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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志(1983-2005)》 编修探索

发布时间:2016-10-18 13:35:00  来源:《江苏地方志》  作者:沈红亮
       改革开放之后,新式志书编纂伊始,对于志书体 例的反思和探索,就成为修志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 题。作为资料性的地情书,志书若要全面而恰当的记 录当代社会,旧式体例实在难以承担此责。就象一个 成人无法穿上自己的童装一样,志书的体例需要有新 的探索。
       在第二轮《镇江市志》编纂过程中,编纂工作者 同样做了许多探索。笔者亲身参加了这一文化工程, 故而不揣浅陋,就自己的理解,对其中的部分探索工 作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设置《史事纪略》,以补志书历史元素之不足
        历史上一些方志学大家,也认定上古的郡国之史 是志书的源头。“到了明代,这种观点已普遍为人们所 接受,史与志几成同义词 。”但是,在传统志书的体 例中,其历史坐标是缺失的。宋元之后,志书的体例 趋于成熟,志书作为资料性的地情书逐渐定型。旧志 的篇目设置中,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地方 历史线索。即使如章学诚这样的学者,主张“方志为 史 ,” 但在其主编的志书中,也无法体现本地历史这一 条纵向线索。如章学诚主笔的《乾隆永清县志》,是 一部名志佳作,其体例就没有为本地历史提供一个安 排。他编纂的《湖北通志》设有《皇朝编年纪》,且溯 及前朝,却终究没有一条纵贯古今的本地历史线索。 可见,章学诚所说的“志属信史”,是指志书为后人 提供志书断限之内的历史资料,却不能为当代的读志 者提供一个理解本地情况的历史坐标。当代人所面对 的,仅仅是一部分门别类的资料汇总。读志者必须事 先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才能有效地使用志书。我们 今天编修志书,是作为地情资料,作为读者即时即用 的手头工具,若无法查阅本地的历史线索,显然是一个遗憾。
       千余年的实践,给志书的定性是:志是一地之百 科全书,是“资料汇集 (” 胡乔木语),史的元素不足。 新志编纂中如何弥补这一不足之处?这是我们在编纂 二轮《镇江市志》过程中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在首轮《镇江市志》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就为此 作出努力,在志书的开篇,总述之后,设《大事记》, 自远古至本志的断限截止年代,罗列史事。这一设置 起到了弥补作用,但也留下了明显的瑕疵。比如,本 志断限之内为大事,断限之前为史事,分开记述,名 实更为恰当;史事与本志大事上下混连,缺少一个清 晰的界限;书写过程中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但精简 不当,古事太略,今事太琐,古事缺失,今事则与分 志重复。根据“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 阙,但当补其所无”的原则,二轮《镇江市志》为此 设置了一个《史事纪略》,把本志断限之前的历史作一 个追述,且置于全书之首。而本志断限之内则设《大 事记》,史事与今事分开陈述,界限分明、详略得当, 易于处理。《史事纪略》设于总述之后,使读者开卷之 时,就对镇江历史有一个简明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思 考和理解当代镇江的路径。
       《史事纪略》最后确定的撰写格式是:使用条目 体,通过精选出镇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采取白描手 法,寥寥数语,勾勒成形;以镇江历史上的大事为 点,通过一系列的点,连成一条极简的历史线索。之 所以使用条目体跳跃式连接,而非连续性叙述,目的 是力求简要,省去大事与大事之间过渡性文字。在本 志的断限之内则设《大事记》,同《史事纪略》相衔接, 一同形成贯通古今的纵向历史坐标。如此处理,既能 提供一条历史路径,又能压缩志书篇幅。这样,以史事为经,以分志为纬,经纬互见,一目了然,以减少 资料庞杂所带来的迷失感。
       二、打磨《总述》内容,以补志书横向连接之不足
        志书横排竖写的原则,是千百年来探索和实践的 结晶。不横排,就无法确保资料的全面性。横排之利, 已形成共识,无需赘述。但横排所造成的纵向割裂的 缺点难以弥补,即沈松平教授所强调的“一栏一界互 不相通的块块状态 。”对于志书的这一特征,如何尽 其利而补其弊,是新志编纂中应该努力探索之处。
       在传统的志书编纂学中,各分志横排是全书的基 本架构。一个分志,囊括一个方面的资料,犹如一个 集装箱。众多的集装箱装载完毕,分布就绪,就需要 有连接的纽带。旧志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无法把各 横排的项目连接起来,并清晰而恰当地反映它们之间 的关系。古人对于社会的整体性缺乏认识,志书这一 缺陷也因此未能被认真对待。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 轮修志过程中,以什么体裁来承担这项功能,就是研 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最后,由中指组的文件把“概 述”正式确立为新式志书的体裁。1998 年中指组在《关 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虽然强调“述、记、 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中“志为主体 ,”“述” 只是作为辅助体裁而设,但是,由于“述”同“分志” 迥然不同的书写要求,使得“述”必然的成为志书体 裁中的“关键少数 。” 它的关键性和重要性,正在于黄 炎培在《民国川沙县志》的序中所说,能够弥补志书 专志与专志之间“独立栏界”和“因果不彰”的弊端。 1981 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公布《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 的建议》(草案)明确《概述》作为新式志书的基本篇目, 成为新式志书的创举。《概述》设置的本义,超出了黄 炎培“用以说明各卷内容大要”的意图,而“把全志的大势大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 。” 这一体裁在横排的各分志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而且也在横向上向读者展示一个地方的全貌。实践证 明效果是非常好的。
       体裁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如何在行文之中实现 其功能了。二轮《镇江市志》设《总述》于全书之首。 就全志而言,各分志是一个硕大的拚盘,体量巨大, 难以一览无余地呈现。而《总述》则必须以极简练的 语言把这个硕大的拼盘以缩微版的方式展示出来,并 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总述》还必须以精练 而准确的言语,把志书所反映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 展示出来,把断限之内本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展示出 来。这是“总述 功” 能能否发挥的关键。出于这一思考, 在《总述》的撰写时,我们着重于“因果“”全貌“”联 系”⋯⋯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把志书可能有的弊端在 这一体裁中努力弥补。
       《镇江市志(1983-2005)》之《总述》共有五个 部分。第一部分,着力展示地域特色,陈述疆域位置、 山川形势、物产交通、风景名胜、文化底蕴等人文特 征。这是志书全部资料得以承载的基础。第二部分, 着力展示时代特色,简述了20多年的改革历程,从 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一个社会 制度急剧变化的历史时代。这一部分正是后面各部分 的原因。第三部分以下直到第五部分,则陈述由于改 革而在社会各方面带来的繁荣局面:第三部分介绍的 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产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巨大 发展成就;第四部分介绍的是交通、电子、公用事业 方面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介绍的是教育、体育、医 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总述》把断限之内的社 会各方面现状通盘陈述,不仅展现了社会全貌,而且点明了因果关系和时代特征。《总述》的表述,事实上 成为各分志资料汇集于一书的说明,增加了全书的整 体感。
       较之于首轮《镇江市志》,二轮志的《总述》有明 显的改进。首轮志《总述》撰写时,缺少弥补志书体 裁缺陷的意识,只着眼于对本地现状的提炼。所以, 首轮志书《总述》的三个部分,分别陈述了当时镇江 市的人文特征、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事业发展现状。 虽然在语言精练和篇幅适当方面是可予点赞的,但内 容大多是分志正文中应该记叙的部分,明显的与正文 存在着重复。而实现全书横向连接和阐述分志内在联 系的功能,未能充分予以发挥。
       三、改造《艺文》形式,以补志书适应时代之 不足 方志中的《艺文》部类,是学界公认的志书优秀 遗产。《艺文》是旧志必备的篇章。各地的旧志也因此 为本地保存了大量艺文佳作,成为每个地域重要的文 化载体,并为保存乡土记忆、营造家乡自豪感作出不 可替代的贡献。明清时代的地方志,往往由地方耆旧, 甚至名家硕儒所纂,人文色彩较强。它在《艺文》部 类的迷人之处,常常是乡土的凝聚力所在。如何继承 其优点,便成为新式志书编纂过程中的难题。
       首轮志书编纂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文革结束不久,由于政治运动导致全社会文化水平普 遍降低,运动中对于文化工具性的使用,以及改革开 放后全社会表现出强烈的逐利冲动,使得首轮修志 时,各地普遍地忽视了艺文,绝大多数志书甚至不设 《艺文》,仓修良教授曾因此十分沉痛,并在其著作中 予以批评。
       然而,时代的变化也使得《艺文》部类的编写面 临着特殊的难题。当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各种社 会知识也以爆炸式速度快速出现,精神产品的容量以 几何级数增加。人们对于精神产品的关注角度也不仅 仅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了。于是,面对海量的精神产品, 志书必须有新的处理方式。二轮《镇江市志》以一个《书 目》卷代替艺文,收录了断限之内的全部文献:既有 社会科学类,也有非社科类;既有本地籍作者,也有 外籍作者的;既有书籍类,也有音像制品等其他文化 产品。总之,凡一切关于镇江的文化作品,以及镇江籍人士的一切重大文化成果,都列入书目。目的是为 研究镇江文化,以及镇江籍文化人士提供一个可信的 资料搜索路径。
       与前志相比,这种处理方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乾隆镇江府志》以 10 个卷的篇幅(卷 44 至卷 53),载艺文的内容,全录了艺文作品。《光绪丹徒县 志》和《重修丹徒县志》同样以巨大的篇幅把大量的 艺文作品全文录入。这种编纂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展首轮地方志编修时已不可取。因为艺文作品数 量如此之多,若全文收录,不仅会导致志书篇幅无法 承载,而且导致分志与分志之间呈现畸重畸轻、极不 对称的尴尬。因此,首轮《镇江市志》设《著作》一卷, 内容是列出镇江籍作者历代著作,只列目录,且范围 狭窄,显示出那个时代忽视艺文的社会心态。二轮志 书编纂时,权衡了前志对于艺文部类处理的利弊,既 可以做到不遗漏,也可以压缩志书篇幅,是可取的折 中方案。如果横向比较,《苏州市志(1986-2005)》 的收录范围与镇江市志相近。
       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还有待于志书在传播与应用 中的检验。时代在变迁,志书也必须因时而变,探索 和创新是方志人永恒的课题。
       注  释 
       a 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287页。
       b 章学诚著《修志十议》,见《章氏遗书》 卷十五,方志略例二。转引自黄苇等著《方志 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c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 论修志》,转引自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 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d 沈松平著《新方志编纂学》,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4年版,第80页。
       e 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770-771页。 f 仓修良著《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 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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