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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昆山的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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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获得昆山档案局和锦溪资深文史专家陆宜泰的一组反映昆山三四十年代农村风貌的照片,虽然图像有些模糊,但是,从中可以获得解放前昆山水乡田园的一些信息,弥足珍贵。 
 
        昆山水面开阔,农田肥沃,为种植水稻、发展渔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分别欣赏一些时过境迁的老照片,可以从中了解昆山过去的农民和渔民的劳动方式和生活状态。 
 
        这是两张老农驾驭水牛在水田劳作的照片。夏收后,在割完麦子或拔去油菜的田块中,先挑上基肥草泥,然后灌满水,浸润后,就要翻田、耙田。图1为翻田现场——老农掌犁,黄牛牵引,通过螺旋形的犁铧,将水田逐行翻转过来;图2为耙田现场——老农站在木耙上,也有水牛牵引,通过木耙下的数十个耙刀,将土块切碎、拉平,然后就可以插秧了。翻田和耙田都是技术活,而且还要操控耕牛,所以一般由老农担当。从照片上头戴毡帽、身穿对襟衫的模样,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农。那时耕牛是“农家宝”,一般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养得起。大多饲养长角水牛,也有短角黄牛,农闲时把他们养得腰圆膘壮,农忙时就可以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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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种水稻就需要河水滋养,昆山农村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如何把江湖中的水引流到大田中呢?因此“龙骨水车”应运而生,只要将水车斜插到河中,通过外力转动水板,就能将河水提到大田中。如何转动“龙骨车”,就根据各自条件各显神通了。大多数人家都用水牛牵引。图3就是“牛牵水”的现场,只见一个转盘与水车连接在一起,将老牛架在转盘旁,驾驭牠一步一个脚印地转圈行走,就能带动水车,提水上来。图中的老牛正在休息。由于车水季节常在烈日炎炎的夏季,所以大多搭起车棚,成为田园一景。图中,一家三口也在车棚“歇热”,或打盹,或闲谈,或吃点心,或做针线。图4是比较贫困的人家,由于租不起牛,只能用人力牵引水车,人称“手牵水”。这是一项苦力活,需要起早摸黑地竭尽全力连续牵水,才能完成提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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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昆南的农田一般离村宅较远,而且湖荡密布,出行就需要摇船前往。插秧季节又时值黄梅天,经常阴雨绵绵。那时的农民基本没有条件买雨披,只能用棕毛或稻草自做“蓑衣”挡雨。图5上的两条小船上的农民都身穿“上披、下围”组合式的“蓑衣”,头戴用竹篾和油纸制作的大沿笠帽,成为那时雨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图6是插秧现场,旧时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业,何来那么多人在同时插秧?可能是邀来村中的插秧能手在举行插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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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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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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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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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昆山水资源丰富,渔民就靠水吃水了。农民也常在农闲时,张起渔网,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图7是一位男性渔民,在大湖旁搭出一个竹筏长桥,伸进湖面,投下夹网;图8为一渔家姑娘在簖边的小渔船的船头上投下渔网,等待收网。簖边为看簖的简陋草房,渔民日夜看守,因为一旦簖破鱼逃,丰收的希望就会破灭。图9是结伴同行的铺鱼场景。五艘夫妻船,船艄妻子摇橹,船头老公撒网,夫唱妇随,其乐无穷。远处稍大的渔船还张着小帆,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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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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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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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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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罱泥是旧时农村的主要积肥方式,一般船上站三人,一人撑篙,不让农船后退。两人将两个带有网袋的交叉竹竿插入河底,将淤泥夹进船舱,成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图10中的罱泥场面,大概为了挖去河中淤泥,疏通市镇河道,而特邀附近农民前来一起罱泥,所以船上同时有好多农民在作业,引得岸边的居民推窗围观。图11是一艘鱼鹰船,只见一位渔民划着双桨,带着七只鱼鹰出河抓鱼。那时渔民常将鱼鹰船划到市镇去表现,只要将鱼鹰放入河中,霎时,鱼鹰就会窜入水中,衔起活鱼,向主人报喜,无形中作了“鱼满仓”的广告,然后上岸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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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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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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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那时的农村虽然劳作辛苦,生活艰苦,但是也充满乐趣。-图12犹有“小放牛”的情调。那时农闲的放牛任务一般由孩童担任。只见在一座平桥下,一位少年骑在牛背上,任凭老牛在浅浅的河道里漫步,孩童悠然自得地翘起了“二郎腿”,在放松心情。图13中的一位青年农民,穿行在油菜花盛开的田埂上。他牵着老牛,背上骑着儿子,正在收工回家的路上。 
 
        我这次随朋友到高邮访友,主要目的不是吃上双黄鸭蛋,而是慕名前来拜谒文游台。 
 
        恰是秋高气爽、蟹肥鱼美的季节,天高云远,台高临风。高邮地处苏中平原,且为水乡,文游台位于县城城区东北的人民路与泰北路之间,原为泰山庙,公元1084年,苏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高邮访友,与秦观、王巩及地方贤士孙觉在这里饮酒唱和。108年后,后人为纪念先贤,在东岳行宫的基础上建筑了此台。登台放眼,便有一种身居山巅的感觉。未来之时,我总以为城区的文游台便是著名词人秦观的故居,来后才知,二者完全是两码事,秦观的故居在高邮武宁镇,而文游台则是他和几位前贤曾经结伴交游的地方。 
 
        我对秦观作品的崇拜不知起于何时,于是爱屋及乌,对他的故居也产生了莫名的向往。这次游览文游台,我的心头总是缠绕着三个字:师生情。台畔的秋风劲劲地吹着,俗云“秋风送爽”,而我的一颗心却被这阵阵秋风吹得沉甸甸的,就像那遍野沉甸甸的稻谷。 
 
        我首先想到的是苏轼与秦观这中国古代词坛上的双璧。在我国文学史上,人们只听说有“苏黄”并称,却没听说过有“苏秦”并称的例子。实际上,我们都有沿袭前人的习惯,如果把苏轼的名字与秦观的名字并称,这也未尝不可。世间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后人沿袭的东西,都就是前人所定下来的。如果苏黄并称是因其诗,那么苏秦并称因其词不就行了?在文学的故事林里,苏黄曾同游过赤壁,而苏秦曾同游过高邮,这也是不争的史实。 
 
        在北宋词坛上,有两个排行为七的大词人,一个是柳永,一个就是秦观。当年苏轼门下有“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苏轼与秦观是师生,也是兄弟,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秦对苏是仰而望之,而苏对秦则是视为手足。站在昂首持卷的秦观塑像前,我一次次注目那饱经风霜的“脸”。秦观和苏轼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天涯飘泊的人生,被放逐最远的地方,一个在海南儋州,一个在广东的雷州,虽然仅隔一道琼州海峡,但真正为“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们的第一次神交而形未见是在宋神宗熙宁七年,即1074年。那一年三月,暂居家乡的秦观听说苏轼从杭州通判迁守山东密州,并将路过扬州。他知道,苏轼是个典型的尊师之人,苏每到扬州必到老师欧阳修所建的平山堂。他因此专程在扬州等候苏轼,但又苦于没人引见,于是他故意模仿苏的笔迹,在平山堂的墙上题了几首诗,想以此引起注意。苏轼到扬州见到此诗后大吃一惊:才华似我但不是我,这究竟是谁干的事呢?后来,还是苏轼的老朋友孙莘向他推荐了秦观的作品,他才不无感叹地说:向书壁者,必此郎也。怜才之情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唯情而已,师生情亦然。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谋面是在1078年的徐州,而他们的神交已经太久。而连结他们师生之间最好的桥梁则是文学,说准确点是诗词。 
 
        那是一次文采飞扬的聚会,也是一次情感交融的聚会,如鱼之无拘无束地游弋,似鸟之自由自在地飞翔。1084年深秋之时,苏轼自江南北行,高邮访友并留下了胜迹文游台。漫步台上,我在极力地想象着苏轼那次高邮之行的情形:四贤各展其才,并高高地举起酒杯,豪情胜似高邮湖中澎湃的流水,其中,有秦观的风流倜倘,也有苏轼的放荡不羁。他们一行四人在游览东岳庙后,又载酒论文,流连月余,直到年底才相互辞别。秦观还依依不舍地把老师送到泗州。淮河岸边惜别,苏轼的船渐行渐远,秦观久久地伫立岸边,诗句脱口而出:“林稍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苏轼亦是重情之人,他在船头上口占了一首《虞美人》,中有句云:“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大体计算一下苏轼与秦观的友谊,是聚少离多。千古师生情尽在悲欢离合中,令人惋惜而又值得珍惜。用秦观的词句来安慰一下就只能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的词写得很伤感,他的人生也是多愁善感的人生,简直比后于他几百年的林黛玉的忧愁还要多。他曾在处州写过一首《千秋岁》,其中写道:“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他还写过一首《满庭芳》,结句为:“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苏轼很欣赏这首词,一次在开封见到秦观,便取其首句风趣地说:“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词。”从此,秦观绰号“山抹微云君”四海传扬。人的绰号有褒有贬,而苏轼为秦观所取的这一绰号中有爱。 
 
        苏轼是古今少见的尊师之人,所以他也受到了秦观、黄庭坚等学生们的尊敬。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中,苏轼算是一个刚强的汉子,他的一生几乎充满了笑声,但是,他也真诚地哭过两回。1072年8月,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病逝于京城,此时身在杭州的苏轼没能回京参加老师的葬礼,他独自在西湖边的小孤山下,认认真真地痛哭了一场,他的每一滴泪珠都是师生情的结晶。他曾受过欧阳修不倦的教诲,他也曾向恩师欧阳修真诚地举荐秦观,并称其为“当今文人第一流”。38年后的仲秋八月,秦观自雷州奉召还京,在到达廉州时不幸病逝于途中。此时,亦远贬岭南的苏轼在白州听到了噩耗,立时痛心泣血,一连几天饮食难下。师生情如此,置腹推心,感人动人。后来,当他读到秦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词句时,连声慨叹:“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世间多巧合之事。苏轼当年游赤壁写下《前赤壁赋》时在壬戍年,明代王叔远用桃核刻下东坡游赤壁这一艺术品时在壬戍年,而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述《核舟记》这篇课文,也是在1982年的壬戍年。还有,苏轼的高邮之行是在秋天,我这次高邮之行也是在秋天,他们自南方北上同行四人,我们自苏北南下也是四人。所不同的是,苏轼来时尚无此台,我来之时已筑台千年。望古人而不见,思古人而怅然。这种不可言状的情丝只能付与劲劲的秋风了。 
 
        人类的师生情恰如一粒粒“当春乃发生”的种子,有时可播撒到天涯海角,有时又会植根于故乡之土。当年,苏轼与秦观把绿油油的师生情播种在文游台下,历时千年,已绽出了台畔金灿灿的菊花与那遍野香喷喷的稻花。 
 
        高邮是鱼米之乡,也是才子之乡,仅从文学上就出了两个大家,另一个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传人”汪曾祺。文游台的左前方有一个大院,被秦汪两人一分为二,南面是秦观祠社,北面是汪曾祺文学馆。祠社古已有之,文学馆乃今人为之。如果说,“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这已经成为昨天的慨叹,那么,汪曾祺又以他现实主义的京派小说,“带来还原一个令人神往世界”的惊喜。从规模上看,称文学馆有些大了,其实只能相当于几间大展厅,馆内布展着汪先生的生平与创作成就。我是个楹联迷,注意力首先就被大门内外的两副联吸引了去。外联为诗人邵燕祥所撰:“柳梢帆影依稀入梦,热土炊烟缭绕为文。”此联写出了汪先生的家乡特色及其作品的特色。内联为小说家林斤澜所撰:“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此联虽有对仗不工之嫌,却写出了汪先生的生活习惯和创作才气,真可谓联如其人。 
 
        我在馆中的四壁上注目,忽地想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对师生情,这便是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结。沈从文是现代京派作家的掌门人,他与学生汪曾祺交往了近半个世纪,从昆明西南联大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可谓情相牵,心相近,缘份啊!苏轼与秦观都有远贬岭南的经历,沈从文有小说停笔、汪曾祺有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经历。苏轼曾给自己的学生下过好多评语,沈从文也曾给自己的学生写过一封封长信,最长的一封信近6000字。他曾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这是什么样的师生情?不妨归纳一下,苏轼对秦观最多的是赏识,而沈从文对汪增祺最多的则是鼓励。 
 
        汪曾祺不但小说写得好,戏剧也写得出色,著名的“八大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其中的唱词至今脍炙人口。说真的,我对文学的爱好,尤其是对诗歌的爱好,有很大的成份是童年时受到“样板戏”的熏陶。从某种意义上说,汪先生还是我的老师。 
 
        台畔的秋风依然在劲劲地吹,我又想到前贤们曾历经过的“秋风”。秋风不禁撩起了我的诗情,我即兴写了一首怀古小诗:“登台远望叹秋风,不见前贤路万重。却借琼浆敲峻骨,点点滴滴润无声。”贤者为师,伫立在高高的文游台前,我真想做一个编外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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