,夏天洗热水,称为热水浴。

   热水浴用大铁锅烧。铁锅一般砌在农家后屋,那里堆杂物,也有养猪的,只是最边上一堵土砖到顶,隔出一个带门的半小间,中间安上大铁锅,用农家烧不完的杂柴烧火,待锅里微微升起水蒸气时,就可以入锅洗浴了。乡村铁锅浴自是方便,与一家一户的劳作切合。乡村人也是谦让的,让别人先洗,洗多了,大不了再重新烧一锅水。

   铁锅浴一般自己烧自己洗,但也有邻居家无铁锅不便的,也找来洗洗,有的不好意思不出力,有时还会搬个草捆助火的。一般人洗温水浴,也有的喜洗烫水浴,说泡在热水中烫得痛快,“煞瘾”。说这话的人在洗浴出来后,舒适而陶醉,看看他身体,全身红得像煮熟的龙虾。

   过了夏天,就更显得铁锅浴的重要,要到节日才隆重地洗一下。而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过年,人人要洗浴过年。河里结了厚冰,自然不能钻进冰里洗冷浴,这个35 时候就显出铁锅浴的优越了。大家排着队到人家洗,气氛热烈。也有特别等到最后去洗,那时浴锅里的水洗得发黑,身体有病的,或做产妇的还一定要等到这时才洗,说是洗了不伤身,去病。有点匪夷所思,却谁都见怪不怪。

   最有特点的是嫁女时洗澡,这时有至亲守候着,准备一应新衣用竹匾放着,待洗好后,穿着新衣出去时,不忘在洗过的浴水里撒一把麦芒,那意思是这锅浴水是专享的,别人不能染指的。

   沙上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小镇也很少有“混堂”(澡堂)。到后来虽然家家有了浴霸、热水器,更不到公众的浴堂了。这或许是铁锅浴的延续或变种。

   沙上这种自洗浴的文化习惯很难改变,管中窥天,或许从这一小点能见出旧日老沙的风俗文化。

河边的油坊

   过去,沙上的乡村油坊总在大地上香着,它在河畔的油香随水流弥散四周。

   油坊往往在河边的一个独园里,靠水是用水方便,打油的籽实用水洗净后炒熟又要用水蒸,这不是主要的。说是榨油时发出动地撼天的声音,要避开村子里人家,农家人喜欢安静不喜欢沉重的夯声打扰。最主要的,村里人说油坊怕着火,油与火相遇,所谓烈火烹油,这时却是灾难。一江水旁边流过,沙上人还是小心得紧,这也是沙上人的品性。因此,油坊园里也住人,但与榨油的地方隔着。

   乡村油坊里说得着的是一架或两架木榨油床。这里的榨床不是别地方用整棵大树挖成榨槽,沙上地土浅薄,难觅这样大树,只好用多至几十年的粗木巨干如榉树的,让木匠解料打造成卧式榨床,也有立式的,它结实得像一头黑牛卧着,好使。

   榨油要籽实。沙上有的是各种籽实,那是地土适种油菜,春天时大片大片像金子一样擦出来的黄,不到一个月就有黑沙一样的菜籽。黄豆是沙上从围垦时就引种的农作物,到八月盛大阳光下连笳一阵阵地动山摇的鞭场,它就珠圆玉润地待家中酿油了。后来又想到用棉籽剥壳榨油,多了种本地油类,这里是产棉区,一到夏天村子似乎潋滟在墨绿的棉浪上。黄豆啊,菜籽啊,还有棉籽,榨得香飘四季。有时花生一榨顶风香十里,只是花生这里产得不多,它的异香调节着沙上人鼻子嗅觉,只有主家高兴了才去外地收购花生来榨。

   亮汪汪的油好吃,榨油却不省事。要在牛、驴碾台上把一粒粒籽碾得或扁或碎,所以这里的油坊是合着磨坊的,有的反由磨坊带着,如大人带着小孩。待打油的籽实碾好后,上篜笼蒸,蒸后倒在竹油箍里,上下覆上油扇踩实,上榨。

   榨油是一出乡村大戏。演出的人是五大三粗、膂力了得的乡村汉子,又称打油师傅。打油师傅将油箍放进榨槽,油箍前后用挡板夹住。榨油师傅在夹板中间加上由大到小砧塞。坊里整天蒸籽或炒籽,气温高,挥石槌击打砧塞发力发热,打油师傅浑身除裆部小系裙围住,不再着衣服,一身铜色精腱肌肉画出雄性的蛮霸。随着高高举起实沉的石锤,精赤的胸膛根根肋骨毕现,饱满而有力。他挥动榔头,如机器的火花爆发使曲柄不断弯曲伸直、弯曲伸直,发出“咳!哼!哼”的沉闷吼喊,它锤锤着实,不用借力,不会落空,声音入耳,动人心魄。挥锤人连连挥着锤子,油从油箍里渗出,汩汩地流进储油罐,那生命之声却在屋宇中奔突飞扬,那是生命火花的爆发,也是生命的宣泄和张扬。

   听着打油人的独喉吼喊,觉得它应是古代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之前古人的独言诗,是诗歌最早的起源。虽是只哼一个音或一个字,它却是变化无穷的,传动着真切的生命律动。这与后来沙上一字劳动号子一脉相承:担轻(如干爽稻草)是欢快绵长的轻唱,驮重(如豆饼、挑泥)是有节律地哼喊,不轻不重时会叫得婉转而流畅,全是诗或诗性的。

   哼与吼之间就流汗,流汗不能没有异味。打油师傅只要一放下榔头就是一个亮闪闪的身子,却一点闻不到汗臭。只要榔头开打,就大汗涌流,为什么没有汗臭呢,看到他们的手上缠着汗巾或架子上白纱布,就会恍然大悟。他放下榔头后巾纱就派了用场,把汗吸得干干净净后,他到河边清水搓几把,用挤干的纱巾把汗水吸去,他就这样变得一身爽净,歇一会接着再干。他一直在流汗,身体内的污滓随汗流出,其实是更干净了,比起来反倒是人们一身糟污,什么也没有擦洗,他决不让人们到油榨边去,怕污染了油,他们这样成全油的芳香。

   他们出那样多的汗,甚至不用小便。到不打油时,又猛灌一气茶水,霎时有了水意,那是水贯全身。像夏天的南瓜藤子,浇足水看得到茎枝中的水脉脉地流,他们浑身通透着,劳动反让身体保养得更好呢。

   这样动地震天的劳动,在沙上山歌却唱得十分阴柔:“一棵青菜四叶黄,朝见露水夜见霜。开了黄花结黑籽,打出油来好梳妆。”充满雄性气场的辛苦的劳动过程舍弃了,剩下一个目的,为了女人的美丽,当然也为了生活的美好。

染出来的衣裳

◎ 涂俊明

   乡愁里的过往,是凝铸成的史诗,再将其复活在记忆里,却依然是生鲜的,灵动的,回味无穷的。诸如那年那月里那些“染衣匠”和染出来的“新”的衣裳,就是伴随人们过渡岁月的贴身伙伴。

   一位老汉,一支扁担两头担着个铁皮桶,外加一口泛沿的大铁锅,还没走进村口,便远远地朝着村里喊话:“哎,大嫂、大娘,染布嗨,染衣裳咧哈……”

   汉子边走边吆喝,不经意间到了村东头的老枣树下,歇了肩甲,放下挑子。没多大晨光,村里的女人们各自拿着旧衣、碎布,陆陆续续地朝着老汉的“染坊”走来。37 老汉支起一只铁皮桶当灶头锅台,架上大泛沿铁锅,加水、生火、放置所选染料,木棍缓慢地搅动着锅中衣物,村头“染坊”就此开张。

   这就是曾经游动活跃乡村的“染 布 匠”。 在 一 帮 子 村 妇之中,常常有母亲的身影。她先 是 偶 尔 地 送 上 一 些 零 碎 杂件“出 新”,轮 着 加 工 之 时,老师 傅 娴 熟 的 操 作 步 骤 与 染 色技 艺 被 母 亲 强 记 于 心。 她 知道,家里要染的远不止拿来几件小杂布块。

   那时候的穿衣是仰仗一种叫做“布票”的证券,早期乡邻们 还 曾 赐 予 一 个 好 听 的 名 字“购布证”。年份光景不同,按人头下发的布票供应量也就有多有少。我们家祖孙三代同堂,人口众,小孩多,布票使用够而有余,即便多了几十尺布票下来,母亲都会对之像钞票似的金贵,一点一寸积攒下来。为了不使这些“购布证”过期失效作废,每逢年底还会与那些孩子长大、家有嫁娶的邻里街坊“以旧换新”,逐年累积,以此增加存量。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孩子也在长大,留着积存布证,关键时候好派上大用场的。

   家里传统的护身穿衣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大众法则,还有“老大新,老二旧,老三补,老小改”的穿衣用布家规,要想添置新衣?似乎就是那时候乡下孩童们的“中国梦”。

   那时候,我们家的布票总是不紧张,得益于这些“法则家规”。再说,光有布票还不能穿上新衣,买布是一笔不菲的花费。一个“日头工”才几毛钱,一件稍微好一点的“哔叽”衣裳就得花销几乎自己几个月的“工分收入”。于是,心灵手巧的母亲就把“染布匠”技艺学来,将那些褪色旧衣服染色成“新”,既节省又有“面子”嗨。

   母亲从跑村头的小货郎担上选来青、黑、黄、蓝各色染料,在自家染布染衣裳。她将家里做猪食用的大口泛边沿铁锅洗刷干净,放上冷水,慢慢加温,到温温顺手时,放进染料,稍作搅拌,水立马成为颜色汤,随即放进那些褪色半旧的衣物,用竹竿缓缓翻动,让它们染透喝饱染料水。

   一段时间后,看着母亲再往染汤里加了点盐粒,说是为了固定颜色,“加盐不掉色,这是老师傅的秘诀”,母亲颇带得意地说。她的染衣技术还真是不错,村里的婶婶她们经常来一起和母亲染色旧衣物。好在那个年月里,村子中、大街上人们的服饰着色要么一式青,要么一路黄,再则一身黑,色调大众,色彩单一,容易选,将就穿。

   “那 为 什 么 不 直 接 把 衣 服 拿 给 染 衣 服 老 师 傅 加工?”我大傻帽般地问母亲。母亲似笑,又没笑得出来,“染一件大人衣服要三四角钱,染一件小孩衣裳也得一角五分钱嘚,这些衣服统统染一遍不得要几块钱?我的大傻儿……”母亲的话里分明就是“吝惜染衣工钱”哦!

   像这样的乡村染衣服,在当时看来似乎很有趣。每当瞧见母亲要染衣服了,我都乐意“当差”,例如烧锅、掺水、漂清、晾晒……。记得一次染衣裳到最后,汤锅里颜色还是浓浓的,我把一顶自己褪色的单层布解放鸭舌帽拿来,趁着母亲去漂洗晾晒衣裳时,塞进了青色染锅里。本事不到家,染帽也碰瞎!我急出一头汗,翻来覆去捯饬,还只能够染成“花湖状”。回到锅台前的母亲没有责怪我,只是可惜了她儿子一顶旧帽子。

   染出来的“新”衣裳,过得去的“ 囧”光阴。再后来,母亲常常把那些做过补丁的破旧衣服仔细修整,一染成新,把一匝匝白线下汤锅,旋即变成“青丝”“蓝线”,单一色的区区针线之物,摇身一变,多彩多姿,多功多用。记得母亲在灶边染衣时还说:“家里能够有个会做裁缝,会踏洋机的就好了!”

   再后来,儿子我男大当婚时,母亲听说姑娘有“既会踏洋机,又会量体裁衣”的“双高手艺”时,高兴地对着父亲直夸耀:“让我盼着咧,让我想到咧!”姑娘成了她心仪的儿媳,一直相处得可好着哩。

   时过境迁,老村旧事早已物是人非。母亲去另一个世界已经快二十个年头。如今的年代谁还去染衣?村头那些游动的“染衣匠”营生躲藏进人们那深远乡愁里,悄然暗淡后退却了舞台,就连我大婚时隆重添置的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也是隐退江湖,静悄悄地躲在墙旮旯里,默不作声了。唯有我的老妻偶尔还去拨弄踏板,转动几下飞轮,似乎在悉心听说着当年乡村染布缝补那些陈年往事!

歌吹是扬州

◎ 周 游

   扬州戏曲的渊源,可追溯至两千年前。扬州郊区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舞女玉佩、百戏彩画、说唱木俑。特别是两具雕工精致、神情逼真的说唱俑,形象地表明汉代扬州百戏艺人进行演唱的生动形态。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在《芜城赋》中追忆了汉代扬州的繁华:“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

   琴在乐器中最为古老,广陵又素有琴名。广陵琴曲最著名的当是《广陵散》了。据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记载,《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嵇康在魏晋琴坛上赫赫有名。他因拒绝在朝廷做官而得罪了统治者,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洛阳太学院的三千太学生联名请求赦免嵇康死罪,但是遭到了司马昭的拒绝。在刑场上,嵇康索要了一把古琴,安然抚琴,并感慨道:“以前,袁孝尼一直想跟我学习《广陵散》,都被我拒绝了。《广陵散》要从此成为千古绝响了!”那年,嵇康才四十岁。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

   在音乐歌舞方面,隋炀帝杨广造诣颇高,尤爱燕乐,其醉心于此可谓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所谓燕乐,乃游宴时演唱的比较自由的音乐歌舞,又称宴乐或俗调。杨广在扬州尽情享受声色歌舞时,曾写下“长袖清歌乐戏舟”(《江都宫乐歌》)的诗句。虞世南在《奉和幸江都应诏诗》中写道:“虞琴起歌咏,汉筑动巴歈。”由此可见,扬州在隋代就流行弹虞山琴,击古汉筑,跳巴渝舞,唱巴渝歌。“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竹枝词序》)

   提到唐代扬州,首先应该想到李颀奉命出使清淮时,在友人饯别宴会上“请奏鸣琴广陵客”(李颀《琴歌》)。据《云仙杂记》记载,音乐家李龟年到岐王李隆范府上作客,偶闻琴声,就断定是扬州美女薛满弹琴。可想而知,薛满弹奏的琴曲和风格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与琴相类的,是筝。现在扬州古筝业方兴未艾,其实唐代扬州筝艺就已出名,扬州美女薛琼“筝得郝善素39 遗法,为当时第一手”(《北窗志异》)。开元年间,薛琼被征选入宫,其母薛媪,“以琼琼供奉内廷,随之长安。”(《情史》)薛琼曾在宫中为裴玉娥“授其筝法”(《绿窗新话》)。

   扬州的箫史,始于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二 十 四 桥 明 月 夜,玉 人 何 处 教 吹 箫。”自 从 杜 牧 之后,在扬州吹箫或者听箫,就成了历代骚客心驰神往的意境。

   与箫相类的,是笛。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李舟生性好事,曾在乡下发现一截竹子,坚如铁石,便制成笛子,送给李牟。李牟吹笛,当时号称天下第一。他在月夜江上吹奏此笛,其音嘹亮,上彻云表。“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怨叹悲泣之声。”有次,客人请李牟把笛子给他吹奏,其声精壮,山河可裂,等吹到高潮时,笛子应声粉碎,客人也不知所之,时人疑其为蛟龙。

   唐代扬州又多琵琶高手。徐铉长诗《月真歌》写一位名叫月真的扬州美人:“扬州胜地多丽人,其间丽者名月真。月真初年十四五,能弹琵琶善歌舞。”月真长得很美,“风前弱柳一枝春,花里娇莺百般语”。她弹的曲子大抵是抒写爱情的,“垂帘偶坐唯月真,调弄琵琶郎为拍”。

   至于扬州的歌手就更多了。杜牧《扬州》诗云:“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历史上以唱《水调》出名的歌手,首推许和子。唐玄宗发现她音色优美,召入后宫,封为才人,当晚即行宠幸。不知是因许和子这个名字太俗,还是希望许和子在演艺上“推陈出新”,唐玄宗在枕席之间赐名“永新”。因为安史之乱,永新从长安逃难到扬州。据《乐府杂录》记载,将军韦青雅好音乐,因为渔阳之乱,“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栏于小河之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关于韦青和永新在扬州的这一段乱世因缘,后来明代戏曲家汪廷讷曾撰杂剧《广陵月》,加以铺演。

   唐代贞元年间,扬州已有木偶戏。大司徒杜佑镇扬州时,曾对幕僚刘禹锡说:“余致仕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裥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堂堂大司徒以能看到傀儡表演就很满足,可见当时的傀儡艺术已很有欣赏价值。唐代盛期已有参军戏。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艳阳词》记载:“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淮甸即今扬州一带。诗人王建写的“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夜看扬州市》) ,杜牧写的“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题扬州禅智寺》)等诗句,都分别描述了中、晚唐时期扬州仍是一个载歌载舞的城市。

   五代十国时期,扬州是吴王杨行密的都城,后来又是南唐的东都,戏曲活动沿袭唐代,仍以参军戏为盛。梁末帝时,吴王杨隆演和权臣徐知诰都亲自扮演过参军戏。据《五代史吴世家》记载:“知诰为参军,隆演鹑衣髽髻为苍鹘。”

   南唐后主李煜的大周后更是一位正史记载的琵琶能手,史载其父周宗是广陵人。扬州五代墓中,曾出土曲颈琵琶,为古代扬州琵琶流行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宋代扬州文艺生活仍很活跃。欧阳修在扬州当过“文章太守”,平山堂后有他著名的“六一堂”,六个一中就有琴一张,可见宋代的广陵古琴亦不寂寞。名臣施昌言在真州 ( 今仪征 ) 任江淮发运使时,于城东筑东园,“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四方之宾客与往来者共乐于此。”有一次好友范仲淹来访,他请范仲淹到后堂观看“慢戏”。范仲淹得知是他的儿子与婢优一同演出,似觉有失体统,不观而去。身为北宋重要官员的施昌言,不仅自己喜爱“慢戏”,还要自己的儿子与婢优为伍,同台演出,而且以此来招待宾朋好友 (参见《宋史施昌言传》)。可想而知,“慢戏”是当时扬州颇有名气的一种戏曲。

   元代,北方的杂剧演员纷纷南下。来扬州演出的有翠荷秀、赛帘秀夫妇,朱锦秀、天锡秀母女,李芝仪之女童童等一批名擅一时的演员,被誉为“杂剧为当今独步”(夏庭芝《青楼集》)扬州美女的珠 ( ) 帘秀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在扬州演出了很长时间,演出的剧目很多,能扮演各种男女角色,达到了“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胡祗遹《朱帘秀诗卷序》)的艺术佳境。元杂剧著名作家关汉卿在扬州曾与她相会,观赏了她的演出,在《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一曲中,盛赞她“出落着神仙”的高超技艺。元杂剧著名作家白朴、马致远、赵天锡、侯正卿、乔吉、秦简夫、李直夫等也先后驻足扬州,有些剧作家还以与扬州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或扬州的社会生活创作出剧本,如乔吉的《扬州梦》、秦简夫的《东堂老》等。扬州本地也涌现出剧作家睢景臣、李唐宾、陆登善、张善呜、孙子羽等人,创作出《屈原投江》《梧桐叶》《梨花梦》《杜秋娘》等 10部剧作 (参见《江苏戏曲志·扬州卷》)。这一时期,扬州剧坛呈现出繁盛景象。

   元末明初,浙江、福建一带孕育出的南戏在扬州已经流行,有了演唱南戏余姚腔和海盐腔的戏班 (参见徐40 渭《南词叙录》、顾起元《客座赘语》)。尔后,杂剧逐渐衰微,而南戏日益兴盛。进入嘉靖、隆庆年间,陆续出现蓄养优伶的家班。民间演剧活动也十分活跃,民俗节日,婚丧喜庆,或宴请宾客,不时搭台演出。扬州还建起可供经常演出的戏楼、戏台。明嘉靖年间昆山腔新声崛起后,迅速向各方传播,江淮等地也“竞效吴腔”。从此,开始了昆剧在扬州剧坛独占鳌头长达一百多年的局面。

   广陵琴派起始于清代。徐常遇是清初顺治时人,弹琴的风格最初近于虞山派,是广陵派的首创者。广陵派后来对于传统琴曲的加工、发展很有成就,但是徐常遇在当时对待传统琴曲却非常慎重。他对“古琴曲传至今日,大都经人删改”的情况,提出了“古曲设有不尽善处,可删不可增”的原则。他认为如果“大曲过于冗长重沓”是允许“大加删汰而成曲者”。他编有《琴谱指法》,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初刻于响山堂,以后又重刻于澄鉴堂,经他 3 个儿子校勘成书,就是现存的《澄鉴堂琴谱》。他的长子徐祜,字周臣。三子徐祎,字晋臣。他俩人年轻时曾去北京报国寺,“拥弦角艺,四座倾倒”一时京师盛传“江南二徐”。康熙皇帝闻其名,召见畅春院。祜、祎对鼓数曲。弟兄三人中以徐祎的成就最大,他父亲的琴书编辑出版,主要得力于他。李斗亦云:“扬州琴学以徐祥为最。” (《扬州画舫录》)。广陵琴派自徐常遇、徐琪以来,“数百年间,绵延弗替,古乐浸衰之际,吾扬琴派独能超然长存,可谓非一时盛世也”( 张子谦语 )。的确,广陵派在其三百年的经历中,虽曾因时局动荡而时有起伏,却能代代相传、绵延不断而直至今天,确是中国琴坛上并不多见的现象。

   扬州弹词,亦称扬州弦词。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王炳文小名天麻子,兼工弦词。”“人参客王建明瞽后,工弦词,成名师,顾汉章次之。”当时《玉蜻蜓》为扬州弦词的主要书目,名家有房山年、顾汉章,房山年为“郡中称绝技……独步一时者”说书名家之一;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提到“顾汉章书听不厌,《玉蜻蜓记》说尼姑”。后来名家还有朱天锡,函璞集英书屋《邗江竹枝词》称:“《玉蜻蜓》是朱天锡,‘十叹’开言有泪痕。堂眷喜听包节说,拿乔不肯说‘离魂’。”“十叹”和“离魂”都是《玉蜻蜓》的关子书,唱者动情,听者神往。据焦东生《扬州梦· 梦中事》记载,乾隆年间,扬州富豪喜弹词,“延宾聚艳,重弹词、摊黄家,爱其文也。至妇女消夏,则喜瞽女琵琶唱佳人才子传奇。”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亦载:“扬故多说书者,盲妇伧叟,抱五尺檀槽,编辑俚俗语,出入富贵之家。列儿女妪媪,欢咳嘲侮,常不下数百人。”至道光、咸丰年间,扬州弦词发展为二人对口,唱时加琵琶伴奏,称“对白弦词”。现代改称“扬州弹词”。但至今还有一人表演和二人表演两种形式,前者称“单档”,后者称“双档”。

   扬州评话亦兴起于清初,不久就形成了“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的繁荣局面,独步一时的书目有《三国》《水浒》等 10 部,身怀绝技的著名说书家也有 20 人之多。到了乾隆年间,有的艺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工充实传统节目,有的则创编新书。如屡试不第后成为扬州评话艺人的叶霜林说演《宗留守交印》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浦琳编说《清风闸》,塑造了以皮五辣子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底层人物形象,影响深广;艺人邹必显独创新书《飞跎传》,讽刺嘲笑统治阶级中的显赫人物,反映了受压迫者的心声,丰富了扬州评话的表现内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七家电台同播王少堂的《水浒》,与梅兰芳、胡蝶等明星旗鼓相当,赢得了“听戏要听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赞誉。

   扬州清曲始于元,成于明,盛于清,又称广陵清曲、扬州小曲、扬州小唱等。据清代胡彦颖《乐府传声序》载:“自元以来,有北曲,有南曲。南曲习于南耳,故视北曲尤为盛行。然明之中叶以后,于南曲可以求之,别为‘清曲’,渐非元人之旧。”清代乾隆年间,李斗在其所著的《扬州画舫录》一书中,对当时扬州清曲的演出盛况有一段详细的记载:“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表明当时扬州清曲已经流传到很多地方。1956 年,张氏弹词传人张继青、张慧依、张慧祥、张丽曾组成“张氏弹词小组”,编演了《聊斋》中的部分故事。此后,张慧侬、张慧祥分别在江苏省曲艺团、扬州市曲艺团传徒授艺,扩大了弹词演员队伍,编演了现代题材长篇《龙马精神》,中篇《李双双》,短篇《焦裕禄》等。

   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孕育了京剧。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商江春家的“春台班”与“三庆班”“四喜班”与“和春班”相继赴京为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促成了“国粹”京剧的诞生。而这“四大徽班”有的是在扬州创办的,有的是在扬州组班进京的,有的则是在扬州走红以后进京的。因而,“京剧含有大量扬州元素。”(翁思再语,参见《文化名人看扬州》)

   越剧也起源于扬州。据王韬《潭堧杂志》记载,女子剧团始于扬州,名为髦儿戏。民国十二年(1923),浙江绍兴艺人金云水仿而效之,招收一批年轻貌美的女子,办起了一个女子戏班,由此而产生了越剧。

   除了京剧、越剧,扬州在民国年间还诞生了别具一格的扬剧。不过,那时扬剧还叫“维扬戏”,又称“扬州41 戏”。民国八年 (1919),香火戏艺人崔少华、胡玉海等进入上海演出;不久,潘喜云、王秀清、陈宏桃、杭文奎、陈俊玉等也相继抵沪献艺,称“维扬大班”,外界称其为“大开口”。民国九年 (1920),扬州花鼓戏部分艺人与镇江花鼓戏艺人臧雪梅等组成风鸣社赴杭州美记公司游艺场演出。此后,扬州花鼓戏艺人常组班赴杭州演出。民国十年 (1921),花鼓戏艺人吕正才等人应邀组班赴上海“大世界”演出。上海一些演出娱乐场所也相继邀请扬州和镇江的花鼓戏艺人去演出。扬州和镇江的花鼓戏艺人经过磋商,决定将花鼓戏改名为“维扬文戏”。外界称其为“小开口”(参见《江苏戏曲志·扬州卷》)。尔后,“大、小开口”艺人进入上海演出日益增多,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的维扬大班已达十三副之多。民国十三年(1924),扬州人陈登元在上海创立扬州花鼓戏女子科班新新社,为扬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以后又培养出金运贵、高秀英、潘玉兰、王秀兰等优秀演员。民国二十年(1931) 秋,“大、小开口”艺人在上海聚宝楼戏馆联合演出《十美图》,自此双方逐渐同台演出,挂牌为“维扬戏”。维扬戏以“小开口”为基础,“大开口”艺人一般都改唱“小开口”,“大开口”戏仅偶尔演一下。“大开口”的“串十字”等常用曲调,则成为维扬戏音乐的组成部分。民国二十五年 (1936),成立了“上海市维扬戏协会”。此时维扬戏班已发展至三十四副,拥有大小剧目近五百个。民国二十六年 (1937) 五月十三日,以《六十年之内南京禁演扬州戏》为题报道南京“禁演扬州戏”。扬州地方当局也曾禁演维扬戏。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部分维扬戏艺人曾沿江西逃至汉口,参加“抗日演出第四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与此同时,一大批各具专长的清曲名家相继涌现。如工“窄口”的黎子云、王万青以腔调柔美、感情深厚著称于世。陆长山的“窄口”清亮光脆,曾名噪上海。工“阔口”的钟培贤嗓音洪亮,韵味浓郁,有“阔口之王”的美誉。周锡侯唱“阔口”苍劲雄浑,称之为“钢喉”。朱少臣、陈淦卿的“阔口”活泼豪放,又称“泼口”。其他还有尹老巴子、萨寿安、裴福康、葛锦华、张国宝、尤庆乐、马福如等人皆各有所长,享有盛誉。在操乐器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才,如施元铭精通琵琶,被誉为“琵琶圣手”;朱少臣的撞酒杯,卢国才的敲瓷盘,皆为一绝。

   新中国建立后,各地的维扬戏艺人迅速恢复演出,扬州成立了第一个维扬戏联合共和班。1950 1 月,由苏北行政公署决定,维扬戏正式定名为“扬剧”。从此,这朵扎根于古运河畔和长江边的艺术之花,迈入了芳华焕发的年代。扬剧的音乐大量吸取了扬州清曲的曲牌和地方的民歌小调,曲调很丰富,共有一百多种,常用的有《探亲》《补缸》《剪剪花》《银纽丝》《侉侉调》《老鲜花》《武城调》《数板》《串十字》等。很多艺人根据演出剧情的需要和各自的嗓音条件、唱腔特点,从兄弟剧种吸取或自身改进、发展了很多新腔。如《大陆板》《满江红》《汉调》等。又如《梳妆台》这一曲调,成为今天扬剧舞台上最常用也是观众最爱听的曲调之一。诚然,中国传统戏曲随着历史的进程,所有的戏曲种类都处在成长、裂变、嫁接、消逝和新生之中,扬州戏曲也不例外。扬州诸多戏曲进入“非遗”名录,重新震撼了扬州市民的记忆。

听取万机声,还看千尺浪

◎ 凌龙华

   “咫尺往来,皆须舟楫”,此系盛泽地理概况;“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此乃盛泽丝织盛况。明末清初,吴越之际,盛泽即以水上丝绸闻名,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江南四大绸都。改革开放后,建“东方丝绸市场”,成“华夏第一镇”,再创辉煌,顺理成章。

   盛泽初为“盛寨”,别称有“盛湖”等。清光绪《盛湖志补》载,明嘉靖年间,始称为市,“居民百家以绸绫为业,其后商贾辐凑,烟火万家,百倍于昔,蕃阜气象几与郡县相埒”。

   市声商潮,舟楫往来。西南烂溪连接乌镇,东北黄家溪直通古运河,镇西“西白漾”浩荡,镇东“东白漾”秀丽。一条市河,两岸绸庄;“白龙”(桥)迎开张,“升明”(桥)候收庄。凝视着民国初年邑人李君手绘的盛泽地图,不能不感叹绸都有缘:缘在丝,丝系市;缘在水,水济桥。

   泽国多桥,古桥多娇。细梳桥史,感慨“为富而仁,慈悲为怀”。盛泽桥,里人、僧人捐建最多。

   首推白龙桥。当之无愧,亦首当其冲。白龙桥位盛泽坛丘乡,烂溪与西白漾间,扼守盛泽西要津。西白漾极浩荡,系盛泽象征,故又称盛湖,民间直白为盛泽荡,同时为纪念明末本土名士卜舜年,又雅称“舜湖”。龙为传说,白龙桥自然与传说白龙于此出没有关。南北走向,确切建造年代尚有争议,2013 年新出版的《吴江市志》主张:“清康熙初年建,宣统三年(1911)重建。”花岗石,石拱三孔,桥长 40.6 米,主孔宽 9.9 米、高 5.6 米。

   2016 年春笔者实地考察记录:白龙桥紧傍新兴公路水泥桥,近盛泽实验小学舜湖校区。高峻,豪迈,单侧台阶近三十级。中孔拱壁 4 节,双侧孔拱壁 3 节。东望,湖面,依然一水浩渺,野萍缥缈。遥想当年,白龙桥定谓“东进”盛泽之大门。大龙携小龙,白龙桥串联迎龙桥,匆匆无心追究两者因缘。

   白龙桥桥联,堪作绸都代言与宣言:“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吴江文史专家周德华先生曾考证,言联中“千尺浪”源头可溯至清代汪文柏《盛湖》诗句“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不置可否;但其所转摘的盛泽培元公所楹联,堪作参照:“风送万机声,吾辈登堂当思先泽诒谋,白漾波澄,昔日留荄今证果;晴翻千匹练,工师启宇犹愿后贤济美,红梨春涨,他年饮水此寻源。”留荄,留根;红梨,红梨湖,盛泽又一借代称。

   荡开一笔,说一下圆明寺桥。此桥界盛湖与红梨湖,傍古刹圆明寺,旧时系盛泽陆行外出之要道。初建无考,同治年间重建,“长六丈六尺,高三丈三尺,广三丈四尺,酾水为三”。“明月清秋迥,中桥水一分。”因此桥,“圆明晓钟”成文人墨客钟情风景;也因此桥,桥北的红梨湖不约而同俗称为“桥北荡”。柳亚子当年哭诗僧苏曼殊,有诗句“一水红梨旧梦痕”,触景生情,令人唏嘘。人有命运,物与景亦然。新中国成立前,圆明寺遭炮火焚毁,寺旁桥炸成断桥最终荡然无存。今所见“圆明寺桥”,长 88 米,完全水泥建筑现代桥。

   次举升明桥。出类拔萃,亦出色当行。桥位镇东栅,东白漾口,近百年老校盛泽中学。1990 年,我曾执教于盛中,对附近古桥有深刻的感观印象:高峻,古朴。隙间杂草点缀、乱枝蓬生。久别重游,桥旁已宅第林立,老完中置换作小学新校区。升明桥圆拱三孔,桥长 48 米,顶宽 4.1 米。中孔矢高 5.4 米,跨径 10.7 米,拱壁 4 节。一阶双石铺,上下各26级,信步徐缓。桥面中心整块花岗石,饰吉祥莲花图案,叹为观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列为危桥,石块编号原址原样重修,功德无量。

   升明桥,始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清雍正九年(1731)重建。南北走向,位东白漾口。东白漾形似菱叶,别称菱叶渡;水面相对不大,但汇聚四围五湖之水,故桥又有“五聚桥”雅号。清代与民国年间,此处始终是盛泽丝绸对外贸易的水上孔道,繁盛自不必言。东向桥联:“祥开震巽彩虹高,千秋壮丽;喜溢乾坤新月满,万户盈宁。”“震巽”代表方位,表明升明桥时位古镇东南。西向桥联:“雁齿衔堤,近链白漾流五聚;龙腰亘渡,遥通沧海窦三环。”窦,指桥洞,三孔圆拱,壮丽恢宏。

   端雅中和桥。位古镇北端偏东,旁有济东会馆(清嘉庆年间建),不远处有先蚕祠(祭祀蚕丝行业祖师,清道光年间建)。梁式单孔,两侧桥台分别配置拱形泄洪孔,远观恰似一框两弧“三孔桥”,融通方圆,兼具两式,妙!细细琢磨,这不正是中庸气度、儒商风格?桥始建无考,清道光四年(1824)重建。花岗岩材质。全长 18.5 米,梁孔宽 5.1 米、高 3.7 米。泄水孔上方嵌楣额,南侧为“月波”“川媚”,北侧为“挹秀”“梯云”。

   中和桥端雅,其桥联同样秀气并大气。一联写景,曰:“金波遥映红梨渡,玉带长垂绿晓庄。”红梨渡“远”在西白漾,遥相呼应;绿晓庄,近在咫尺,名士卜舜年孤傲居此。一联议论,曰:“北胜跨虹融水德,中和位育贯文风。”北胜,地名,指北胜坊,传为沈万三所建。水德,典出有故。老子有言“上善若水”。古人概括“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万物,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难胜,勇也;导江疏河,恶盈流谦,知也。”

   “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此为明末清初周灿《盛泽》诗句,周灿为盛泽历史第一名人周用后裔。如果把东西两白漾看作盛泽古镇对应的“源头”,那么东西两漾口上的白龙桥、升明桥就是遥相呼应的“端点”。一条盛泽老街,说穿了就是贯通“源头”连接“端点”的一条绸带。市河两头,设轮埠;市河两岸,“绸庄如街面”;而市河之上,小桥鳞次栉比。旧时“盛景八景”之一的“五桥晴市”,即与市河之上的五座石桥(本质与桥下的商贸)紧密关联。由西而东,分别为观音桥、永安桥、善嘉桥、登青桥、龄嘉桥,另有东庙桥,实为六桥。乾隆《吴江县志》这样描述红火场景:“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而今,市河填平,五桥不复。东白漾消退了,一座长 32 米的“升平桥”登场了;西白漾萎缩了,白龙桥侧与时俱进修建起了 85 米长的公路大桥。

   古拙泰安桥。此桥属远离城中的“溪桥”,位黄家溪村。民谚:“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发达的手工作坊业,促成了资本主义萌芽,也造就了清朝时期黄家溪一带“走桥”“找做”的独特风俗——站立桥头,待人佣织或雇人织挽。其中最出名的桥就是泰安桥。明崇祯五年(1632)始建,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建。梁式三孔,全长 20 米,桥面宽 2.4 米,主孔高 4 米。一式花岗岩长条石,简朴而大方;桥面梁侧饰连环祥云纹,与蓝天白云、悠悠碧水,融为一体,相映成趣。

   现场不能均至,但赏玩可以不拘一格。桥可能已不存,而贮存文化印记的桥联可长存。附录几则盛泽桥联,聊作机声、涛声回响:如意桥(独拱):虹垂野岸祥光合,烟锁江村佳气浮。万缘桥(独拱):南连两浙恩波远,北接三吴福泽长。香波桥(独拱):一水斜通菱叶渡,双峰遥拱洞庭山。南新桥(独拱):西北环溪,源通白漾;东南高跨,瑞映青龙。莲云桥(独拱):路达东西,相界盛湖笠泽;波潆左右,常依明月清风。保盛桥(梁式单孔):五聚潆洄资保障,六桥锁钥庆安澜。宝德桥(梁式单孔):北达麻源欣利涉,西通笠泽庆安行。目连桥(梁式单孔):策杖闲听,两岸机声连牧笛;临流远眺,一泾帆影半渔舟。里仁桥(梁式三孔):衢达东西,相界松陵笠泽;流分南北,常通秀水麻湖。登云桥(拱形三孔):从此登云题柱,谁为司马;沔波流水凌虚,影照垂虹。青云桥(梁式三孔):虹影卧鸥波,北带麻溪,南襟秀水;鳞塍环雁户,春风击壤,夜月鸣机。水月桥(梁式三孔):水通万里流源远,月照长虹烟火稠。双龙桥(梁式三孔):势若垂虹,练横蠡泽;光同皓月,珠涌龙泉。福海桥(梁式三孔):衢达东西远派,受麻溪九曲;村连南北乘源,锁菱渡五流。鼎方桥(梁式三孔):舟楫往来,一水潆洄连北角;桑麻掩映,数村环抱接中山。太平桥(梁式三孔):春到风光行处好,时和景物望中新。纪长桥(梁式五孔):君子来游,徜徉于坦道;仁人利薄,遐迩到欢声。

难忘故乡味道——陆文夫与美食文化(七)

◎ 高建国

   陆文夫笔下,经常会写到故乡泰兴与靖江。他的童年生活,既饱受战争侵扰,也目睹和感受了独特的地方民俗、家庭的亲情温暖、童年的自由乐趣。这些生活,又常常与美食相伴,培养了陆文夫对食物的兴趣,也是他成为美食家的基础。

   1986 1 月,江苏作协在扬州开会,午宴设在富春茶社。陆文夫为店家题字:“果然家乡风味。”(徐颖宏《“天下名馔集于富春!”》)陆文夫不是扬州人,他出生泰兴。但历史上,泰兴曾为扬州辖区。所以,扬州一直把陆文夫,当成“扬州名人”;而陆文夫有时候,也自称“扬州人”。陆文夫说,“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长江边上的小村庄里度过的,我认为那些村庄是我的故乡,不管是看到海边的日出,还是看到湖上的月光,我都会想到那些长江边上的小村庄——我的故乡。”(陆文夫《故乡情》)为此,陆文夫笔下,经常会写到故乡往事。字里行间,既有时代风云,也有独特民俗、家庭温暖,和童年乐趣。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又常常会写到美食。可见,美食家看待世界,视角与众不同。

家仇国恨

   陆文夫的童年故乡,正值抗日战争。那时的陆家,境况不错。陆文夫说,父亲“在(靖江)夹港口开设了一个轮船公司,在那里造起了十二间大瓦房,六间我们家住,六间作为公司办公的地方。我记得那公司的门前有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的上方有两头狮子,两头狮子的前爪搭在一只地球上,十分的威风。……那时候的夹港口是很热闹的,靖江和泰兴甚至里下河地区的客货,很多都通过水陆两路汇集到夹港,再由夹港转到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那时候长江的航运很繁荣,除掉轮船之外,大量的是木帆船。那种木帆船很大,而且是一帮一帮的,分宁波帮,湖北帮,安徽帮等等。他们都是结帮而行,少的三五艘,多的有十几艘。……在抗日战争之前,夹港口一片平和繁荣”(陆文夫《难忘的靖江夹港》)

   对于航运,陆文夫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但码头上运输的食物,他却观察得很细:“大宗的货物是生猪和酒,还有长江里的水产品,特别是螃蟹和鲥鱼。那时候的螃蟹和鲥鱼都算不了什么,螃蟹待运时那竹篓在河岸上堆得像小山;鲥鱼运往上海时要装冰箱,那不是现在的冰箱,是在大木箱里垫上草,放一层天然冰,放一层鲥鱼。我家的附近有一个冰窖,冬天把天然冰藏在里面,运鲥鱼时取出来用。现在的人听到鲥鱼好像就有点了不起,那时也不把鲥鱼当回事,八斤重以下的不装箱。螃蟹就更不用说了,农民不欢喜吃螃蟹,太麻烦,没油水,抓到螃蟹去换肉吃。抓螃蟹也太容易了,专业的是用蟹簖,业余的是点马灯放在水闸口,那螃蟹会自己爬过来。”(陆文夫《难忘的靖江夹港》)这一段文字,写到了生猪、酒、螃蟹、鲥鱼。数量不多,但十分传神。鲥鱼名贵,运输的过程要用冰保鲜;螃蟹身戝,易于捕捉,农民只卖不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

   陆文夫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那时候的螃蟹和鲥鱼都算不了什么”,鲥鱼“八斤重以下的不装箱”。说明这两样食材,资源丰富,容易捕捞。鲥鱼是海生鱼,每年春末夏初,到长江产卵,远不过南京。鲥鱼从“时”,产卵有季节性,故而得名。古代为贡品,特别味美,用旺火水蒸,肥嫩清鲜,为宫中所好。王安石曾说,“鲥鱼出网蔽江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王安石《后元丰行》)故而价格也昂贵。现代社会,鲥贡取消,但鲥鱼还是难上百姓餐桌。陆文夫说,“不能怪捉鱼的和卖鱼的,怪只怪鲥鱼太少了,太名贵。吃鱼的人不买鱼,买鱼的人不吃鱼,都是厂里拎着走后门的。两百多块钱一斤也要买。” (陆文夫《要有点“戆”》)如此看来,美食一旦与权贵挂钩,这正常消费,也就不正常了。古今同理。

   与鲥鱼相比,螃蟹的命运,稍好一些。陆文夫说,在他童年时代,“农民不欢喜吃螃蟹,太麻烦,没油水,抓到螃蟹去换肉吃。”乡亲们对螃蟹的态度,也影响了美食家的立场,为此,陆文夫一生不吃螃蟹。《苏州杂志》编辑黄恽说,“有一次(陆文夫)带我们杂志社同仁去相城吃螃蟹,莲花岛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哦,而他居然不吃。他还不吃螺蛳。觉得这类食品不过是‘荒饭摊’上的货色,登不了大雅之堂。凡是那种吃相不雅的食品,他宁可看看,看别人狼吞虎咽,自己从来不动饕餮之心。” (黄恽《陆文夫先生的“好吃”》)可见,童年对人的价值观影响,的确不容小觑。如今,不吃螃蟹的美食家,已经不多。

   还有一个故事,也写到了食物。抗战开始后,陆文夫家乡“平静而繁荣的生活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粉碎了,长江的航运停止了,上海人开始了大逃亡。夹港口上的人忧心忡忡,整日站在江岸上看,看那逃难的船布满了长江,一眼望不到头。”非但如此,“日本飞机开始狂轰滥炸了,站在江岸上看得见飞机在江南俯冲,炸无锡,炸常州,炸江阴要塞。”(陆文夫《难忘的靖江夹港》)

   面对战争,老百姓承受的灾难更大。陆文夫家的轮船公司,有引人瞩目的“十二间大瓦房,”也难免受到侵略者的毁灭。但他父亲急中生智,侥幸保住了这些财产。陆文夫说,“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点是房子的门楼上有‘大通轮船公司’几个大字,鬼子弄不清楚这公司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英国的轮船公司在沿江也设有码头。二是我的父亲向鬼子兵行贿,他装了一筐鸡蛋放在大门口,意思是说你把鸡蛋拿去,把我的房子留下。果然,鬼子兵接受了贿赂,把鸡蛋拿走了,房子没有烧。”(陆文夫《难忘的靖江夹港》)

   第二个理由,写得很有意思:食物在这里,变成了击退侵略者的武器。这件事情,之后引发陆文夫对美食价值的深度思考。晚年陆文夫,总是强调美食的社会作用,美食在人情往来中的象征意义,甚至亲自开酒楼经营美食,都与这种思考有关。父亲的影响,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陆文夫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夹港,那是我成长的地方,那里使得我的眼界开阔,懂事较早,特别是懂得了什么是国,什么是家,懂得了国与家的不可分离,国家的贫弱与富强不是与己无关,弱国之民要被人宰割的。这都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日本鬼子用枪炮教我的,使得我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终身萦绕不去。”(陆文夫《难忘的靖江夹港》)中学毕业后,陆文夫放弃46 上大学机会,毅然投身革命,与童年遭遇的那场战争,不能说没有关系。

故土亲情

   陆文夫笔下的故乡,总像一幅幅抒情的田园风景画。不但质朴美丽,也有诱人的鲜活美食。他说,童年生活的故乡,“清晨和傍晚村庄很有生气,你可以看见那炊烟从树林间升起;早晨的炊烟消失在朝阳中,傍晚的炊烟混合在夜雾里。白天的村庄静得没有声息,只有几条狗躺在门口,人们都在田里。不过,如果有一个生客从村头上走过来的话,你可以听见那狗吠声连成一片。……家家户户的门前是晒场,门后有竹园,两旁是菜地,围着竹篱笆,主要是防鸡,鸡进了菜园破坏性是很大的。童年时,祖母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拿着一根竹竿坐在门口看鸡。小河、竹园、菜地、鸡,这就是农家的副食品基地。”(陆文夫《故乡情》)最后几笔,落到了农家的美味上。

   写到故乡美食的富足,陆文夫是骄傲的。他这样描述家园:“小河里有鱼虾、茭白、菱耦;竹园里有竹笋、蘑菇。菜园子里的菜四季不断,除掉冬天之外,常备的是韭菜,杜甫在赠卫八处士的诗中就写过‘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可见韭菜可备不时之需,何况春天的韭菜味极美。”(陆文夫《故乡情》)这一段文字,重点写到韭菜。陆文夫一生酷爱韭菜,显然受到故乡影响。他曾说,如果你落泊的时候,在一个雨急风大的夜晚,到一个朋友家作客,他只能用几样简单的菜肴招待你,包括田里的韭菜。那么,若干年后,“那现割现炒的韭菜,肥、滑、香、嫩、鲜,你怎么也不会忘记。诗人杜甫虽然有时也穷得没饭吃,但我可以肯定,他一定参加过不少丰盛的宴会,说不定还有‘陪酒女郎’,燕窝、熊掌什么。可是杜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也是到一位‘昔别君未婚’的卫八处士家去吃韭菜,留下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脍炙人口。附带说一句,春天的头刀或二刀韭菜确实是美味,上市之时和鱼、肉差不多的价钱。”(陆文夫《故乡情》)在《姑苏菜艺》中,又说,“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华久则思朴,朴久则思华,两种艺术交叉欣赏,相互映辉,近华、近朴常常因时、因地、因人的经历而异,吃也是同样的道理。炒头刀韭菜、炒青蚕豆、荠菜肉丝豆腐羹、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这些都是苏州的家常菜,很少有人不喜欢吃的。”三番五次提到韭菜,不能不归功于陆文夫的童年记忆。

   陆文夫回忆故乡,也写到了祖母的悉心呵护。陆文夫 6 岁读私塾,跟随秦奉泰老师,课内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论语》;课外阅读《精忠岳传》《施方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陆文夫《乡曲儒生》)放学回到家里,陆文夫会把读到的小说内容,讲给祖母听。记不清的地方,拼凑些合理想象。回忆这段生活,陆文夫说,“这恐怕就是一种‘创作’的开始。”(陆文夫《陆文夫自传》)孙子会讲故事,祖母也会讲一些生活往事,让孙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小时候,祖母老是要跟我讲一个故事,说我家屋后那棵两个孩子都抱不过来的大叶杨,当年只有孩子的手臂那么粗。那年闹春荒,缺草也缺粮,她拿着斧头去砍那棵小树,砍了两下没有舍得,情愿饿着肚子到芦苇滩里去划草叶。那棵大杨树是我们家的骄傲,是我玩乐的天梯,那树的上面有无数的知了,有十多个鸟窝,可以捉知了,可以掏鸟窝,可以捡蝉蜕,卖给中药铺。”(陆文夫《绿色的梦》)祖母的故事,说得轻描淡写,却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美食与乐趣的获取,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与回馈。只有保住了生态,需求才会满足。这种理念,影响了陆文夫一生。之后形成的美食思想和生活态度,都与这种启蒙有关。陆文夫说,“不管你走多远,你对家乡的菜都很怀念。”(陆文夫《人之于味》)这是陆文夫美食思想的核心。从这句话里,你能读到故乡的影响,溶进的亲情。

乡野童趣

   陆文夫有很深的乡土情结。在城里生活数十年,却依然挥之不去。他说,“我总觉得农村里的孩子要比城市里的孩子自在些,那里天地广阔,自由自在。小男孩简直是自然之子,冬天玩冰,夏天玩水,放风筝,做弓箭,捉知了,掏鸟窝,捞鱼摸虾,无所不为。”(陆文夫《故乡情》)这样的童年乐趣,从游戏到美食,完全自给自足。在城里孩子看来,如同天方夜谭。陆文夫经历过,所以,他回忆童年往事,往往浓墨重彩,不惜篇幅。有几幅画面,写得格外精彩:

   一是蒙童找乐。陆文夫 6 岁读私塾,念书的时候很顽皮。他说,“读私塾是很寂寞的,整天坐在长板凳上摇头晃脑,念书、写字,动弹不得。没有上课下课,没有体育游戏,只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八、九、十来岁的顽童难以做到这一点,便以上茅厕为借口,跑到竹园里去,每次去两三个人,大家轮流,不被老师发现。其实老师也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为什么大家要到竹园?因为“竹园的地下有蟋蟀,有刺猬,47 有冬眠的青蛇,有即将出土的蝉蛹。一场春雨之后会有蘑菇出现,只是当春笋出土的时候在竹园里走路得当心点。”(陆文夫《绿色的梦》)你会发现,陆文夫笔下的竹园,有昆虫,有美味。这些蟋蟀、刺猬、青蛇、蝉蛹、蘑菇、春笋,与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所写的皂荚树、桑椹、鸣蝉、黄蜂、油岭、蟋蟀、蜈蚣、斑蝥、木莲、何首乌、覆盆子,包括传说中的赤练蛇,如出一辙。如此看来,江南少年的读书生活,都有几分相似。陆文夫的文字,也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二是河边嬉戏。陆文夫一生,始终与水相伴。儿时生活在江边,长大住水城苏州。晚年定居的院落,仍有小桥流水相伴。故而笔下的文字,便有了水的流韵。比如,陆文夫写农村,写童年生活,既有行云流水的生动,也像水墨画一样清新:“我们的村庄上家家都有很多树,大多种在门前小河的两岸,有些柳树和桃树长大了以后就斜盖在河面上,两岸的树像一条绿色的天篷,沿着村庄逶迤而去。这天篷下的小河就成了儿童们的乐园,特别是男孩子们的乐园,因为男孩子们大都会游水,会爬树,只要好玩,都无所畏惧。农村里没有幼儿园,都是村庄上的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整天在这种绿色的乐园里转悠,摸虾、捉鱼,采果实,掏鸟窝,放野火,说是烧过的野草明年会长得更好、更绿。每逢暮色苍茫,你可以听见村庄上时不时有三声两声,那声音尖锐、悠长、焦急、慈祥,那是母亲在呼唤孩子,那拖得很长呼唤声,能把一里路之内的孩子从绿色的天地里召回来,洗脸、吃饭,然后便进入梦乡,”(陆文夫《绿色的梦》)小河、桃柳、野草,是孩子们“绿色的乐园”;摸虾、捉鱼,采果实,掏鸟窝,放野火,是男孩子“无所畏惧”的游戏。游玩中,可以获取大自然美味,这对陆文夫来说,就是一种“原生态”的美食文化启蒙。作家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陈丰《王安忆、苏童、迟子建等知名作家的童年故事》)所言极是。

   三是水底摘瓜。陆文夫儿时,生活在水乡。发大水的时候,会淹没家园。此时,大人们愁眉苦脸,孩子们却欢天喜地。“因为水淹了一片西瓜地,成熟了的西瓜有的浮在水面上,有的沉在水底。种瓜的老人把浮在水面上的西瓜收集起来,沉在水底的瓜可以让孩子们去摸,谁有本事摸到了就归谁。孩子们早就垂涎着那些西瓜了,只因为老爷爷看得紧,平时难以得手,现在可以到水底摸瓜,把摘瓜和游泳集合在一起,何等有趣!”(陆文夫《故乡情》)孩子们摸瓜,是种瓜老人默许的,但“谁有本事摸到了就归谁”,平添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意味。这种难得的历练,让少年陆文夫看到,美食的获取,有时要靠智慧与勇气。

   四是捞鱼摸虾。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陆文夫的童年生活,总是与长江结伴。在这种环境生活的孩子,不会寂寞。陆文夫说,“江河为孩子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最有趣的当然不是游泳,游泳只是一种手段,捞鱼摸虾才是目的。捕捞鱼虾的手段多种多样,钓鱼是小玩意,是在天冷不宜入水的时候‘消闲’的。用叉、用纲、用罩、干脆用手摸,那比钓鱼痛快得多,而且见效快。家里来了客人时,大人便会把虾篓交给孩子:‘去,摸点虾回来’。或者是把鱼叉拿出来:‘去看看,那条黑鱼是不还在沟东头。’会捞鱼摸虾的人,平时总记着何处有鱼虾,以备不时之需。(陆文夫《故乡情》)这一段描述,点明了乡村孩子的生活角色,也道出了美食对生态的依赖关系。

   五是江中竞技。京剧《红灯记》里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他们很小就要参加劳动,为生计奔波。陆文夫童年,虽家境殷实,也体验过这种生活。所以,捕鱼捉虾,格外在行。他举例说,“孩子们如果要取鱼去卖的话,那就得到芦滩里去找机会。江边的芦滩里有很多凹塘,涨潮的时候这些凹塘都没在水里,鱼虾也都是乘着潮水到滩上来觅食,退潮时便往水多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便聚集在凹塘里。取鱼的孩子便乘着退潮时去戽尽凹塘里的水,往往会大有收获,弄得好会捞起几十斤鱼虾。但也要有点本事,首先是要会选塘,要看得出哪一个塘里有丰收的可能;其次是要有力气,要赶在涨潮之前拼命地把塘水戽干,把鱼虾都收进竹篓,而且还要来得及往回逃,因为潮水涨起来很快,一会儿工夫便漫过下膝。我记得有一次在芦滩里迷了路,是背着虾篓,拉着芦苇,从港河里游回来的。”(陆文夫《故乡情》)除了捕鱼,陆文夫也掌握捉虾的技术。他说,“发大水的时候小虾特别多,一群群地在水面浮游。这种小虾在夜晚特别趋光,只要在水边点起一盏灯,灯光照着藏在水中的一只筛子。小虾成群集队地浮游过来了,在灯光下聚集,这时,迅速地把筛子提起来,小虾就躺在筛子上面,弄得好,一个晚上可以捕获几十斤。此种小虾晒干以后可以收藏,冬天用它来烧咸菜豆瓣汤很是鲜美……” (陆文夫《故乡情》)这两段文字,说的都是捕鱼捉虾的技巧。体验过的人生,难以忘怀。所以晚年陆文夫,格外喜爱吃鱼。一写到鱼,便笔端生情,有细节有情调。那些捕鱼捉虾的知识技巧,也会源源不断,涌上笔端,读来令人艳羡。他曾写过一篇《秋钓江南》,可称得上垂钓的百科全书。

地方民俗

   陆文夫笔下的童年,也写到一些民俗。所谓民俗,就是地方的风俗习惯,它能折射百姓的生活、生产和社会风尚。古人为了管控国家,对民俗特别重视,把它当成治国依据。《管子·正世》就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管子说得对,有些旧民俗,可能会阻碍社会进步。比如,清朝中国引进铁路,就遇到这种事情。所以,薛福成《创开中国铁路议疏》认为:“民俗既变,然后招商承办……可以渐推渐广,渐续渐远。”不过,陆文夫笔下的民俗,与此稍有不同,只是泰兴、靖江农村的地方风俗。有的只与美食相关。

   磨豆腐——陆文夫对农村的劳动,体味较深。他写过磨豆腐的艰辛,“在当年的农村里,打铁、撑船、磨豆腐是三样最苦的活儿。”陆文夫说,“那时候,我们家里来了客人也都是韭菜炒鸡蛋,再加上一些豆腐、卜页(百叶)、鱼虾之类。农民很少有肉吃,当年的农村里有一个形容词,叫‘比吃肉还要快活!’是形容快活到了极顶。可见吃肉是很快活的,不像现在有些人把吃肉当作痛苦。农民要买肉需要到几里外的小街上去,买豆腐和卜页(百叶)却不必,村庄上有人专门做豆腐,挑着担子串乡,只要站在门口喊一声,卖豆腐的便会从田埂上走来做买卖,可以给钱,也可以用黄豆换。据说,磨豆腐是很辛苦的,有首儿歌里就唱过:‘咕噜噜,咕噜噜,半夜起来磨豆腐。’祖母告诉我说,三世不孝母,罚你磨豆腐。”(陆文夫《故乡情》)尽管辛苦,磨豆腐的手艺,还是世世代代有人做。因为,豆腐是中华饮食文明的瑰宝。元代吴瑞《日本用草》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王刘安”。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有记载。天宝 12 年(754),扬州和尚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做豆腐的方法。现在日本的豆腐包装袋上,还印有“唐传豆腐干黄檗山御前淮南堂制”字样。1996 年以前,泰兴为扬州辖区,从这个角度说,陆文夫也算扬州人。可见豆腐美食的国际传播,也有陆文夫故乡的一份功劳。

   烧茶——陆文夫曾说,“吃饭除掉疗饥和营养之外,它本身还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一种快感,一种社交方式,一种必要的礼仪。”(陆文夫《写在〈美食家〉之后》)道出了美食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观念的形成,与童年故乡的风俗有一定关系。陆文夫说,“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里,有亲戚或客人来时,一坐下来也不问什么‘您吃过了吗?’,我的母亲或祖母立刻下厨生火,每人一碗白水煮鸡蛋,三只,客人只能吃一只或两只,必须留一只,叫作‘有馀’。这是农民的作风,直来直去,用不着问什么吃过了吗?干脆吃了吧。此种礼节叫‘烧茶’,如果客人来了不‘烧茶’,那是一种轻蔑,不得了,以后就要断绝往来。有时候客人来了正好家里没有鸡蛋,母亲便慌慌张张地从后门溜出去,到隔壁的二婶或大妈家借点儿回来。”(陆文夫《你吃过了吗?》)烧茶,也称水铺蛋,又名“水浦蛋”,正确写法为“水潽蛋”。“ 潽”字,是液体沸腾溢出的意思。“水潽蛋”一般烧成 7 分熟,一口咬下,蛋液流出,口感爽滑,老少咸宜。家中来了客人,敬上一碗甜甜的“水潽蛋”,是中国江南及长江流域的传统民俗(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习俗,只是用料有所区别)。“水潽蛋”味美汤甜,代表对来宾的尊敬,也寓意主人的生活,幸福甜美。晚年陆文夫,曾写《你吃过了吗?》一文,便是对故乡的这一风俗,深入思考的结果。

   束修——陆文夫回忆童年上学,提到“束修”一词。“我 6 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那是 1934 年的春天。当时,我家的附近没有小学,只是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在十多棵双人合抱的大银杏树下,在小土庙的旁边有一所私塾。办学的东家是一位较为富有的农民,他提供场所,请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谈好束修、饭食,然后再与学生的家长谈妥学费与供饭的天数。”(陆文夫《乡曲儒生》)所谓“束修”,就是咸猪肉,古为拜师的礼物,也即现在的学费。弟子上学,要提“十条腊肉”拜师,是孔子定的规矩。《论语》说,“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集注》解释:修,脯也,十脡为束。脯是干肉,脡是条状的干肉。译成白话:只要有人拿十条干肉送我,我没有不教他的。可见,孔子办学,有教无类。朱熹认为,“束修其至薄者”。他认为“十条腊肉”,只是拜师的一点薄礼。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出身寒门的孩子,如颜回、子路、卜商、冉求、仲弓、原宪、伯牛等,有幸成为孔子的学生。当然,有些名师,收的学费也高。《红楼梦》第八回写道:秦邦业望子成龙,然而囊中羞涩,“因是儿子的终身大事所关,说不得东拼西凑,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带了秦钟到代儒家来拜见,然后听宝玉拣的好日子一同入塾。”

   陆文夫上学的时候,家境尚可。他 6 岁念书,是在“1934 年的春天”。(陆文夫《乡曲儒生》)他跟奶奶“从泰兴的一个叫作四圩的小村子里来到了靖江县的夹港口。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夹港口开设了一个轮船公司。”(陆文夫《难忘的靖江夹港》)这样的家庭,供一个孩子上学,应该不成问题。所以,除了缴纳束修 (学费),还举行了拜师仪式。“父亲送我入学,进门的第一件事49 便是拜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供在南墙根的一张八仙桌上,桌旁有一张太师椅,那是先生坐的。拜时点燃清香一炷,拜烛一对,献上供品三昧:公鸡、鲤鱼、猪头。猪头的嘴里衔着猪尾巴,有头有尾,象征着整猪,只是没有整羊和全牛,那太贵,供不起。”(陆文夫《乡曲儒生》)案头放的“公鸡、鲤鱼、猪头”,应该是束修之外的消费。虽不是“整羊和全牛”,也能显示陆家实力。陆文夫从小对美食产生兴趣,与这种经济基础,分不开。

   供饭——前面说的束修,只是拜师的见面礼。进入求学阶段,学生还要向老师供饭。陆文夫说,“最苦的要算是饭食了,附学是跟随先生吃饭,饭食是由各家轮流供给,称作‘供饭’。抗战以前供饭是比较考究的,谁家上街买鱼买肉,人们见了便会问:‘怎么啦,今朝供先生?’那吃饭的方式确实也像上供,通常是用一只长方形二层的饭篮送到学校里来,中午有鱼有肉,早晚或面或粥,或是糯米团子,面饼等。我走读的时候同学们常偷看先生的饭篮,看了嘴馋。”(陆文夫《乡曲儒生》)这一段话,有一个重点:故乡对私塾先生的供饭,“抗战以前”比较“考究”。只是陆文夫很不幸,读私塾就爆发了抗战。陆文夫说,“也许是国难当头吧,我们师生三人经常吃不饱,即使吃不饱也不能吃得碗空空,那是要被人笑话的。有一次轮到一户穷人家供饭,他自家也断了顿,到亲朋家去借,借到下午才回来,我们师生三人饿得昏昏。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饥饿的滋味,饿极了会浑身发麻、头昏、出冷汗。当然,每月也有几天逢上富有的人家供饭,师生三人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对于这样的日期,我当年记得比《孟子》的辞句都清楚。”(陆文夫《乡曲儒生》)可见战争年代,陆文夫对美食,留下了特殊记忆。他日后能成为美食家,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内容可见,陆文夫能成为美食家,故乡功大莫焉。家庭经济的作用,社会动乱的影响,生活方式的熏陶,自然资源的富庶,地理环境的独特,都是美食家成长的重要因素。这种现象,在许多作家身上,都有体现。“普鲁斯特小时候,在姨妈家吃的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由此产生了三千多页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汤圆、蚕豆、当甘蔗啃的玉米秸……儿时可怜的零食留给毕飞宇的,却是分享的滋味,江南草房子和大地的气息,更一路伴随他的写作生涯。”(陈丰《王安忆、苏童、迟子建等知名作家的童年故事》)可见,童年故乡的美食,会成为作家神归故里、文思飞扬的媒介。文字中飘溢的美食香味,恰如一缕缕缠绵的情丝,编织着作家的往事与情怀,也是他们一生充满文学激情的源泉。成年陆文夫,之所以成为苏州美食家,也与苏州特殊的美食资源、环境有关。下一章“最爱苏帮菜”,我们专门聊聊这个话题。

镇江锅盖面

◎ 裴 伟

   锅盖面是镇江特有的早、中、晚餐均可享用的主食品种之一,由于其特殊制作工艺、独特的风味和传奇的故事,不仅是家乡游子的舌尖记忆,还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爱。锅盖面是公认的镇江地域美食品牌。

锅盖面制作工艺

   锅盖面,选用之面条有“机面”,也有手擀面(刀面),手擀面制作有四道主要工序:

   一是跳, 就是把揉和成的面放在案板上,由操作人员坐在竹杠一端,另一端固定在案板铁圈,上下颠跳,反复挤压成薄薄的面皮,用刀切成面条,具体分 :

   和面:将面与碱水和透(做到三光:缸光、面光、手51 光),用拳头反复挤压面团成长方形。

   跳面: 将特制的毛竹杠(直径 10-15 厘米)一端固定在墙上,面块置于案板铁圈,人坐于竹杠另一头反复颠跳直至面皮表面光滑如缎无有丝毫罅缝,厚度约1.5cm

   擀面 :用大擀面杖将面皮卷起,两人合作,在特制竹床上反复滚压直至面皮至 1.5mm(两端人员需左右交替进行,竹床可增加压强从而省力)。

   切面 :将擀好的面皮叠成(前面像个滩、后面像个坎)的形状,用专业大刀切成 3.5mm 宽的面条,在案板上将面条揉成弯曲状。

   二是漂。大锅里漂着小锅盖,四周透气但开水不外溢,锅盖压住翻滚的面头,控制对流速度和路线,不论如何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保持基本不变,面条贴于锅盖下,水在其周边沸腾,水与锅盖之间没有空隙,下熟的面条很筋道。

   三是熬。酱油熬制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关键。镇江酱油久负盛名,《至顺镇江志》载“酱邻境多仰给于此”。锅盖面选用本地特供黄豆酱油,加入 20 余种佐料,如桂皮、香草、八角,野生菌菇、江虾籽、鸡骨等,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 3 个小时,加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当天使用。

   四是浇。“面锅里面煮锅盖,先烫浇头再烫筷”。锅盖面浇头为本地荤素时鲜,如长鱼(黄鳝)、腰片、肴肉、碎肉、斩肉(肉圆)、牛肉、鸡蛋、猪肝、香干、干丝等。这些食材在面锅里生烫成熟。

锅盖面美味内涵

   地道的镇江锅盖面汤清面软,不粘不乱,青头鲜嫩,爽滑不粘牙有劲道。香气弥漫,碗里红中点绿、热中溢香、面条之爽,比大餐有味淋漓尽致。

   锅盖面好,好就好在“跳面”的柔韧。通过上下颠跳、反复挤压成面皮,用刀切成或宽或细,由于不是机压,面条中多毛孔,易于吸收汤汁,对面团反复跳压、折叠、再跳压,直至达到认可的柔韧度。它外观简单,内在精致。

   锅盖面奇,奇就奇在“面锅里煮锅盖”。下好面条,要掌握多种要领:火候、水温、速度、眼力、记忆力缺一不可。水开后,师傅从匾中抓出不同的面条迅速投入小锅盖四周,锅中的沸水,由于锅盖的压制,只能在四周有序地翻小浪,掀不起大浪,而面条在锅盖的规制下十分“老实、安稳”,互不缠绕,也不会浑汤。由于是在半沸半闷中成熟的,有效保持了柔韧度和筋道。面条不“胡搅蛮缠”,也给师傅快速捞面带来方便,据老师傅说,20 碗以内的面条,1-2 分钟可捞完,时间一长,面条就烂了。当然也有老人或牙口不好的食客喜吃烂面,还有年轻人喜硬面。这些要求,师傅均能一一满足,几种面头,放在一个锅里,轻、重、缓、急,凭师傅记忆,辨别面条成色,他们交付得清清楚楚。“面锅里煮锅盖”根据传说,这是店家下面匆促之间将副锅(蓄温水的二锅)掉入主锅(大锅),形成面锅里煮锅盖的景观,但这样下出的面条口味更加。究其原因,大致起 3 个作用:一是聚气吸面,使面条在锅中不散不乱;二是易观察水温,便于及时点水;三是使面条受热均匀,便于熟化。这样下出来的面条绵醇,爽滑,味道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

   锅盖面鲜,鲜在汤料醇厚,俭丰由人。汤料有红汤白汤之分。大店用小鱼炒成汤鱼,加上猪腿骨(筒子骨)与姜、葱、料酒、豆油、荤油熬制成的白汤下面,叫白汤大面;红汤即酱油面,关键是选用百年老厂恒顺集团生产的优质酱油为底熬成秘制酱油,下面时再放麻油、荤油。吃法上还可分干拌和汤吃,由顾客自选。

   锅盖面美,美在浇头嫩滑,唇齿留香。店家根据顾客的喜好,备有各种荤、素原料,有肉丝、猪肝、腰花、长鱼、鸡蛋等供其所需。各种浇头在面锅里生烫成熟,鲜嫩爽口。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锅盖面在镇江这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因素下孕育而成,“水土深厚而物产奇”,造就了镇江锅盖面绵柔醇香、软硬适度、众口同爱这一特定品质。

三怪口碑及锅盖面文化

   锅盖面,原名火(伙)面。在镇江城区及周边至少有 150 年历史,也称小刀面、跳面。有人认为“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军营的编制带过来的遗迹”,故名“火面”。

   1922 年《镇江指南》载“火面铺城内有数百家,其营业虽小,获利则颇厚”,情势确与今日锅盖面在镇江的地位相似。但就笔者生活经历,锅盖面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传播开来的本地面条称谓。

   本地饮食界前辈陈其福认为锅盖面本质是早晨的便餐,是镇江本土最草根的早餐之一。镇江面,早年有两种叫法,一说水面,一说火面。水面是指作为原料的面条制作方法,而火面是指作为美食的烹饪方法。陈其福能如数家珍般报出大西路周边十多家火面店的具体52 方位、店面特色甚至各家师傅的姓名。

   陈其福根据他的回忆,创作了一首亦诗亦文的小文给笔者,而本地画家朱正茂根据小文,精心创作了一幅民国镇江火面店的情景国画:在一幅“酱园”招牌隔壁,一位火面师傅操拿着竹篓和长筷,在灶台上为食客捞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火面。食客中有挑夫、小贩、推独轮车上城的农民兄弟,还有位戴着眼镜着长袍大褂的教书先生,三教九流大快朵颐。画幅右侧还有一插墙竹棍,支在面板上方,那是该店挑杠担面的工作平台。

   那么镇江锅盖面到底有什么特点,“镇江美食三怪”谚语到底起源于何时?在市委市政府从事接待工作多年的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京口饭店经理周文翔有专门的论述。

   周老认为,面食是中华美食的重要成员,为了使面食有黏性、柔韧度、筋道,我国各地保留很多传统的制作工艺。我们的传统做法就是对面团反复跳压、折叠、再跳压,直至达到认可的柔韧度,这是镇江独有的工艺,它外观简单,内在精致。

   为什么这么说?周文翔进一步解释说,锅盖面的原料,十分普通,到处可见,随手可买,没有名贵的出身和价格。主料面粉,曾经是镇江面粉厂或小的磨粉作坊生产的标准粉,相对精粉价格便宜,是一种乳白色的中筋粉,筋度及黏度均衡,弹性、延展性较强,口感柔韧,麦香浓郁,营养价值高,未施农药化肥,更没有添加漂白剂,是天然的绿色食品,做锅盖面的好主料。辅料有口碱(因产张家口、古北口故名,又称食用面碱),是食品的疏松剂,能去除面团的酸味,防止变质,给面条带来色(淡黄色)、香(碱香)、味(柔润)、形(清爽光滑),增进人的食欲。还有食盐,增强面的弹性和强度,能吸收和调节湿度,控制和阻止发酵过程,有利面筋的生成和提高,确保面条的塑性变形和延伸时不断条。种种要素集中造就了镇江水面。

   但周文翔说,那时候,是没有镇江锅盖面一说的。人们说得更多的是火面(也有和面、伙面一说),所谓火是开伙、打伙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下碗面吃吃”。面里也没有多少浇头。

   镇江地方史研究学者严其林儿时曾在中华路外婆家生活了好些年。他记得外婆经营的严记石灰店位于中华路狮子街口西,隔壁就是著名的“杨大漳火面店”。在严其林印象中,食客吃光面的多,有带汤和干拌两种,面碗通常只放些蒜花。加浇头的面贵些,常见的有烫青蒜、烫干丝、烫牛肉丝等不多的几样。当然,那时候,人们都说跟老板说“下碗面”。

   那么,镇江锅盖面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镇江锅盖面有千年历史,这种说法显然夸大其词。说镇江人吃面食的习惯有千年历史恐怕并不为过,但锅盖面的名称决计没有这么久,但我们并不否认,镇江面条和各地面食一样,是很长时间不断传承发展的结果,是一步一步从简单的“火面”发展而来的。现在很多面店中张贴锅盖面的宣传画,说什么乾隆皇帝下江南吃过锅盖面,那是宣传的噱头,作为招徕生意,无可厚非,但如果把锅盖面作为本土草根餐饮文化来探究,还必须本着做学问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开展,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还原其本来面目。

   据周文翔回忆,旧时的镇江火面店,大多经营灵活且价廉物美,紧接地气,店家往往诚信待客,因此火面也作“和面”,意为结缘,和气生财。如何接地气?当时的镇江城里城外,面铺面店分布大街小巷,有如杨大漳类的大店,也有更多的不知名的火面铺,连幌子都没有,就在街头巷尾,为往来市民和街坊邻居提供方便。面条往往是香油光面,没有任何浇头,而且,店家通常并不供应“浇头”;若有讲究的食客,会自带佐料,如家中自己熬制的蟹油、腌辣椒、炒酱等,店家会主动减去几分本钱,无需说明,互有默契;也有顾客自带青蒜、香菜、牛肉丝、猪肝、腰花等外加材料,锅上师傅主动配合,用“搭罩”下锅烫好,放入碗中,不厌其烦;也有堂吃的顾客自带大饼、烧饼、油条,向店家多讨一点面汤,店家照例有求必应,顾客就像吃羊肉泡馍一样,把大饼、烧饼、油条揪成小块泡入汤中,暖暖和和饱餐一顿;遇有乡野进城的车夫菜贩,自带冷饼馍,向店家讨要一碗面汤,就饼充饥,只要数量不大,分文不取;干拌面是顾客的常选,店家会按需要做出,热拌面就用搭罩把面汤甩干倒入碗中,凉拌面就把面条浸入凉开水中,再用搭罩甩干入碗,使顾客满意;水钵中各种面头多了,捞出用搭罩在锅中烫一烫,放上佐料,降价售给贫穷的顾客。因面条浸在冷水中,所以仍保持柔韧和筋道;衣衫褴褛的乞丐上门乞讨,店家见之不忍,十分同情,会把积存钵中的面头捞一点烫一烫,拌点酱油,施舍给乞丐,使他们感激地离开,两三天不会再来;还有以物易物,小商贩手中的面粉、猪油等常用原材料,作价给店方,如不立即付款,则店主记账,吃面抵消。

   那么,火面什么时候变身为“锅盖面”的呢?周文翔告知笔者,他自己亲身经历了“锅盖面”的取名。

   1977 5 31 日的上午 8:30 召开的一次“半官方”座谈会。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周文翔有做工作笔记的53 习惯,而且自己也较好保存了大量记录本。他给我们提供了那个不起眼的工作笔记,看到上面的日期、地点、人物,他清晰回想起这段珍贵的偶然记忆。

   那一年初夏,他任金山饭店副经理,接待首长及外宾时常常客串导游(注:金山饭店即现京口饭店,是当日镇江唯一接待首长及外宾的宾馆)。1977 年,“文革”结束刚刚半年多,那几天,时任南京医学院教务处主任的姚荷生教授从南京来镇江出差,姚荷生在解放初期曾任市人委文教局局长,也是新中国成立伊始《镇江的名胜古迹》的作者,是老作家、文史专家。由于文革期间,镇江名胜古迹破坏严重,亟待修缮整理,作为景点管理机构的市园林管理所非常着急,副所长张凤是十分活跃热心的文史爱好者,他听说姚荷生回到家乡十分高兴,就策划召开这个座谈会,请来了民间文艺、地方文史界的部分长者和姚教授一起聊聊,听听各位意见。

   周文翔说,自己的工作是为座谈会提供服务,照理自己只要把会场安排好即可。但出于岗位角色,觉得这么多专家学者在本店座谈地方文化,机不可失,于是就认认真真旁听了会议。可惜的是,过程中几次有事被叫走,记录断断续续。

   根据记录可看出,座谈会召集人、联系人、主持人是时任市园林管理所副所长张凤。参会人员:张凤、姚荷生、刘锡康、宗震名、陆九皋、赵慈凤、郭维庚、李植中、王骧、胡鲁璠、杨瑞彬等。

   会上讨论了很多风物掌故,其中“早茶镇江三怪”,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成形”的。与会的耆宿学人很熟悉本地饮食文化,搬出了陈年旧事佳话,模仿“贵州八怪”“东北十怪”的格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拼盘出“镇江三怪”。

   这一提炼非小,通俗易记,朗朗上口,迅速传遍开来,成了镇江家喻户晓的三句话——“香醋摆不坏,肴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提升了镇江饮食形象。自此以后,张凤凡是陪同首长(中央及省一级领导到金山、焦山、北固山及南山参观,通常是张凤负责接待介绍)都以“三怪”介绍镇江。周文翔说,后来自己在陪同首长和外宾时也毫无例外地介绍“三怪”,不仅如此,回饭店还请他们品尝,并“指物讲怪”。周文翔相信,参加座谈会老前辈,也一定是“镇江三怪”的宣传员,这个几何级数的翻番速度,奠定了“镇江三怪”名扬海外的基础。

   时任镇江市饮食服务公司宣传骨干刘乃生(后考入报社,退休前任镇江日报社副总编辑、主任记者)等 3人在 1980 年第 7 期《食品科技》上联合发表的有关镇江锅盖面制作传说文章,文章无科学原理,却是镇江锅盖面名称首发国家级专业刊物的文献,是镇江锅盖面在食品界得以正式定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锅盖面的读法和释义,笔者还与镇江籍语言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韩陈其教授有过交流。出生在镇江新河桥的韩教授是专门研究汉语“名名结构”的学者。他认为,首先,“锅盖面”在镇江人的语感里自然而然是一种“2+1”语音节律的汉语“名·名”结构,其实不明就里的外地人很可能误解为“1+1+1”语音节律的汉语“名·名”结构,即“锅 + + 面”,这样便增加了“锅盖面”的神秘感和外地人的探究欲望。其次, “锅盖面”这个汉语“名·名”结构的语义框架是“质材 +食材”,语义框架“质材 + 食材”,语义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般只能形成并列或者分列结构而不是偏正关系的修饰限止结构,而镇江“锅盖面”却是一个偏正结构。第三 “锅盖面”这个汉语“名·名”结构的语义框架是“质材 + 食材”,虽然形成了偏正关系,然而这个“名·名”结构却不是修饰限止结构,而是一种语义离散的游离的“名·名”结构,正因为这种结构为“锅盖面”的释义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此外,“锅盖面”这个词汇“名·名”结构的释义,因人而异,因象而异,因想而异,韩先生的释义是:“锅盖面”是一种因为漂浮的木质锅盖对面的煮熟产生特殊美味作用的镇江面条。

   锅盖面的英文名是啥?笔者专门请教了曾在镇江师专工作过的著名翻译家、作家、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姚君伟教授等英文专家,他建议“镇江锅盖面”——可译为:ZhenJiang Noodles(或 ZhenJiang Lidded Noodles),其中 Noodles 永远使用复数形式。

   事实上,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后,镇江锅盖面渐成气候,为今天繁荣的锅盖面市场奠定了基础。镇江地方文史学者严其林认为,现在遍布镇江大街小巷的锅盖面店下的面与早年的镇江“火面”,是今非昔比,一是几乎不卖光面,而浇头品种多达十数种,除浇头外又加韭菜段、绿豆芽之类。二是面条经机器轧成韧性不足,佐面的作料质量大不如前,加之汤水过多,自然少了生抽、碱面等自然的鲜美,多了酱料和浇头的鲜美。三是量多,一大碗面下肚,也能应付中餐或晚餐之需。陈其福的观点同样与时俱进,他说 21 世纪的锅盖面店,不仅要传承发扬老镇江火面的传统特色,还需更新换代再上台阶。从传统火面到锅盖面,不仅是改了名称,更需努力适应新时代食客的新口味新需求,从而立足镇江,叫响全国。

镇江甘露寺茶食

◎潘春华

   千古名刹甘露寺坐落于古城镇江东北隅的北固山主峰之巅,相传为三国孙、刘联盟刘备东吴招亲之所。甘露寺不仅装扮华丽,寺内终年香火缭绕,磬声不绝,而且旧时的茶点食品颇有名气。

   甘露寺的茶食生产历史悠久,称得上寺庙食品业的老字号,茶点品种各异,多为寺内僧人制作的素食糕饼干点。甘露寺茶食除作敬神供佛祭品外,还兼作待客之用,食用时,一边饮着清茶,一边吃着茶点食品佐茶,估计这就是茶食名称的由来。甘露寺茶食选料、加工皆十分讲究,选用上等面粉、糯米粉、玉米粉、豆粉、纯素酥油、优质白糖等作主料,以果仁、蜜饯、芝麻、松子作配料,辅以桂花、玫瑰、薄荷、橘皮等天然香料及中药材,采用烤、烘、炸、蒸等方法,制成形态各异、风味不同的饼、糕、酥、片等糕点品种。甘露寺茶食具有以酥为主,软、脆分明,甜咸适宜,柔松多味的特色,逐渐形成了南北口味兼收并蓄的寺院素食茶点风格,蕴含了佛教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理念,深受文人雅士、香客们的钟爱。

   古时,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来甘露寺相聚,寺内施茶僧常为客人沏一壶名茶,并需备四样茶食款待。这四样茶食通常在八珍糕、玉带糕、香米糕、凉团糕、桃酥、一口酥、酥油饼、杂食果之中选择;还要有四种干果,如大枣、柿饼、花生、干荔枝或栗子、核桃、葵花子、松子等,可随季节而变;再选二种时令鲜果,当然,喝茶者不食水果,只是摆摆样子而已。凑足了这十样,俗称“实实在在”。甘露寺茶食、干果是客人闲聊之时,消除单调喝茶乏味的一种休闲食品,也是古代寺庙吃茶法的延伸和拓展。

   八珍糕是甘露寺传统名点之一,相传源于明代,时名僧洪恩住持甘露寺,因“看帖烹茶”而享名,但少有人知,洪恩懂医,因而创新茶食“八珍糕”。该糕以炒至淡黄的糯米粉为主料,配以炒山药、炒莲子肉、炒芡实、炒扁豆、茯苓、砂仁、薏米仁、桂花、绵白糖蒸制而成。其色泽为米黄色,口感松软,略带中药味,不僵口,有益气、开胃、健脾、消食、通便、利湿的养生特点,食后有迅速补充体能之功效。但是,八珍糕只有尊贵宾客才可享用。

   玉带糕是甘露寺的又一传统名点,且历史悠久。相传源于宋代,因苏东坡在镇江金山寺与主持佛印高僧打赌,输掉了玉带,寺僧为了纪念此事,特做长条切片桂花糯米糕。早年,金山寺做玉带糕享有盛名,甘露寺也学着做玉带糕,因甘露寺茶点制作讲究,因此后来的人们都知甘露寺麻油桂花玉带糕,而不知该玉带糕源于金山寺。甘露寺桂花玉带糕的色泽纯白,口感松软,甘甜香糯,吃在嘴间有细沙糖粒,因此,越嚼越甜越香。

   桃酥是甘露寺待客常用的传统茶点食品之一,用低筋面粉、纯素酥油、优质白糖等做原料烤制而成,表面呈金黄色,酥脆甘甜,馨香诱人,受到香客及文人雅士们偏爱。

   甘露寺酥油饼,虽是通常的早点葱油烧饼,但用料考究,制作小巧、精细。酥油饼里加入纯素酥油、香葱、精盐和细米生姜,吃起来满口酥香,别有一番风味。

   甘露寺还有一种茶食叫“一口酥”, 其形似矮矮实实的蛤蟆,表面蘸满白芝麻烤制而成,口感香酥浓郁,所以民间称“蛤蟆酥”。为什么寺僧不称“蛤蟆酥”?因为蛤蟆是动物,僧人不可残害生灵,故称“一口酥”。一口酥齿咬口中则酥,一压则酥碎。其底、面黄而不焦,适合干食。当然,也可以开水泡食,吃起来则清香爽口,回味无穷。

   凉团糕则是一种夏季茶点食品,俗称“打糕”, 即将糯米煮熟,用木槌反复敲打成粘面制成,通常“晚茶”时食用。凉团糕色泽白润、细腻,入齿绕香,糯滑爽口,别有风味。糕内包馅,有甜、咸二种,甜为芝麻糖、红豆沙、绿豆沙等;咸,按时鲜菜而定。一般上二种馅,一甜,一咸,只有尊贵宾客上四种馅,二甜、二咸。不过,当上此道茶食时,也预示着此次相聚随之结束。

   旧时,甘露寺茶食在镇江城内外颇有名气,香客、游人如云,香火旺盛,引得城里乡间众多寺庙纷纷效仿,甘露寺茶食制作工艺及配方便随之传入民间,从而也带动了镇江茶点食品业的兴起和发展。

意融于形 形以达意

——巧生炉的造型艺术

◎陈冠丞

   传统工艺品设计对于我们新一代技艺传承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设计既要体现传统工艺品所承载的文化,又要与现代人审美观相结合,并产生共鸣,使传统工艺品在实用和观赏的过程中达到传承中华文明的效果。

   以我所传承的巧生炉铸造技艺中造型艺术为例。点、线、面、形是铜炉创作的语言和基本元素,但如何运用和组合这些元素,直接关系到铜炉造型的美感。所谓“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这种对艺术元素的运用自有其巧妙。应用成功,可以令铜炉体现韵味和美感,运用不成功,铸造出的铜炉可能会“怎么看都不那么顺眼”。如何将点、线、面、形这些元素运用恰当,关系到形式美的规律问题。在铜炉造型中,美感体现在对称的平衡所产生的稳定感,这种稳定感是通过炉口、炉身、炉腹、底足和炉耳的比例关系和对重心的设定来实现的。

   大部分传统铜炉造型重心较低,底足采用圈足或者外撇状炉足,同时采用中轴线两侧造型对称,营造出安静、端庄、典雅的感觉。在巧生炉的创作中,我也作了一些突破传统的尝试,设计了一款器型修长的怪品套炉。全炉呈方形,炉身主体和重心位于上部,四个柱足直立。高耸的造型、修长直立的底足、重心偏高的设置无一遵循传统的造型规律,但铸成后的铜炉依然具有稳定感,其中的巧妙就在于炉耳和底座的搭配和映衬。衔环兽首炉耳圆环下垂,令观赏者的视线自然向下延续,造成重心下移的视觉错觉。炉下部承袭方正风格的底座,与上部的炉身形成呼应,一方面底座增加了全炉的高度,另一方面,则实现了炉身上部与下部的平衡,重心从炉身上部下移到中部,在视觉上感受更为稳定。这就是利用修饰元素来增强平衡感和稳定感的一个示例。

   中轴线对称可以带来平衡感,但绝对的对称也容易导致僵硬和呆板的心理感受,如何在保持平衡感的同时打破绝对的对称,也是“巧生炉”造型实践中的一个挑战。为此,我父亲陈巧生在多款铜炉造型中为铜炉增加炉盖,这些炉盖设计总体承袭炉身的风格,但在盖钮的位置,一般会采用生动写实的瑞兽造型,或者自然石材,通过这种不对称的细节打破整体的绝对对称。这一细节的点缀,在对称的平衡造型中增添了不对称的元素,令铜炉整体呈现不对称的平衡感,既不会打破整体的稳定感和平衡感,又为铜炉增添了灵气和活力。

   比例是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全体之间的数量关系。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中一直运用着比例关系,恰当的比例关系则带来一种谐调的美感,成为形式美法则的重要内容。铜炉造型的比例关系是根据铜炉功能的要求、制造工艺的可能条件并结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而形成的。如鬲式炉是高度最低平的一种造型,平口,口径与腹径较大,炉腹底部近乎平面,整体凸显端正、稳重之势。在造型元素的应用上,铜炉整体造型和各部分造型中通常会参考和遵循黄金分割的比例关系,在形体大小、体量关系、装饰元素与主体造型等方面也会对比例问题有所关注。

   铜炉造型需要考虑比例关系,但黄金分割并非唯一比例关系。无论古今,如果铜炉设计者单纯追求通过黄金分割比去塑造铜炉造型,铜炉造型就会陷入僵硬的统一,逐渐丧失生动的气韵。 这 也 是 为 什 么“巧生 炉”在 造 型 创 作 过 程中,仅仅是学习古代造型而不会单纯模仿古代造型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讲,受制于工匠自身的素养,古代工匠的美学修养往往逊于今人,一些古代铜炉造型在设计之初往往在造型上缺少斟酌,这些铜炉具有文物价值和工艺价值,但美学价值有所欠缺。所以今人不应该不加分辨的去模仿古代铜炉的造型和比例,而是要利用形式美的规律和法则观察古代铜炉,思考古代工匠如何巧妙运用铜炉造型的元素实现创新和突破。

   铜炉造型过程中还涉及到多样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多样性是铜炉造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统一性则是铜炉造型最终要达到实用与美感的有机结合。多样性体现在不同铜炉造型的变化,这些变化遵循统一的形式美规律和法则,运用相似的创作语言,体现传统气质,其目的则是创作更为丰富、更加美好的铜炉造型。多样性与统一性把握得当,可以令简洁的铜炉造型不会失之单调乏味,复杂的造型则不会流于繁缛琐碎。

   造型需要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节奏与韵律,它是各种造型元素有规律的变化,有节奏的增减,以及各种元素的重复和呼应。韵律原指音乐的声韵和节奏,是一种人们心理活动与自然的和谐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心灵反映,是一种人们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共同的自然要求。观赏者的视线沿着铜炉形体的表面蜿蜒起伏,在整个运行中获得愉悦的感觉,并形成特有的美感。铜炉造型中常见的韵律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起伏变化、连续变化和渐次变化的韵律。

   桥耳炉两耳的过渡和起伏,千岁寿菊炉和瓜棱炉肩腹部边缘的起伏,都使整体造型富有韵味和形式感。这种造型曲线变化反复出现,形成了节奏,使铜炉产生了韵律感。渐次变化的韵律主要表现在铜炉造型的纵向关系上,铜炉口沿、肩腹和底足之间呈现明确的阶段关系,过渡曲线或折线的曲度和角度依次递进,而每一段形体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 这种变化也可以产生韵律,增加造型的节奏和美感。我父亲陈巧生仿宋代梅瓶设计的铜瓶就是将线条进行渐次变化,呈现变化的S 型曲线,塑造了铜瓶的美感。铜瓶造型使人联想到婀娜的少女形象,从头至脚曲线的渐次变化形成自然的过渡,引起韵律的变化,使整个设计产生一种优雅的动感,富于生动的情调,令固态、静止的造型物体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感。

   铜炉造型还要注重器物的力度。自古以来,铜炉就是祭祀礼仪的重器,在造型中历代工匠也注重对力的表现。作品的力量感是视觉和心理上的感知程度,是铜炉形式美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力度的存在和表现,才使一件作品具有“生命”,有力度的铜炉造型才会兼具美感和活力。铜炉的力度既源于铜这种古代贵金属,又源于各种造型的形式结构。金属铜坚硬、冰冷,作为古代铸币的金属,又有一种天生的贵气,另一方面铜炉在造型上也更为注重对于力度的表现。比如马槽炉,周身线条笔直,炉身平壁峭立,直线尖角;两侧戟耳是古代兵器戟的抽象,无论从线面的运用还是抽象化符号的应用,都在视觉上集中表现出力的作用点、方向感和强度,整个器物体现出较强的力量感。

   上述这些形式美规律在铜炉造型中的应用,令巧生炉形象表现得更为充分、性格特征更为鲜明,更好的体现出作者的个性和时代风貌,赋予了铜炉灵活性和创造性。带座狮首耳马槽炉

切中时弊 普适当代——读《曹氏宗谱》(育政堂)札记

◎ 徐振辉

   育政堂曹氏是世居常熟、与南通余西曹氏同宗的一个族系,其《曹氏宗谱》是份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家谱遗产。笔者研读数遍,收获良多,稍作札记,请诸君赐教。

   《宗谱》包括序言、族规、家训、世系等部分,2012年重修时又增加当代曹氏人物小传及重修情况。由于家谱是历代不断修纂增添的动态过程,因此很难确定立谱的最初时代。现重修谱中有举人顾懋熙作的序,标明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冬月。在此之前多次修纂未成,因为“祠宇无成,祭田莫给,遭兵燹(xiǎn,野火)祝融(神话中的火神)之难,而各家谱牒俱致失传。幸卅世孙颍芬公世守勿失,其家尚有旧本焉”。由此推测,谱中族训和家训部分可能旧本中早已有之。后来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绪二十六年又两次重修。家训中引用到《朱子家训》的话,而朱子(伯庐)是明末清初人;族训中有排斥僧道的规定,与康熙十二年(1673)的禁令有关。所以旧本中族规家训的内容应在康熙在位前期就已定型了。

集家训之大成

   一般的族规家训都列出几条,或编著者撰写若干文字,而育政堂《曹氏宗谱》却摘引古代名人或时贤嘉言警句,因而形成既是语录体例,又是集家训大成的独特风貌。这些语录,时代从先秦、南北朝到宋、明至清初,而重点是宋代。宋代最有名的家训是袁采的《袁氏世范》,后人据此书名而称袁采为袁世范。

   《宗谱》家训中出现的宋代名人很多。如教育家胡瑗,理学家邵雍、张载,名臣范质、司马光、范仲淹、胡安国、真德秀、袁采,学者陆梭山、吕大忠、王十朋,文学家苏轼、杨亿、范益谦等。尤其是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宗谱》共选录了10则。

   宋代家训言说之盛,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史学家柳诒徵说:“有宋诸帝,崇尚文治,而研穷心性,笃于践履之诸儒,乃勃兴于是时。”宋代儒家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修身为人之道,以修身为起点,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而家训是他们实现文治的一个重要载体。

   名人名著的经典地位能起到更好的告诫劝惩作用。如家训“事亲”一节,选录真德秀、司马光和《礼记》中的语录,“教子”一节选录石碏(què,春秋时魏国大夫)、司马光、曾子、袁采、《颜氏(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家训》《杨文公(杨亿)家训》、横渠张先生(北宋张载)、曹大家(后汉史学家班昭)《女戒》、马援(后汉将军)。

斥僧道之异端

   族规中有“祖训十三条”,除个别条款与当今时代有悖或不适应外,极大多数与一般族规无多大差别。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视僧道为异端而排斥。其中三处提及:“丧事主于循礼,毋信僧道”;“葬地在于稳便,勿徇地师”;“毋为奴隶倡优僧道,以辱祖宗”。另外在“家训·谨内外”中,引《蒙南乡约》语:“妇人亲属有为僧道者,不许往来。”

   明清两代佛道虽处于衰落地步,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已深入人心;千百年来各种仪式演化为民俗活动和民间节日,成为日常生活尤其是丧事的重要部分。僧道利用民间信仰及对菩萨鬼神的崇拜心理,以降妖捉鬼、诵经拜佛为业。清代几个皇帝大多信佛,但对建佛寺、剃度僧都有限制;特别是康熙和乾隆,都曾有过严厉的措施抑制僧道。康熙十二年曾禁止白莲、焚香、混元等民间宗教组织的活动,不许“聚会念经、执旗鸣鼓、聚众拈香”,甚至规定“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乾隆曾多次下令取缔不法僧尼。但到乾隆晚年,天下僧尼已达40万人,多为迷信游食之徒。笔者认为,康熙时有此禁令,因而育政堂曹氏商订族规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并严格申诫族人遵守当时的法规精神。但后来各朝对僧道或敬或禁,或兴或废,而丧事活动、风水勘测等迷信活动仍代代相传,愈演愈烈,至今不衰。所以当时曹氏如此规定,既切中时弊,又昭示后人,其价值不容小视。

有佛在家,何不供养?

   家训第一条是“事亲”,其中多有精粹之言,如:真西山(真德秀)曰:“父母者子之天地也,为人而慢天地,必遭雷霆之诛;为子而慢父母,必得幽冥之谴。”王十朋见人礼佛,呼而告之曰:“汝有佛在家,何不供养?”盖谓人能奉亲即是奉佛,若不能奉亲,虽焚香百拜,神亦不佑。此理甚明,幸无疑焉。

   仁爱精神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敬父母是人伦之天地,轻慢不得。在封建社会中,孝为百善之先。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信仰不同,严重影响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早在南朝梁代,刘勰在《灭惑论》中批评佛教的“三破”:“一破”曰“兴佛破费,使国空民穷”;“二破”曰“入家则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五逆不孝,不复过此。”还指出佛教主张拜佛不拜父母,信徒竟听从之,以至儿子先作沙弥,母后作尼,则向其儿子跪拜。“不礼之教,中国绝之,何可得从?”所以王十朋说“汝有佛在家”是针砭因佛废孝的异端。《林则徐家训》中有“十无益”之说。开头二句即为:“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申述的也是这个道理。

   《礼记》对事亲有很多具体要求,如“曲礼”规定子女晨昏定省、出返有告;“内则”规定父母有过错该如何,父母发怒该如何,甚至“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这些虽有繁琐苛刻一面,有的属于“愚孝”,但其基本上是合乎传统孝道的。

开笼放鸟而捕之误

   家训中有“教子”一节,说理甚为浅显亲切:石碏谏卫庄公曰:“……自古爱子而不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何可胜数!夫爱子当教之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人之爱其子者,多曰‘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是犹养恶如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哉。又如开笼放鸟而捕之,解缰放马而追之,曷若勿开勿解之为易也。”

   卫庄公的儿子州吁恃宠好武,庄公对他不加管教,石碏劝谏他也不听,而且石碏的独生子石厚也跟州吁沆瀣一气。后来州吁弑掉继承王位的哥哥卫桓公而篡位,因祸国殃民,受到朝野反对。后来他与石厚一起到了陈国,石碏叫陈国杀掉州吁,又派家臣杀掉石厚。历史上称是大义灭亲。但石碏对儿子未能及早教育,以致造成极为惨痛的教训。《颜氏家训》也指出:“父母无深识远虑,不能防微杜渐。溺于小慈,养成其恶故也。”

   为了从小教育好孩子,司马光具体地规定从幼儿开始至十岁,男女都有不同的礼仪和阅读要求。曾子认为教子“不导之以道,是弃之也;然强之,或伤恩,故以日月渐摩之也”。这与历来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是一致的。

一切世味淡薄方好

   家训“重俭约”要求后人杜绝奢华,过俭朴、简约、平淡的日子。这部分重要的语录有:胡文定公(北宋政治家胡安国)曰:“人须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贵相。孟子‘谓堂高数仞,……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 。 ’ 学 者 须 除 去 此 等 , 常 自 激 昂 , 便 不 到 得 坠地。”东坡云:“自今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胡安国所指的“富贵相”就是孟子说的居食之豪奢,声色之淫佚,田猎车骑之威势。“我得志,勿为也。”就表明他“富贵不能淫”的气节。苏轼单从饮食说“三养”,表明他的清心、节俭的生活态度,事情虽小,但有利于廉政,有利于健身。

   《曹氏辑略》有言:“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前者在物质享受上永不满足,所以贫;后者谨朴自律,所以精神愉悦,身心得益。

   以上斥异端、敬父母、严教子、崇俭约等方面都是《宗谱》的精华部分,其中引录的家训在伦理教育方面、社会道德建设等方面有着深广的普世意义。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当时最受人推崇,《四库全书提要》说:“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都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对于《曹氏宗谱》中的族规家训,我们都可以作如是观。

   学习研究育政堂《曹氏宗谱》,让我们看到曹氏先人遵古训、重教化的优良传统。此宗谱不仅应成为曹氏的思想财富和行为规范,也是建设当代文明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镇江市志(1983-2005)》编修探索

◎沈红亮

   改革开放之后,新式志书编纂伊始,对于志书体例的反思和探索,就成为修志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作为资料性的地情书,志书若要全面而恰当的记录当代社会,旧式体例实在难以承担此责。就象一个成人无法穿上自己的童装一样,志书的体例需要有新的探索。

   在第二轮《镇江市志》编纂过程中,编纂工作者同样做了许多探索。笔者亲身参加了这一文化工程,故而不揣浅陋,就自己的理解,对其中的部分探索工作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设置《史事纪略》,以补志书历史元素之不足

   历史上一些方志学大家,也认定上古的郡国之史是志书的源头。“到了明代,这种观点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史与志几成同义词”。 ①但是,在传统志书的体例中,其历史坐标是缺失的。宋元之后,志书的体例趋于成熟,志书作为资料性的地情书逐渐定型。旧志的篇目设置中,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地方历史线索。即使如章学诚这样的学者,主张“方志为史”,但在其主编的志书中,也无法体现本地历史这一条纵向线索。如章学诚主笔的《乾隆永清县志》,是一部名志佳作,其体例就没有为本地历史提供一个安排。他编纂的《湖北通志》设有《皇朝编年纪》,且溯及前朝,却终究没有一条纵贯古今的本地历史线索。可见,章学诚所说的“志属信史” ②,是指志书为后人提供志书断限之内的历史资料,却不能为当代的读志者提供一个理解本地情况的历史坐标。当代人所面对的,仅仅是一部分门别类的资料汇总。读志者必须事先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才能有效地使用志书。我们今天编修志书,是作为地情资料,作为读者即时即用的手头工具,若无法查阅本地的历史线索,显然是一个遗憾。

   千余年的实践,给志书的定性是: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是“资料汇集”(胡乔木语),史的元素不足。新志编纂中如何弥补这一不足之处?这是我们在编纂二轮《镇江市志》过程中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在首轮《镇江市志》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就为此作出努力,在志书的开篇,总述之后,设《大事记》,自远古至本志的断限截止年代,罗列史事。这一设置起到了弥补作用,但也留下了明显的瑕疵。比如,本志断限之内为大事,断限之前为史事,分开记述,名实更为恰当;史事与本志大事上下混连,缺少一个清晰的界限;书写过程中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但精简不当,古事太略,今事太琐,古事缺失,今事则与分志重复。根据“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 ③的原则,二轮《镇江市志》为此设置了一个《史事纪略》,把本志断限之前的历史作一个追述,且置于全书之首。而本志断限之内则设《大事记》,史事与今事分开陈述,界限分明、详略得当,易于处理。《史事纪略》设于总述之后,使读者开卷之时,就对镇江历史有一个简明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思考和理解当代镇江的路径。

   《史事纪略》最后确定的撰写格式是:使用条目体,通过精选出镇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采取白描手法,寥寥数语,勾勒成形;以镇江历史上的大事为点,通过一系列的点,连成一条极简的历史线索。之所以使用条目体跳跃式连接,而非连续性叙述,目的是力求简要,省去大事与大事之间过渡性文字。在本志的断限之内则设《大事记》,同《史事纪略》相衔接,一同形成贯通古今的纵向历史坐标。如此处理,既能提供一条历史路径,又能压缩志书篇幅。这样,以史63 事为经,以分志为纬,经纬互见,一目了然,以减少资料庞杂所带来的迷失感。

二、打磨《总述》内容,以补志书横向连接之不足

   志书横排竖写的原则,是千百年来探索和实践的结晶。不横排,就无法确保资料的全面性。横排之利,已形成共识,无需赘述。但横排所造成的纵向割裂的缺点难以弥补,即沈松平教授所强调的“一栏一界互不相通的块块状态”。 ④对于志书的这一特征,如何尽其利而补其弊,是新志编纂中应该努力探索之处。

   在传统的志书编纂学中,各分志横排是全书的基本架构。一个分志,囊括一个方面的资料,犹如一个集装箱。众多的集装箱装载完毕,分布就绪,就需要有连接的纽带。旧志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无法把各横排的项目连接起来,并清晰而恰当地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古人对于社会的整体性缺乏认识,志书这一缺陷也因此未能被认真对待。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轮修志过程中,以什么体裁来承担这项功能,就是研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最后,由中指组的文件把“概述”正式确立为新式志书的体裁。1998 年中指组在《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虽然强调“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中“志为主体”,“述”只是作为辅助体裁而设,但是,由于“述”同“分志”迥然不同的书写要求,使得“述”必然的成为志书体裁中的“关键少数”。它的关键性和重要性,正在于黄炎培在《民国川沙县志》的序中所说,能够弥补志书专志与专志之间“独立栏界”和“因果不彰”的弊端。1981 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公布《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明确《概述》作为新式志书的基本篇目,成为新式志书的创举。《概述》设置的本义,超出了黄炎培“用以说明各卷内容大要”的意图,而“把全志的大势大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 ⑤这一体裁在横排的各分志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而且也在横向上向读者展示一个地方的全貌。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的。

   体裁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如何在行文之中实现其功能了。二轮《镇江市志》设《总述》于全书之首。就全志而言,各分志是一个硕大的拚盘,体量巨大,难以一览无余地呈现。而《总述》则必须以极简练的语言把这个硕大的拼盘以缩微版的方式展示出来,并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总述》还必须以精练而准确的言语,把志书所反映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展示出来,把断限之内本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展示出来。这是“总述”功能能否发挥的关键。出于这一思考,在《总述》的撰写时,我们着重于“因果”“全貌”“联系”……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把志书可能有的弊端在这一体裁中努力弥补。

   《镇江市志(1983-2005)》之《总述》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着力展示地域特色,陈述疆域位置、山川形势、物产交通、风景名胜、文化底蕴等人文特征。这是志书全部资料得以承载的基础。第二部分,着力展示时代特色,简述了 20 多年的改革历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的历史时代。这一部分正是后面各部分的原因。第三部分以下直到第五部分,则陈述由于改革而在社会各方面带来的繁荣局面:第三部分介绍的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产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成就;第四部分介绍的是交通、电子、公用事业方面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介绍的是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总述》把断限之内的社会各方面现状通盘陈述,不仅展现了社会全貌,而且64 点明了因果关系和时代特征。《总述》的表述,事实上成为各分志资料汇集于一书的说明,增加了全书的整体感。

   较之于首轮《镇江市志》,二轮志的《总述》有明显的改进。首轮志《总述》撰写时,缺少弥补志书体裁缺陷的意识,只着眼于对本地现状的提炼。所以,首轮志书《总述》的三个部分,分别陈述了当时镇江市的人文特征、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事业发展现状。虽然在语言精练和篇幅适当方面是可予点赞的,但内容大多是分志正文中应该记叙的部分,明显的与正文存在着重复。而实现全书横向连接和阐述分志内在联系的功能,未能充分予以发挥。

三、改造《艺文》形式,以补志书适应时代之

   不足方志中的《艺文》部类,是学界公认的志书优秀遗产。《艺文》是旧志必备的篇章。各地的旧志也因此为本地保存了大量艺文佳作,成为每个地域重要的文化载体,并为保存乡土记忆、营造家乡自豪感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明清时代的地方志,往往由地方耆旧,甚至名家硕儒所纂,人文色彩较强。它在《艺文》部类的迷人之处,常常是乡土的凝聚力所在。如何继承其优点,便成为新式志书编纂过程中的难题。

   首轮志书编纂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结束不久,由于政治运动导致全社会文化水平普遍降低,运动中对于文化工具性的使用,以及改革开放后全社会表现出强烈的逐利冲动,使得首轮修志时,各地普遍地忽视了艺文,绝大多数志书甚至不设《艺文》,仓修良教授曾因此十分沉痛,并在其著作中予以批评。 ⑥

   然而,时代的变化也使得《艺文》部类的编写面临着特殊的难题。当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各种社会知识也以爆炸式速度快速出现,精神产品的容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人们对于精神产品的关注角度也不仅仅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了。于是,面对海量的精神产品,志书必须有新的处理方式。二轮《镇江市志》以一个《书目》卷代替艺文,收录了断限之内的全部文献:既有社会科学类,也有非社科类;既有本地籍作者,也有外籍作者的;既有书籍类,也有音像制品等其他文化产品。总之,凡一切关于镇江的文化作品,以及镇江籍人士的一切重大文化成果,都列入书目。目的是为研究镇江文化,以及镇江籍文化人士提供一个可信的资料搜索路径。

   与前志相比,这种处理方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乾隆镇江府志》以 10 个卷的篇幅(卷 44 至卷53),载艺文的内容,全录了艺文作品。《光绪丹徒县志》和《重修丹徒县志》同样以巨大的篇幅把大量的艺文作品全文录入。这种编纂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首轮地方志编修时已不可取。因为艺文作品数量如此之多,若全文收录,不仅会导致志书篇幅无法承载,而且导致分志与分志之间呈现畸重畸轻、极不对称的尴尬。因此,首轮《镇江市志》设《著作》一卷,内容是列出镇江籍作者历代著作,只列目录,且范围狭窄,显示出那个时代忽视艺文的社会心态。二轮志书编纂时,权衡了前志对于艺文部类处理的利弊,既可以做到不遗漏,也可以压缩志书篇幅,是可取的折中方案。如果横向比较,《苏州市志(1986-2005)》的收录范围与镇江市志相近。

   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还有待于志书在传播与应用中的检验。时代在变迁,志书也必须因时而变,探索和创新是方志人永恒的课题。

浅谈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编辑与出版——以《江苏年鉴》英文版为例

◎ 朱崇飞

   摘要: 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政府出版物的地方综合年鉴,要主动担当,抓住机遇,适时推出英文版,成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志办从 2012 年开始,率先逐年编纂出版《江苏年鉴》英文版,作为系统性、综合性、深度性的年度资料向海外宣传推介江苏。本文主要以《江苏年鉴》英文版为案例,研究地方综合年鉴外文版的目标定位的分析、框架结构的编排、主题内容的选择、翻译质量的把控、 “互联网 +”传播利用等方面内容。以期为后续英文版年鉴编纂提供某些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 英文版 编辑 出版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文化“走出去”也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2020 年)》中提到“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方志文化影响力”。作为政府出版物的地方综合年鉴,要主动担当,抓住机遇,适时推出英文版,成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江苏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是综合实力强、开放程度高、发展潜力大、文化底蕴深的地区之一,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为顺应国家战略和对外交往需要,江苏省志办主动作为,从 2012 年开始率先逐年编纂出版《江苏年鉴》英文版。该书的连续编纂和出版,对于扩大江苏在海外的影响力和江苏文化“走出去”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该书也在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定位与功能分析、框架结构的编排、主题内容的选择、翻译质量的把控、“互联网 +”时代的出版和传播利用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和创新。

一、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定位与功能分析

   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定位直接影响英文版年鉴的框架结构的设计、主题内容的取舍、传播策略的运用等内容,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英文版年鉴定位主要由目标定位、受众定位和功能定位来组成,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目标定位分析。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作为政府出版物,必然要体现政府的意志和目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其主要目标便是向海外宣传推介本地区。宣传推介必须要立足国情,结合地情,高端定位,前沿策划。《江苏年鉴》目标定位为:以在国际上宣传、推介江苏为主要宗旨;以介绍江苏政治经济、城乡风貌、民生现状等为主要内容;以权威性、综合性、深度性为主要准则;以富有江苏特色、彰显中国气派、具有国际视野为主要方向。努力把《江苏年鉴》英文版打造成受众了解江苏、热爱江苏的窗口与名片。

   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受众定位分析。英文版年鉴作为公开出版物,理论上讲,其主要受众群应为全体外国人。但根据对外交流需要和实际调查,英文版年鉴的主要受众群体定位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江苏年鉴》英文版其主要目标受众群定位为“国外政府机构、海外友城、国际驻华机构、学术机构、高校学者与学生、工商界人士、海外侨胞和来华学习、工作、旅游、生活的外国人”。明确主要受众群体,会使编辑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功能定位分析。对英文版年鉴的功能认识同样不能宽泛,既不要妄自菲薄,认为无关紧要,也不要夸大其词,认为无所不能。英文版年鉴的主要功能是宣传交流、资料参考和研究参用。《江66 苏年鉴》英文版作为面向海外宣传推介江苏的权威性、综合性、深度性的年度资料,其功能定位为:“为海外人士认识江苏、了解江苏提供了基本信息,为对外宣传江苏、推荐江苏提供基本资料,为国外研究江苏、研究汉学提供基本素材”。在具备一般的知识性、便览性功能之外,更加突出全书的学术性和研究性。

二、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框架结构与主

   题内容选择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框架是全书的骨架和蓝图,决定了年鉴的面貌、重点和选题范围。作为英文版年鉴,框架结构自然要“内外兼顾”。

   国外年鉴根据自身的特点具有不同的框架体系,存在两种框架编排方式,即分类化编排与栏目化编排,两种方式各有优劣。但作为舶来的年鉴已经中国化多年,中外年鉴发展差异明显,因此要合理借鉴,不可生搬硬套。同时《台北年鉴》《香港年鉴》《澳门年鉴》的“篇章体”框架编排模式也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博采众长,相互融合,《江苏年鉴》英文版框架结构采用分类编排方式,栏目化设置。

   为适应外国受众的思维和阅读兴趣重点,《江苏年鉴》英文版框架在中文版原有基础上,也重新作了编排。打破中文版原有栏目并列编排的方式,而是设江苏概况、大事记、年度回顾、附录、索引等五大部分。这样框架结构更加简洁明了,便于突出地方特色和年度特点。尤其在国内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普遍缺少附录和索引情况下,把附录和索引升格来编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年度回顾为全书主体部分,以《江苏年鉴(2015)》英文版为例,下设地方组织结构、法治、境外交流、收入与消费、公共财政、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对外经贸、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乡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大众传媒、医疗卫生、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社会组织与服务、公共安全等 23 个栏目。其中“地方组织机构”“社会组织与服务”栏目都是在中文版基础上重新设置组合。这些栏目在相对保持稳定性的基础上,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微调。

   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主题内容是全书的“血肉”,决定了年鉴的价值和特色所在,再好的框架也需要内容表现出来,否则就是空有其表。英文版年鉴主题内容要以介绍所在地方政治经济、城乡风貌、民生现状等为主要内容;以权威性、综合性、深度性为主要原则。同时根据事务属性,进一步消除中文版年鉴内容部门化和行政化的痕迹。《江苏年鉴》英文版主题内容在宏观上,大幅压缩了政治、市县等栏目内容,重点突出境外交流、法治、生态、社会民生等栏目内容。在微观上,重点选择信息含量大的综合性条目(概述性条目),大量删减单一性的条目;逐年加大表格、名录的使用,以突出资料的可比性和动态性。为增加全书的可读性,从《江苏年鉴(2013)》英文版开始设置延伸阅读和图片专题栏目,适当减少随文图片的数量。

   《江苏年鉴》英文版中表格名录、图片、延伸阅读收录情况年鉴名称表格名录(个)专题图片(张)专题图片名称随文图片(张)延伸阅读(条)《江苏年鉴(2011)》英文版1 0 —— 268 0《江苏年鉴(2012)》英文版5 0 —— 422 0《江苏年鉴(2013)》英文版41 38生态江苏29 35新农村风貌《江苏年鉴(2014)》英文版59 44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29 40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正式通水书香江苏《江苏年鉴(2015)》英文版44 71国家公祭12·1329 25南京青奥会运河记忆!!

三、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翻译质量把控

   翻译质量的好坏是决定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成败所在。低质量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原本设想的效果,还可能造成国外读者的误解和抵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广泛而长期的。《江苏年鉴》英文版通过精打细磨中文文本、项目化运作、邀请第三方审校等措施严格把控翻译质量。

   中文文本的精打细磨是确保翻译质量的基础。翻译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多方因素但首先取决于中文文本。文字流畅、内容充实的中文文本是高质量译文的基础。我们邀请江苏省委研究室、省政府研究、省外办、省商务厅等单位专家,共同对《江苏年鉴》的中文版内容进行选择、提炼,字数由原来的一百七八十万字,压缩到二十万字左右,留下的都是“干货”。其次对专家选择的内容进行再加工和润色,由于中文年鉴普遍缺少主语,国内阅读可能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翻译却带来不少麻67 烦,因此要积极补充缺失的主语。同时也对原文中不易被国外读者理解、或者在外国读者看来无意义的内容进行删除或改写,比如许多行业术语、习惯简称做相应处理。最后,对中文文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类,提出处理意见,明确翻译要求。

   项目化运作是确保翻译质量的关键。经过积极争取,《江苏年鉴》英文版项目作为省级文化外宣重点课题,被列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由于地方志部门自身不能承担翻译的重任,因此寻找一个优秀的翻译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严格组建《江苏年鉴》英文版翻译团队,由南师大外国语学院牵头,省外办专家全程参与,团队成员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翻译经验丰富,工作认真负责。和翻译团队签订项目合同,明确翻译期限、翻译质量、翻译费用、审校等相关责任与义务的划定。在把译文交给翻译团队后,定期沟通,了解进度,协商解决出现的问题。由于是团队翻译,明确译文最后“一支笔”统稿,防止译文前后风格的不一致,术语的不统一,质量的参差不齐。

   第三方参与审校是确保翻译质量的手段。一部令人满意的翻译作品,单靠翻译一个环节是远远不够的,译后的外籍审校和专家定稿环节同样重要。为保证《江苏年鉴》英文版翻译质量原汁原味,我们会把部分译文发送给外国友人和留学生进行试读,让他们指出问题和不足,并把他们意见反馈给翻译团队,以此弥补中国译者的先天不足。同时邀请出版社的外文编辑、外籍审校、省外办资深专家参与后期审阅和定稿,对译文的语言、内容和政治等方面进行最后的把关,尽最大努力确保译文做到“信达雅”。

四、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的出版和传播利用模式探索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据社交网络 Facebook 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已有约32亿网民。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已经成现代人的主要阅读工具。在“互联网+”时代,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要在装帧设计、出版印刷、传播利用上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做出创新和探索。

   “互联网 +”时代,英文版年鉴在装帧设计要传统与现代并重,以“最自我”的装帧设计吸引读者。在这个重视“颜值”的年代,书籍的装帧设计要给人一种“心向往之”的视觉冲击。《江苏年鉴》英文版邀请著名书籍装帧设计专家赵清,对全书进行别具匠心地设计,其作品曾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称号。《江苏年鉴》英文版的装帧设计在不失传统的庄重典雅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现代简约风格,元素突出江苏符号,以彰显全书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文献属性。在全书的目录书眉部分,昆曲、徐州汉画像石、南京明城墙、无锡惠山泥人、宜兴紫砂、盐城麋鹿丹顶鹤、周庄双桥等具有强烈江苏符号的元素被收录其中。

   “互联网 +”时代,英文版年鉴在出版方式要纸质与数字化并用,以“最时尚”的出版方式紧跟潮流。《江苏年鉴》英文版纸质图书,采用国际通行 32 开本、全彩四色印制、图文并茂,纸张选用纯质纸,适合长期阅读,保护视力健康,同时分为精装本与平装本。《江苏年鉴》英文版同时创新性地开发基于智能移动平台的电子阅读程序,出版电子光盘产品。电子光盘为具有检索、查询功能的电子图书,方便读者阅读和资料查询、收集。实现图书内容在立体化、多媒体的数字出版方式下的全新演绎。

   “互联网 +”时代,英文版年鉴在传播渠道要线上与线下并举,以“最多元”的传播方式接轨国际。《江苏年鉴》英文版传播渠道除了通过传统的书店出售、活动赠送、邮寄赠阅外。还考虑到本书主要面向海外读者,为方便海外读者使用,在全国英文地方综合年鉴中最先推出以平板电脑等为载体的新媒体应用程序(App 应用、Android 应用),该应用程序内嵌音频和视频,加强现场感和情境感,通过在移动运营商城(APP STORE)的无限有偿下载,打造长销模式。

   “互联网 +”时代,英文版年鉴在传播平台上要官方与民间并行,以“最亲和”的交流方式联动内外。借助省外办、省商务厅、省委宣传部等机构举办的“江苏省与外国驻沪代表机构新春交流会”“感知江苏”和重要经贸活动契机,积极宣传推广《江苏年鉴》英文版。同时利用海外民间渠道,主动向海外知名高校、学术机构和图书馆先期免费赠送。

   总体来说,国内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编纂还尚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和问题。其主要问题有目标定位不准、主题内容不实、专业人才不足、翻译质量不齐、时效性不强、传播渠道不广、市场化手段不多等。面对问题和挑战,地方综合年鉴英文版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目标定位上高屋建瓴,在框架结构上内外兼顾,在主题内容上充实丰盈,在翻译质量上精益求精,在装帧设计上风格鲜明,在传播利用上双线并举,真正成为宣传、推介本地区的窗口与名片,成为文化交流的信史重器。

访

◎ 莫 云

   湖北长江边有两个赤壁,即文赤壁与武赤壁;江苏睢宁古邳镇有两个故事,即张良圯桥进履与关羽月夜保皇嫂的故事,前者为文故事,圯桥遗迹尚存,后者是武故事,今有关帝庙为凭。

   2015 7 11 日,我和族侄孙海峰、险峰兄弟俩到徐州吊族侄绪光丧,归途就餐于古邳镇南庆安水库附近的吉安饭店。午饭桌上,我提出顺便游览圯桥的建议,三人一拍即合,连司机小单都表示欢迎。每个人都会有其盲区和误区,包括古代的圣贤。我一直误认为,今天的邳州就是古下邳的延续,一位徐州的朋友告诉我,古下邳在睢宁县的古邳镇。还是在少年时代,我就听说过张良圯桥进履的故事,不知是说者的口误,还是听者的耳误,我到现在仍然将“圯”读成shi 音。有人说,中国字读半边,不得错上天。误者最大误区是把自己的错误当成真理,我这个误区还是海峰给点破了。古人说开卷有益,其实对于坦诚者来说开谈亦有益。

   圯桥进履为古下邳的八景之一,圯桥就坐落在巨山脚下的圯桥村。午后的夏阳烈烈地照着,车门里与车门外完全是两个世界。村后的杨柳树上有几只早蝉在懒懒地叫着,这不禁给人一种新鲜感,因为在宿城我所居住的那个小区中,已经有两年没听到知了的叫声了。就在前天晚上,看见一个个你来我往执手电筒的寻找幼蝉的人群,我曾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说:“少了一只知了,就少了一串歌唱,寻找知了的人比知了还要多啊!”我亲切地仰头向高高的树梢头了望,叶深不可见,我只能为那些小生灵们而默默地祝福。

   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沂水》中写道:“一水经城(下邳)东,屈从县南,亦注泗,谓之小沂水,水上有桥,徐泗间以为圯,昔张子房遇黄石公于圯上,即此处也。” 我们面前的圯桥纵跨在马帮河上,马帮河即古沂水的一条支流,名字改了,但古风依然。桥南是村庄,桥北是景区,旧桥已毁于时间的风雨,新桥为 1981 年重建,桥栏上那红得逼眼的“圯桥”二字,刹时就把我的思绪带进历史的烟海之中。按照我游览怀古的习惯,我在桥边细细地寻找古贤张良的身影,同时也在寻找文学前辈郦道元的足迹。

   古邳是张良的第二故乡。据史载张良曾结交一个大力士朋友,能使用 120 斤的大铁锤,他们共同在博浪沙锤击秦始皇,刺杀未成后,张良便逃到下邳的圯桥附近隐藏起来。有一天,张良来到桥边散步,看到一个老人坐在桥上,故意把一只鞋子扔到桥下去,还叫张良帮他拾上来。当张良把鞋子拾上来时,老人又将另一只鞋子扔了下去。张良又耐心地把鞋子拾上来,并且帮老人穿上。老人转身走了,回头告诉张良说:“五日后天亮前,你再到这里来见我。”张良按时来了,而老人早已在等候他,并问他为什么迟到,让他五天后重新再来。又过了五天,老人还是先到了,他仍然叫张良五天后再来。五天后,张良半夜就在桥上等候,老人慢悠悠地走来了,他的脸上还带着欣慰的笑容。老人送了张良一句话:“孺子可教”;还送了一本书《太公兵法》。从此,张良在下邳刻苦攻读兵书,最终帮助刘邦推翻了强秦,打败了项羽,成就了一世功名。

   我们此次造访圯桥,恰是午休之时,留候祠的大门紧锁着,小有距客百里之嫌。正感叹来不逢时,却被祠堂大门上的一副楹联吸引了我,联曰:“遇黄石公运筹帷幄成霸业;随赤松子归隐山林尽天年。” 上联写事业,有点过了,实际上张良是辅佐汉高祖成就了霸业;下联写归宿,还可以说恰到好处。留侯祠前东有黄石公操碑,西为圯上图赞,为唐人李德裕所撰。黄石公是张良的老师,他所著的《素书》,仅 1360 字,但字字珠玑,句句箴言,读来如醍醐灌顶。后人对其评价甚高,曰:智慧之禁果,治人之兵法,成功之操典。读此书上可治国安邦,下可处世修身。张良是一代大贤,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黄石公,一个是赤松子。前者主张入世,以“进”为策;后者主张出世,以“退”为略。

   据说,李白也曾到过古邳,有他的诗句为证:“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我来之时,已不见前贤,只好学着写下一首《圯桥怀古》:“圯桥进履世称贤,旧事如歌代代传。归隐林泉移欲念,运筹帷幄定江山。近交韩信成三杰,远启云长过五关。古邳停车聆教诲,绿杨荫里唱鸣蝉。” 历史有时竟是这般的奇妙,在灭秦兴汉的三位杰出人物中,有两位都与桥有关。淮安胯下桥让韩信在胯下之辱中发奋图强,从而事业大成,登台拜帅,方能“连百万之军,攻必克,战必取”;古邳圯桥让张良的人格得到修炼,从而得兵书一部、良师一人,方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我在杂草丛生的留侯祠边徘徊 , 丛生的杂草在悄悄告诉我:游客罕至。我不禁感叹:当年桥上的孺子可教,今日圯桥可教天下子,这是不该被冷落的地方!

清末江苏提学使署旧址

◎ 张维明

  

一、主干道清障,显露三进古建筑

   2016年初,随着苏州古城区南北主干道“人民路综合治理工程”的全面展开,沧浪亭牌坊北侧沿街搭建的店面房屋被陆续拆除,长期遮掩在后面的一大片古建筑显露了出来。其中三座厅堂均为硬山顶,前后排列,井然有序。大门南向,两侧有敞开的八字墙,檐下有壮硕的牌科(斗拱),与书院巷清代江苏巡抚衙门的门厅十分相似,更显得气势不凡。一望而知,此处绝非寻常百姓家。

   对于这一片老房子,附近的一些居民已经不清楚它的来历。但是在民间却一直流传着沈家祠堂的故事,这里是清乾隆年间的江南名士、诗人沈德潜的祠堂。还有一种说法——老房子原是沈德潜的住宅。旁边园林里的管理人员也证实,这片老宅已经与可园归并在一起,被列为可园总体修复的二期工程,整修后也会对外开放。

二、沈德潜祠堂究竟在哪里

   这片老房子果真是沈德潜祠堂吗?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时年已经67岁。从此平步青云,备享乾隆恩宠,时相诗赋唱和,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仍加封尚书衔,再加太子太傅,食一品俸。晚年主持苏州紫阳书院,以诗文引导后进。去世后,诏赠太子太师,入乡贤祠予祭葬,谥文悫。卒后十年,因江苏东台县发生已故举人徐述夔诗案,所著《一柱楼诗》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因为诗集前面有一篇介绍徐氏的传记,作者署名“沈德潜”,于是早已入土的沈德潜却因此而受株连,被削封、罢祠、仆碑。沈氏一门所有的荣华恩宠,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化作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据清乾隆《吴县志·宅第》记载,沈德潜府邸有两处,一为城东阔家头巷教忠堂,一为葑门外竹墩庄九赉阁。其实在可园的西北边还有一处沈宅,后来被立为祠堂。但它与新发现的这片老房子,不在同一处地方。

   可园壁间保存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诸可宝所撰《学古堂记》碑文讲述了书院的建设的经过,其中就提到沈德潜祠址:学古堂的修建,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而落成于次年的三月,由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倡议筹划。先后在可园内构建了书楼、博约堂、学古堂、一隅堂、浩歌亭和居室小院。“是冬,合楼右之沈文悫祠址,继为斋舍三成,成五楹。……最后为讲堂五楹于斋舍之南,而规模始完美”。

   至于这座沈德潜祠堂的由来,则在民国《吴县志·名宦三·吴履刚传》中有所记述。吴履刚字子柔,同治九年(1870)优贡,光绪年间署苏州府学敎授,后为学古堂监院。学古堂的“堂西斋舍,为沈文悫德潜故宅,为辟室设位”。

   这些记载说明,书楼和学古堂西北侧建为斋舍的地方,原先是沈德潜的一处住宅,后来成为纪念他的祠堂。到修建学古堂时,沈德潜祠堂早已废毁,仅剩基址,于是归并可园,在上面建成了斋舍。其位置大致就在今天可园西北隅办公楼一带。学古堂监院吴履刚则在新落成的斋舍之中辟出一室,供奉沈德潜的牌位,以纪念这位百余年前的吴中诗坛盟主和学界前辈。

   由此可见,坊间所传沧浪亭牌坊北侧的老房子为沈德潜的住宅祠堂,只是一场误会,属于民间茶余饭后的传说故事而已。

三、原来是江苏提学使署

   那么,这一片气派的老房子原先究竟是什么地方?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这里是一处清末主管教育的省级衙门——江苏提学使署。民国《吴县志·公署二》中这样写道:提学使署,在长洲县南沧浪亭,由近山林行台改建。清光绪三十一年,裁学政差(故事:学政为京秩外放,不开底缺),各直省改置提学使,秩正三品,专司学务。江苏省分江宁、江苏为二江,苏提学使驻苏州,其署即今所也。

   这段文字中有两处记述值得推敲。

   其 一 , “ 提 学 使 署 , 在 长 洲 县 南 沧 浪 亭 ” ,“亭”字后面有脱文。对照苏州方志中的相关记载就能发现问题。

   提学使署由近山林行台改建。据清同治《苏州府志·公署二》:“近山林,在府城沧浪亭北。” 民国《吴县志·公署三》所记相同。二志讲得十分明确,近山林位于沧浪亭的北面。

   近山林行台的东面有座花园,原名乐园,后改可园,也称近山林。清嘉庆、光绪年间,先后在园的东部和西部创建正谊书院与学古堂。民国《吴县志·书院》:“正谊书院,在府学东、沧浪亭北。”“学古堂,在沧浪亭北、正谊书院右。”

   由此可证,民国《吴县志·公署二》所记“提学使署,在长洲县南沧浪亭”“沧浪亭”后少一“北”字,本意是讲江苏提学使署在长洲县治的南面、沧浪亭的北面,由原来的近山林行台改建。

   然而,正是民国《吴县志》的这则记载误导了不少后世的读者,使人以为清末的提学使署设在沧浪亭内,后来随着街坊、道路和园林的变迁,这座衙门已经废毁。而真正的提学使署,却阴差阳错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或许就是1963年仅将提学使署旁边的花园——可园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之一。

   其二,“清光绪三十一年,裁学政差”,年份有误。

   据《清史稿·德宗本纪二》记载: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夏四月戊戌朔,“己亥,裁各省学政,改置提学使。”

   显然,志书中的“一”,系“二”字之误。

   当时清廷迫于各方压力,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宣布实行“新政”,兴办新学、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92日),朝廷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于是从隋朝开创的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

   次年四月初二日(1906425日),继立停科举、创设学部后,朝廷又裁撤各省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司。

   原先的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又称学台,主官是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督学使者,规定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一般各省一人,三年一任。任职期间,可受到钦差的礼遇,并且保留学政任职之前的原衔品级,具体学政事务也不受地方督抚的节制。自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后,南直隶(下江)和清代江苏学政衙门曾长期设在江阴,直至裁撤为止。

   新设置的提学使司,主官为提学使,一般各省一人,为正三品;作为总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的属官,位列布政使(从二品)之次,按察使(从三品)之前,具体学务也同时接受学部领导。提学使负责全省教育行政事务,考核所属职员,管理全省各级学堂,聘用外国教员等事宜,还要与布政使一起筹划全省教育经费。署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科,便于与学部上下衔接,实行对口专业指导。还设省视学六人,奉命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务。又别设学务公所,有议长一人、议绅四人,作为咨询和协助机构。

   由于江苏省情特殊,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省分设江宁、江苏两布政使司,前者治江宁,后者治苏州。江苏布政使司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于是朝廷依布政使司辖区,也分置两个提学使:一称江宁提学使,驻江宁(今南京);一称江苏提学使,驻苏州。两使分管全省学务。江苏提学使的办事机构为提学使司,又称提学使署,地点就在苏州城内沧浪亭北的原近山林行台。

四、近山林行台和钦差行辕

   民国《吴县志·公署三》载:“近山林,在府城沧浪亭北,清雍正七年巡抚尹继善即废祠馆奉使至郡者,题其额曰‘所憩’,继善自书。咸丰十年毁。同治十三年重建。”近山林行台其实就是一处专门接待来苏使节的公馆,与接官厅属同一类机构,相当于后世的省政府接待处兼贵宾馆。一些来苏任职的名宦高官曾寓居这里。

   清道光四年(1824)冬,梁章钜由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调署江苏按察使,“舍于城南之近山林”。他见到仅一水之隔的沧浪亭,“乔木数十本,森列亏蔽,时方北风,委叶尽脱,岿然一亭,孤峙云表,私欲略加修葺,以还旧观”,日后终于主持重修沧浪亭,成就了江南园林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段经历就记载在他撰写的《沧浪亭志序例》之中。

   来苏的使者之中,当数钦差大臣的名声权势最为显赫。晚清的近山林行台还曾作为钦差的驻所。在光绪六年(1880)的《苏州城图》和稍晚的《苏城全图》中,在沧浪亭北面就标注“钦差行辕”。1928年蒋吟秋所撰《沧浪亭新志》选辑旧文,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近山林,在沧浪亭对面,即今行辕”。这里的所谓“行辕”,就是指钦差行辕。将近山林钦差行辕改为江苏提学使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苏省对教育的重视。

   江苏提学使署成立之后,其西面是苏州府文庙和师范学堂(今苏州高级中学的前身),其北面为公共体操场(原苏州医学院内操场)和江苏学务公所,其东面有高等学堂、府中学堂等诸校和结草庵,其南面为沧浪亭和南禅寺。而位居这一文化教育名胜区的中心,便是江苏省最高教育领导机构——提学使署。

五、江苏提学使

   据民国《吴县志·职官表七》记载,江苏提学使署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起,到辛亥革命后废止,前后仅六年时间,却有三人四次任提学使、两人署理提学使:周树模??光绪三十二年任陆锺琦??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兼署毛庆蕃??光绪三十三年任樊恭煦??光绪三十四年任夏敬观??宣统元年十月署(《映庵自记年历》作“十一月”)樊恭煦??宣统二年二月回任

   江苏提学使都为当时的有名人物,有的本身就是教育家。

   周树模(18601925),湖北天门人,字少模,号沈观。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在两湖、经心、江汉,蒙泉等书院讲学。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官至黑龙江巡抚,兼任中俄勘界大臣。民国成立后任平政院院长。

   陆锺琦(18481911),字申甫,顺天宛平(北京)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后擢山西巡抚。到任未逾月,武昌起义爆发,山西新军进攻抚署,因拒降而中弹亡。

   毛庆蕃(18491927),字实君,江西新建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总办。后擢甘肃布政使,摄陕甘总督,以“玩误新政”罪罢职,束装南下,寓居苏州。辛亥革命后,不再复出,以清贫而逝。

   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号映庵,江西新建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提调,参与新政。后任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监督。1919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后长期隐居上海,以诗书72 画自娱,著述宏富。

   樊恭煦(18431914),字介轩,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曾任陕西、广东学政。江南有名的官立中等工业学堂(苏工专的前身),就是在他任职江苏提学使期间创立的。

   江苏提学使署的设立,对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筹划和推动作用。单就苏城而言,除了兴办许多中小学堂和女子学堂之外,还着意建成了不少颇具规模的各类专业学校。例如苏省官立法政学堂、苏州府官立农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苏省铁路学堂等。其中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创建的官立中等工业学堂,有讲堂宿舍102间,建造实习工场25间,购实习器械30余架,就当时而言,堪称规模宏大、设施一流。学堂还附设染织讲习科,设立工业教员讲习所,以培养专业人才和师资。这座工业学堂的创办,为苏州近代工业科技教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六、从官衙、校舍到园林景区

   辛亥革命期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在苏州书院巷抚衙成立江苏都督府,执掌地方军政。而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江苏提学使署也就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初期,这里一度成为工业学堂的南校区。1951年又与旁边的可园一起划并江苏省立苏南工业专科学校,1957年成为苏州医学院校舍。直至2013年,通过地块置换,这里才正式划归园林局管理。

   江苏提学使署旧址现存门厅、大厅和后厅三进,宽约20米,进深约67米。门厅面阔四间——中间三间施斗拱,东侧为次间。据分析,原来门厅本为五间,其西侧次间已被拆除(现正在修复)。第二进大厅和第三进后厅,均面阔五间,中间三间施斗拱。后厅有翻轩。

   江苏提学使署的大门与江苏巡抚衙门和苏州织造署的形制有所不同。巡抚衙门的大门面阔五间,均施斗拱。织造署大门面阔三间,也均施斗拱。而提学使署大门面阔五间,中间三间施斗拱,介于两者之间,这应该与衙门的行政级别有关——低于巡抚衙门,高于织造衙门。这为清代江苏衙门建筑形制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江苏提学使署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其屋架、斗拱尚是晚清遗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东边的花园——可园,有挹清堂、浩歌亭、博约堂、濯缨处、一隅堂和小西湖诸胜,花木掩映,芳姿绰约,依然保持着江南书院园林的风貌。这样较为完整的清末省级提学使署旧址,在全国已属绝无仅有,值得我们认真地修复保护。

   目前,苏州市园林局等有关部门已组织力量,进行修缮。

19317月:洪水袭击南京城

◎ 经盛鸿

   1931年夏秋间,正是中国危难重重的时期:国内连年内战,战祸不断,民生艰难;日本正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处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时,在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多年未见的严重的大水灾,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国都南京也遭受了一场浩劫,空前严重的洪灾袭击了南京城及其郊县广大地区。

   这年入夏以后,当长江上游暴雨成灾、滔滔洪水沿江而下威逼南京之时,南京地区则自74日到12日,连续九天,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在狂风暴雨的冲击下,南京城内许多房屋倒塌,未倒的房屋也门窗玻璃碎裂,市民惊呼的声音此起彼伏,在风雨中倍感凄厉。长江中主、客水会合,水位暴涨,南京一带的长江江面宽达十公里,水面高出两岸陆地一、二尺,浊浪滔天,声势吓人。南京城东北的玄武湖承受钟山狂泻而下的山洪,湖面迅速提高,很快高出城内平地。长江与玄武湖的洪水交汇,一齐灌进市区,南京全城遍地皆水,下关一带因濒临长江,水势更大。江、湖、河中的鱼游上了马路(参阅《民国日报》193176日报道;《大公报》1931713日报道等)。

   7月下旬,南京地区大风大雨天气连续二十余天仍未停止,雨量达618.3毫米,比常年同期平均雨量多出423.9毫米, (《时事月报》第5卷第158页,19319月出版) ,突破了南京地区在近一百年间雨量最高纪录。在此期间,先后有六次风暴从南京地区呼啸席卷而过,风暴次数是前十年间7月飓风过境平均次数的五倍。低气压和风暴形成了罕见的低温天气,南京地区在7月盛夏期间的平均气温只有24.6℃,比常年7月平均气温低3℃(《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第136页) 。72324两日,雨势特大,暴风雨与洪水交加,冲毁了下关一带四千多家贫苦市民的棚户,灾民哭喊之声惊天动地(《民国日报》1931725日报道) 。上海《申报》在1931728日报道南京灾情说:“(南京城)南北及下关积水,日甚一日。下关方面冲要路面,悉被冲毁,中山码头至挹江门一带,水深过膝。中央党部(按:今湖南路省军区所在地)、三牌楼、黄埔路等处竟达胸部。城南秦淮河两岸,大石坝街、夫子庙等处,水已浸入住屋”。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中一些中央军政大员在自己的日记中也留下了一些有关此次南京大水灾的惨痛记述。如蒋作宾,于728日从江西乘船回到南京,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五时抵下关码头,街市多没水中。进城至成贤街附近,则一片汪洋。余之住宅亦进水尺余,因此地多系堰塘,现多填平建筑,修筑马路亦不修沟道,故水无处消纳,亦无处排泄,将来势必臭污湿气上蒸,恐不免转为瘟疫矣”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 。他不仅记载了当时南京水灾的严重,而且暴露了当时南京市政建设中的严重弊病及其在洪灾中的危害。

   另一位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729日的日记中写道:“傍晚驱车到陵园太平门外视察水势,农田、庐舍损坏甚多,为之恻然。又至玄武门外五洲公园(按:即玄武湖公园),见城外十余丈处堤岸,均为水淹没,一片汪洋,城内登城垣之石阶亦冲毁一段,不能登涉” (《邵元冲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

   南京城内遍地皆水,房倒屋塌。南京城外广大农村则是一片汪洋,颗粒无收,景象更是凄惨。《新京日报》所刊《南京近郊水灾纪实》一文,报道了江宁县秦淮河两岸的水灾情景:“秦淮河沿岸百数十里,均属圩田。自74日起至12日止(农历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大雨滂沱……其被灾区域,上自江宁县第七区之谢村,下至长江 与 南 京 , 长 凡 百 余 里 , 两 岸 本有薄堤,此次因连日大雨,山水齐发,河水陡涨三丈余,虽经农民抢救 , 各 圩 仍 相 继 溃 决 , 淹 没 田 亩达数十万亩” (转引自《长江水利史略》,水电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 。江宁县县长冷某在829日“致华洋义赈会快邮代电”中,报告了825日该县沙洲圩、江心洲又先后溃决的惨景,“以此灾情惨重,为空前所未有,……遍地哀鸣,惊心惨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1年江苏大水灾档案资料选辑》,《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829页) 。八卦洲灾民代表在“致华洋义赈会”的一份呈文中说,该洲“上年曾经被水,今夏七月二十三、四等日复被大水,不特收获俱无,亦且房屋尽没。迨八月二十六、七,水复盛涨,俨是陆沉,内洪外潮,杂然交厉,尔时房屋家什牲畜一洗无余,冲入江流者老弱为鱼,死亡甚多,凄惨之状业于中外报端几经详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1年江苏大水灾档案资料选辑》,《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829页)。

   在长江以北的江浦、六合两县,也遭到了洪水的洗劫。江浦县“面临大江,后毗皖境”,在7月一直淫雨不止,到72324两天,“大雨倾盆,接宵连旦,兼之皖北八百里黄山,蛟洪四溢,直泻而下,所有圩田埂堤,均被冲溃,即平地村镇如汶河、东葛、永宁、汤泉等镇,亦莫不水深数丈,以至津浦路基,被水冲断十余里,为之停车四、五日。一片汪洋,无分界域,人畜器物,漂没无遗” (上海《申报》1921828日、193184日报道) 。江浦县汤泉镇的基督会致华洋义赈会函中说,该镇近几年“兵灾迭见,匪祸重逢”,而在19317月“大雨连朝,洪水暴涨,街乡地面俱成泽国,高低圩田一白无际,高埂农家,屋舍冲毁,木料全无,家具完全漂没。最惨者救命呼声盈耳,……尸横于水面者不可屈指矣” (《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7页) 。六合县水灾也是触目惊心。该县自1929年“全境赤地大旱”后,在1931年又“降此八十余年来未见之水灾”。六合地理地势,“西北邻皖多山,东南滨江,滁河中贯,西去东来,为惟一宣泄水道,容量本隘,又因失修淤垫,忽遇上月(按:指19317月)江日起,兼旬以上,昼夜不止,势如倾盆之大雨,山洪暴注,江潮复涨,以致放滥四溢”,全县圩田,较低之山田几乎全部冲毁淹没,“全灾田亩在四十万亩以上,超过全县田亩总额之半数”,其余田亩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登高 极 目 , 尽 成 湖 荡 , 炊 烟 断 绝 ,鸡犬无声”“全县三十六万民众无一能免”,都遭到各种伤害损失。(《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27页。)

   1931年的严重水灾给南京城乡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据当时有关部门统计,在这次水灾中,仅在南京城区与近邻,“灾户为10031 家,口数为38787人。灾民啼饥号器,备极凄伤。综计京市田地,多被淹没,农作物之损失,约及十分之九” (《时事月报》第5卷第158页,19319月出版)。

   然而,正当南京与中国广大地区的灾民们家破人亡、啼饥号哭之时,日本军国主义乘机于1931918日发动沈阳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场更大的灾难袭向南京与中国。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不断蒙受灾难与耻辱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与各种自然灾害与外敌入侵作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走向民主、繁荣与近代化的历史。南京地区的近代史也是这样。

只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读《常熟闲话》

◎ 沈秋农

   读袁文龙先生新著《常熟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7),如同少儿时代看“拉洋片”,一词一景物,一词一典故,景物多彩而主题鲜明,典故生动又倍感亲切。常熟,研究方言者代有传人。明嘉靖年间,常熟有个叫孙楼的藏书家,将苏州、常熟的方言字词搜辑成书,名曰《吴音奇字》,至万历崇祯间,同乡陆镒对该书作了重编增补,使其益臻完善。民国年间,苏州图书馆据铁琴铜剑楼清钞本排印,将其编入《吴中文献小丛书》,一直流传至今。当代常熟,又有多部方言专著问世,如《吴方言词典》《吴方言词考》《常熟方言词典》《常熟方言词汇》等,为保存、传播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贡献。但这些专著对所辑方言均作条目式介绍,因文字简洁难于对词义作深入解读,而文龙先生的《常熟闲话》与上述各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具体词目的介绍如同说书一样,抽丝剥茧,娓娓而谈,将流传千年,被一些人认为土得掉渣的常熟方言讲析得入情入理,细腻文气。一壶茶一卷书,窗下细读,常令人开怀一笑或额手称奇。何以至此,笔者意为可用有趣有心有情来解释。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可分地域方言和社

   会方言。常熟方言当属吴地方言。著名语言学家吴宗济指出:“吴方言的词汇及语音特色,中古以来就侈读于士林,散见于传记。从六朝的子夜吴歌到清末的方言小说,资料之丰富超过任何其他汉语方言。”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何典》就是一部用吴方言写成的讽刺小说,刘半农以为,此书特色“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在吴文中,也恰恰是如此。”所谓吴文就是指吴地方言了。有评论说该书所用方言为上海松江一带,但也有专家认为,该书全文均以常熟方言写成,并专门做了2000多条注释,取来一读,真叫人忍俊不禁,书中无论人物的谈吐举止,还是情景描述都充满大俗而见谐趣。

   趣者,兴味也。生趣、兴趣、情趣、妙趣,以“趣”组词者达数百之多。各地方言不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江阴、常熟……虽同属吴地,76 书评然 方 言 各 有 特 色 , 或 嗲 , 或 糯 , 或 团 , 或 犟 , 或硬 , 或 土 , 细 细 听 来 , 趣 味 无 穷 。 即 使 在 常 熟 一地,东南西北,就有明显差别,如辛庄和横泾、藕渠和老城区、福山和浒浦……之口音就大相径庭,可 谓 十 里 不 同 音 , 对 有 心 研 究 者 来 说 堪 称 兴 之 所至,乐趣盎然。方言源自生活,与社交、劳动、生活密不可分,是思想、情感、民俗、文化的生动反映。据文龙先生考究,常熟方言与泰伯、仲雍奔吴让国,输入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经 过 历 史 的 抚 摸 与 文 化 的 浸 润 , 常 熟 方 言 又 有 着三千年古文明的沁色。试以“吃”字为例,按字面解 释 , 自 然 是 为 了 满 足 饮 食 需 要 , 但 在 常 熟 方 言中,除了满足饮食需要外,还有更丰富的意思,如书 中 所 提 “ 吃 苦 头 、 吃 牌 头 、 吃 搁 头 、 吃 瘪 、 吃准、吃价、吃着份量……”,这里的“吃”,虽与物 质 需 要 毫 无 干 系 , 但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却 是 经 常 应用,且感到生动形象而得以广为流传。若问何以如此,且听细细“讲章”。讲章者就会将个中因由细细说给你听,显得理趣交融,言意共生,给人出口成章之良好印象,因此将“说话”说成“讲章”则又是常熟方言中的文化特色。因此,方言二字,笔画虽然简单,却是学问无数,自然也就引来有心人为之探趣考究,而文龙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

   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儿的心指的是意识,是精神世界,心欲令其行。在旁人看来,常熟话既无上海方言的嗲,也没有苏州方言的糯,显得很土,但文龙先生却认为正因为土,而显得质朴、实在、淳厚、本色,大有研究之必要。该书看似“闲话”,却是对常熟方言研究的“一本正经”。作者潜心于对常熟方言的搜集、研究、解读,在挥笔成文时他并不满足于对方言中某个词的意思的基本解释,而是寻根探源,尽其所知向读者介绍这个词的由来、寓意,又举例说明该词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清官吃麦粥”,文龙先生就给读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明代永乐年间,常熟进士鱼侃先后官拜刑部、工部主事,并一度出任开封知府,虽官居要职,却清正廉洁。退职归里,清贫如洗,日常生活只能以麦粥度日。老妻每煮好麦粥常呼:“清官,来吃麦粥吧!”因此,“清官吃麦粥”也就成了常熟百姓赞美清官的口碑词、口头语。一句方言,一个故事,一种美德。文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将研究方言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使读者理解了方言,也了解了乡贤,学习了美德。又如“摸着白席角”,则告诉读者,白席即夏季铺在床上的草席,摸着白席角,则是指民间丧俗,旧时,人死后,家人会在门板上铺上白席,陈尸数日,供人吊唁,入殓前,会剪下一只白席角放到“断七”时,与其他纸钱物品一起焚化,而作为丧礼结束之标志。引申到现实生活中,有违法犯罪者直到身陷囹圄才感到后悔,被称为“摸着白席角”,但已悔之晚矣。两句方言一正一反,倡导什么,告诫什么,可谓泾渭分明,寓意深刻。为了使读者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对常熟方言有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还就常熟话中的“众生相”“幽默感”“市井风”作了专题介绍。文龙先生在解读常熟方言时给人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感觉,解读、寻源、举例,集逻辑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开创了传播解读常熟方言的新方法、新形式。

   情由心生。方言,作为一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维系着数千年来常熟人的历史、文化、情感,口口相传,代代相承,尽管许多人从年轻时外出或接受高等教育,或走南闯北,但一开口仍是满口乡音。前国务院顾问、原外贸部部长、中科院资深院士李强,中学时代就在杭州、上海求学,也曾赴苏联工作多年,又数十年在北京任职,被京腔京韵所包围,但他一开口仍是常熟方言,真的是“乡音未改鬓毛衰”。前年仲夏,笔者一行4人拜访著名电影导演严寄洲,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与严老以乡音交流,一下子拉近距离。临别时老人一句“再讲讲常熟话”的乡音更盈溢出老人对家乡的深刻思念。文龙先生虽祖籍绍兴,但自幼生活在常熟,由此与常熟结下不解之缘,出于对文化的热爱,而始终倾心于对常熟历史文化的研究。又因其常在市电视台开讲常熟掌故,被誉为“常熟老百晓”。常熟人文历史悠久深厚,尤其生活在当下的高学历者成千上万,他们每个人都对家乡常熟怀有深厚感情,愿意为常熟的美丽繁荣奉献力量。因此,文龙先生潜心于常熟方言的研究,并非“情结”二字就能作精度概括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对常熟方言的保护、传承如此尽力呢?那就是文化自觉与社会担当。因酷爱于常熟文化,而对其历史渊源、特色亮点、价值效益、生存状态予以格外关注,因其繁荣而欣悦,因其销蚀而忧虑,因感奋而为之欢呼,因惋惜而倾心呵护,这就是文龙先生的责任担当。《常熟闲话》的出版体现了文龙先生对生活的热爱之心,更体现了对常熟文化的厚重深情。行文至此,拙文标题也就跃然流出——“只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为二轮《大丰市志》指瑕

◎ 陈麟德

   大丰与兴化一衣带水,刘庄、白驹就是1951年从兴化析置给大丰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白驹场人,耐庵故里为兴化,亦为大丰,逐渐为学界所首肯。兴、丰两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本人对大丰方志异常关注,尤其是兴志有记载、丰志又立传的历史名人。/应该说2006年版《大丰市志》较之1989年版《大丰县志》,不论在内容上、外观上,均有长足的进步。然而仔细研读,仍不尽如人意。别的不谈,即以人物传记而言,瑕疵随手拈来,俯拾即是。如《孙蔚民传》中称传主任“苏北师范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扬州师范学校校长”。此与史实不符,名称有误,谬矣!按历史上从未有过“苏北师范学校”,只有“苏北师范专科学校”,简称“苏北师专”,孙蔚民同志任苏北师专党委书记兼校长。1959年,经教育部批准,撤并由扬州财政学校改名的“扬州师范专科学校”,简称“扬州师专”。“扬州师专”并入“苏北师专”后,升格为“扬州师范学院”,陈超同志任党委书记,孙蔚民同志任院长。孙蔚民同志从来未担任过扬州师范学校校长,而扬州师范学校校长另有其人。师院为高等学校,师范为中等专业学校,层次分明,岂可混为一谈!请参阅《扬州市志·人物·教育界人物·孙蔚民传》。

   《高鹤年传》中之“金古声”乃民国年间兴化著名士绅“石金声”之鲁鱼亥豕。石金声先生讳鸣镛,为清末秀才,留学东瀛,毕业于弘文书院,曾加入同盟会,归国后膺选为江苏省首届省议员。应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省扬中前身)校长李更生之邀,敦聘石金声为训育主任达十年之久。后因父病辞职归里,致力于桑梓教育、慈善、地方公益等事业。民国十五年,江苏省教育厅委任石金声为兴化县教育局长。民国二十年辛未兴化大水,石金声挺身而出,与刘庄著名慈善家高鹤年居士联袂向省政府及华洋义赈会等慈善机构求赈,电请香港著名人士代为呼吁。是年十一月,红卍字会兴化分会成立,选举石金声先生为副会长,负责施医、施药、施材掩埋等慈善事宜,还与高鹤年居士一起赴沪劝、募赈。高居士在《兴化辛未水灾临时救命团日记》中多次记载与石金声先生为救灾奔走呼号,备尝艰辛。民国二十七年(1938),刘庄百余家惨遭敌机轰炸,高再与石一起办理善后事宜。抗战前,石金声先生曾赋《五律·赠高老居士》,赞美高居士修持、修道,一心向佛,芒鞋竹杖,踏遍名山,呕心沥血,写成《名山游访记》,有长者风,不吝奖掖、提携后昆。民国三十三年,石金声先生赋《甲申三月旅居阮家庄忆高居士(七绝六首)》,表达思念故人,回首造访,珍重修道,自叙景况,阔别相思,冀愿重逢之情。民国三十七年石金声先生赋《戊子除夕赠高老居士鹤年(五绝五首)》,赞居士为高人雅士,高山中忆旧友,企盼国共和谈成功,停战和平。赞高居士潜心修道,不问世事。从刘庄紫云山破碎、净土院犹存、先人墓尚在,回首前尘,眷念旧友。晚年逢岁暮,良辰怀故人,除旧迎新,祈盼和平。两人肝胆相照,结下生死之交。《兴化市志·人物》有《石鸣镛传》。

   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大丰市志》记载高鹤年居士日记题目漏去“兴化”二字,是不知不觉还是有意为之,姑且不论。须知“兴化”二字一定不能漏,漏则失主语,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时尚无大丰,日记中所发生的事情,皆在兴化,包括现在隶大丰的刘庄、白驹、草堰。众所周知,民国年间高鹤年是兴化的名人,1951年后,高鹤年既是兴化的名人,也是大丰的名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历史不能割断,也不容割断。

   笔者惊奇地发现,2006年版《大丰市志·李春芬传》载传主卒年为1999年,而2010年第6版《辞海·李春芬》条目载卒年为1996年。集举国精英编纂之权威工具书《辞海》,言必有据,释此条目时必按档案资料再三斟酌而定。而且6版《辞海》梓行晚《大丰市志》4年,李春芬卒年舍1999年而从1996年,必有所据、所本,所以读者还是更相信《辞海》提供的年代。

   窃以为,地方志乃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为一方全史,记载首先要讲究真实,其次要讲究准确,决不能为后人留下似是而非的疑窦。月旦一时,是非千古,宁无慎乎!

南通数字地名文化

◎严金凤

   南通地名精辟有趣,文化底蕴丰厚,不少带有数字的地名,加上典故寓于其中,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闲聊话题。曾受《总而言之》的传播,孩子们学唱童谣时变成借助的母语,无愧上传下袭,能够延传至今。

一人巷

   位于城西和平桥下的花圃旁,原在南通市人民广播电台大楼下的一条小巷,因巷子实在狭窄,大家趣称它为“一人巷”。相传从前有对乡下阔佬夫妇,千里迢迢搬到这条不知名的小巷居住。老夫妻间为了点鸡毛蒜皮小事,常常吵闹数日,泼妇骂街,指桑骂槐,周围邻居送她一个“闹嘶鬼”的外号,并相继巧砌院墙,弯弯曲曲,形同兔穴,以此堵隔。一日,为与周邻一尺纠纷,邻居无奈相让,方才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不尽人意的,使原本不宽的巷子更显得狭窄拥挤,故被称为“一人巷”。

二沟头

   位于小石桥朝南,龙王桥向西,那里原有两条俗称“沟”的小河流,在雨水水充沛时沟里水流盈满,两沟相通,数月无雨,沟底朝天而断流,两沟又相隔。在两条水沟交界的一块缓冲地段,集中居住了十几户人家,时今已被高楼大厦所覆盖。乾隆四十年(1775)有个进士出生的钱兆鹏就住在这里,居“万渌山庄”,砌有“望山楼”,藏书很多,园中栽植着罗浮蝶,花儿盛开时偶然飞出来“翅如东轮”,使人看了惊叹不已,钱兆鹏晚年自诩“双沟鱼叟”,双者,二也,二沟头又一注脚。嘉庆年间金榜著《海曲拾遗》,书中留有钱氏撰写的篆书序手迹。

三里墩

   位于公交 18 路车终点站,为南通大学师院校区,古名三里墩,建国后一直是南通师资进修的地方,无论小学、中学教师进修学习,经常会说:“到三里墩”。

   明代嘉靖年间,皇帝任命巡抚都御史李遂为抗倭统帅。李遂“博学多智、善于用兵”,为抗倭荡寇立下了汗马功劳。嘉靖皇帝颇为赞赏,以圣旨予以表彰,其平倭碑亭设在狼山幻公塔向上的小亭,古时叫少憩亭,碑高3 米,宽 1 米,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马探花撰写,记录李遂平倭功绩。平倭碑历经岁月沧桑,不少烽火墩也已经先后泯殁,只有三里墩最负盛名而流传至今。南通情歌中唱到:“送郎送到三里墩,妹拿荷包来相赠;不求郎哥话多甜,只怕郎哥心不真。”为让三里墩在人们记忆中永不泯灭又增添了浪漫的色彩。

四海楼

   清末状元张謇选中风景秀丽的濠河之滨,建造了一座专供收藏经史典籍的书楼,取名“崇海楼”。其意是“积书如崇山峻岭之多,汇诗如瀚海浩淼之广。”

   张謇后来将此楼赠予书童季竹轩,季竹轩特将此楼重新粉刷修葺后,于楼上砌墙开设旅馆,曰崇海旅馆,楼下改做浴室,取名海潮浴室,张謇特地内室撰写了一副楹联:后池春温入宜浴 华屋冬暖客更多浴室门面撰写:海一滴水;潮天佛言。将海潮二字作为藏首联。

   “崇海楼”后来改名为“四海楼”,表示洁水来自四海。在《豁拳谣》中这样唱的:吆三侯,两拳头,三条牛,四海楼,五经魁……一直在民间口头传诵着,“四海楼”仍然伫立在长桥畔的繁华地段。

五步井

   位于城中的五步井,相传兄弟二人分家之后仍然合用一口井,本来一口井两家人用,并没有什么奇怪,偏偏妯娌们心眼浅,挑动起各自的丈夫为她俩撑腰,常常为汲水斗殴骂架,有时还大打出手,弄得双方不是伤筋断骨,便是头破血流,亲友长辈闻讯规劝亦无结果。

   家庭不和,老父无奈,请来匠人在井栏上雕刻上曹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滤豉以为计。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老父79 亲用该诗来告诫两个儿子。兄弟俩方才有所醒悟,慢慢地说服妻子,兄弟间不再发生干戈。因而有人叫“七步井”,毕竟井周围没有如此宽阔,还是叫成“五步井”。

陆洪闸

   数字地名中唯陆洪闸是大写的陆字,追溯其源与一位姓陆名洪的英雄好汉有关。陆洪闸为南川河南畔的一座古老集镇。

   小集镇起初并没有名字,因某年夏天,此地的南川河发生了水灾,洪水泛滥,水坝一筑,立马被水冲垮,四周村庄的房屋多数泡在水中,灾民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这时正巧有个身材魁梧的壮汉陆洪经过,他刚从城里买回一口铁锅,顺便将锅当箬篷戴在头顶上,以避风遮雨。

   陆洪经过灾民抗洪抢险的横坝地方,见灾民们啼哭悲哀,实在目不忍睹,再一询问,方知因坝筑不起来,挡不住洪水。陆洪素性耿直,又讲义气,猝然动了恻隐之心,毫不犹豫顶着铁锅跳进激流的漩涡之中,率领灾民并以身抢堵坝口。经过众志成城的抢险,缺口土坝终于筑牢成功,可不幸的是陆洪在抢险过程中因疲劳过度而殁于洪涛激浪之中。

   为缅怀壮士而将土坝改称“陆洪坝”。辛亥革命之后,拆坝改造水闸而改名叫陆洪闸。陆洪闸旁形成的小集镇叫“陆洪闸镇”。

七佛殿

   原在城北小轮船码头的仓库旁,曾有座小庙叫七佛殿,又名七佛庵,据考建于宋初。

   按理讲,佛祖为释迦牟尼,而七佛殿所供的佛则是挺着大肚皮、满脸微笑的弥陀佛,这尊佛怎么落户通城,这里引有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有一个叫阿弥的人多次用自己的辛苦钱救助穷苦的人。花开花落,阿弥甘心助人为乐的佳话,连神仙也知道了。有个神仙在过河时故意装成跌跤,让阿弥驮着,眼睛一眨,就来到一座仙山,仙人笑着对阿弥说:“以乃仙境,你也苦了一生,我是特来度你成佛的。”阿弥举手摸摸后脑勺怔在那里:“我虽然成了佛,但我还有一班穷兄弟不是照样过苦日子吗?”神仙见他不愿成佛,叹了一口气,又将阿弥送回了家。穷兄弟们埋怨骂他是“寿头”。据说那个弥陀佛就是这个阿弥,你看他成天乐呵呵的,人们就把他供在七佛殿,另外的几尊佛,就是阿弥的佛兄弟。

   建于宋初的七佛殿,在 1951 年建水陆码头时,该庙已无僧人管理,征得当时佛教界“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的同意,七佛殿被拆除,神像移天宁寺火星殿。七佛殿虽被拆除了,但其名依然存在。

八里庙

   秦灶境内的八里庙,其庙早就荡然无存,而其名依就,大名鼎鼎的八里庙村,路牌明摆竖着在金通公路旁的八里庙。

   八里庙的来历相传有二。古时还曾叫八仙庙,一年三月初三,八仙来到此地,误以为是东海边的小瀛洲,他们载歌载舞、自娱自乐,何仙姑也耍出个绝招,将举于玉肩上花篮轻轻一摆,五彩缤纷的奇花异草顷刻间馨香四溢,连小河里的鱼虾,也醉得纷纷跃上水面。最爱与女眷斗技的吕洞宾,揭开宝葫芦,霎时雾霭缭绕,结成绚丽斑斓的彩云……正当八仙们轻歌曼舞之际,不料被一个叫花子撞见,叫花子获宝发了“横财”,就建了一座庙,塑上八仙雕像,谓之“八仙庙”。然而秦灶的老百姓未曾看见过像模像样的八仙庙,只见过一座小庙,供着一尊不知名的菩萨,与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为邻。后来人推测,这尊不知名的小神,大概就是秦灶开拓制盐事业的“灶主”。由于小庙来历不凡,无论是八仙也好,还是盐灶灶主也行,关键是小庙正好离通州城的州府约八里远,故叫“八里庙”。

九华山

   古通州北乡的一个地方,即现今如皋市的九华乡,人们不叫九华乡,而称九华山。若要追溯其源,据史记载:建于南宋隆兴年间,初名九华地藏寺。因地藏是地府中比较清正廉洁、体恤百姓的“好官”,他负责度化善良人们的灵魂早早升入天堂。据传如皋九华地藏寺,曾有个安徽九华山云游过来的老和尚当过主持僧。不过这里并无山石,而是习惯将庙门称山门,所以九华地藏寺而称为九华山。当地也因有此庙,地名也就跟着沿袭称为九华山,地方政府所在地叫九华乡。

十里坊

   通扬运河两岸三牌楼至南憩亭中间的路旁的小集镇叫十里坊,古为通邮的驿站。

   清末民初十里坊的手工业颇为繁荣,在运河两侧的染坊、磨坊、粉坊、油坊、碾坊、糟坊、书坊、豆腐坊、染纸坊、纸牌坊等等。正好众坊集群加工离城约十里,故名“十里坊”。

百岁坊

   南通为有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所占的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无怪乎古时出现过不少的百岁坊,据州志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州东北鹰扬巷旁的百岁坊。相传,清嘉庆年间,有位非常善良又手脚勤快且寡居多年的老妪,靠一点点微薄积蓄来维持生计。闲暇时,就主动帮助左邻右舍料理家务,于是做父母的总是拉着孩子叫老人为“长寿奶奶”,有时小孩就索性叫她寿奶奶。老人更是笑靥满面,一脸春风。有时适逢老人生日,邻居们就拉着孩子为老人祝寿,固然不馈赠寿礼(因老人一直拒收)对着老人褒赞说:“来,伢儿(孩80子),祝贺寿奶奶活上百岁!”老人随即,抚摸着孩子们的小脑袋而付之一笑。老人身子骨挺硬朗,不觉一直活到百岁。在左邻右舍正准备为她贺百岁面时,老人含笑九泉。老人无儿无女,一生行善,又助人为乐,人们为了缅怀她,特地刻了一块石碑,曰“百岁坊”,还登上了地方志。

千佛寺

   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千佛寺,位于市区东南濠河一侧,三元桥北,是被拆除南通晶体管厂原址,建立了新的楼亭馆舍的金鳌坊。千佛寺距今已有 400 余年历史。唯寺废,名尚存。

   千佛寺是南通最大的庙宇之一,庙内楼台亭阁,飞檐翘脊,青砖黛瓦的正殿厢房毗接衔连,共有七进佛堂,大雄宝殿巍峨高大,大殿正中塑有直立高大数丈的如来佛,后院是手持净瓶、面秀眉善、足蹬金鳌的南海观音。两旁五百尊金身罗汉,寺内供有各式佛像千余尊,所以叫做千佛寺。那些方丈、住持、僧侣、杂务僧众达数百人之多。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受当时全国“寺产办学”风潮的影响,首倡废千佛寺兴办南通师范学堂(今南通市高等师范学校前身)。张謇也知道阻力很大,在州府衙门往千佛寺送去文书的同时,还亲临现场督办。那班不敢贸然触碰大佛的工匠,直到张謇和他们一齐动手,才将大佛拉倒。这样才使拆庙建校活动正常展开,于当年 7 9 日开始动工兴建师范学堂,为此流下一句歇后语叫做:“千佛寺改学堂——时不从古。”

万人墩(万猪场)

   我们到狼山去的城山路上,有两处地方最出名,一处骑马扬刀、坐着抗倭英雄曹顶的曹公祠,一处就是叠石之下埋葬倭尸的倭子坟,不过老年群众习惯称叫“万人墩”,两处均与曹顶抗倭有关。

   据《瞻云楼外史》载,曹顶抗倭奔驰沙场杀敌壮烈牺牲之后,“葬狼山东,建祠,墓侧旁有大土墩,为当时葬倭尸之处,曰:倭子坟。民间传说当年面店老板曹顶,不愿眼看通州百姓惨遭倭寇涂炭,骑着拉磨的毛驴,手执磨得雪亮锋利的钢刀,一股英雄气概,威风凛凛,杀得倭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曹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老百姓收拾倭寇尸体时,也无法数清,一并葬在曹公祠旁,号称一万人为万人墩,以儆示倭寇。

   另有一处“万猪场”在今港闸经济开发区的龙潭村旁港闸河东边。曾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时,遍地括起“共产风”时,将个体农民家所饲养生猪的猪舍,统统拆除,集中建成集体猪场,饲养生猪的声势浩大,向上级报告有万头生猪,故名“万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