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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年鉴》与《大连年鉴》比较

发布时间:2014-07-01 09:04:27  来源:《江苏地方志》  作者:孙 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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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年鉴发展史上,《世界年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是美国出版历史最悠久、最畅销的年鉴。至2013年,《世界年鉴》已出版135卷,并被翻译成日文和意大利文,累计发行8200多万册。因其在年鉴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年鉴界人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其进行了实地调研,撰写了数篇专业的研究论文,有力助推了中国年鉴发展史上第二次热潮,但相关研究于2000年以后渐渐沉寂。作为从业十年的年鉴专职编辑,笔者试图将2013卷《世界年鉴》的框架设计、编排次序、记述时限、选材角度进行简要介绍,并将其与中国综合性年鉴中颇具代表性的《大连年鉴》进行比较,详细剖析美国、中国年鉴在编纂出版中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以期在延续中西方年鉴比较研究学术脉络的基础上,为现今中国年鉴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世界年鉴》的发展简史

        《世界年鉴》全称是《世界年鉴与事实手册》(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创刊于1868年,由《纽约世界报》出版,1876-1886年一度停刊。1886年,著名报纸发行人、《纽约世界报》拥有者约瑟夫•帕里塞重新出版《世界年鉴》,并将其目标定为“全球知识概览”。自此,《世界年鉴》逐年出版。1884-1923年,《世界年鉴》曾更名为《世界年鉴与百科全书》(the world almanac and encyclopedia),后又改回《世界年鉴》。
        在发行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它的使用价值也得到普遍认同。美国图书馆协会认为“就一本书拥有的信息来说,《世界年鉴》一直是冠军”。《华尔街日报》称:《世界年鉴》是“一个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信息的宝库”。不仅如此,《世界年鉴》还凭借其影响力成为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就职时的宣誓用书。在美国总统办公室里,《世界年鉴》也是常备工具书,它是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办公室里的唯一一本参考工具书,第39任总统杰米•卡特也说“作为一名平民百姓、州长和总统,我必须依靠《世界年鉴》上精炼、准确的信息,同时(阅读此书)也是为了乐趣。”

        二、《世界年鉴》与《大连年鉴》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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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桌上的《世界年鉴》

        虽然同为2013卷综合性年鉴,《世界年鉴》却与《大连年鉴》有着诸多差异。除了因读者对象不同而造成的版式、开本、定价的不同之外,更多的是编纂理念和撰写方式的各具特色。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框架设计
        《世界年鉴》主体内容最多分部类、类目、分目、条目四个层次,其中部类15个、类目55个、分目14个、条目数千个。各级框架中,有两级目,如犯罪、军事、运动既是部类也是类目,直接跟条目;有四级目,如2012特辑及一年回顾部类下设特辑类目,再下设世界一览、美国经济统计数据两个分目,下面依次设数字美国、消费支出类型分析示意图等条目;其余为三级目,即部类、类目、条目。虽然各层次缺乏统一的格式,难以看出其规律性,但同一类目中条目之间是有规范的,如世界各国、美国各州、美国各城市内容中,国家之间、州与州之间、市与市之间的结构形式、撰写方式是统一的,便于读者对比分析。
        《大连年鉴》主体内容分为类目、分目、条目3个层次,其中部分分目下设子分目,全书设类目35个、分目189个、条目2000余个。各级框架层级清晰,级别明确,一目了然。同一类别的条目有一定规范,比如4个对外开放先导区和10个区市县的条目,统一按照概况、区域经济发展、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社会事业、民生工程、城乡建设(城区建设)顺序来记述,便于读者查阅和检索,也有助于系统化地整合地情资料。
        (二)编排次序
        《世界年鉴》各部分内容按照读者感兴趣程度来排列,将重要的信息放在书前,读者群稍小且较为专业的资料内容放在书后。比如将2012十大新闻、特辑、2012选举等完全反映2012年内容的最新信息放在书前,篇幅占全书7.4%。将既有历史资料,又有当年的情况,既有基本常识,又有新的发展的对比性资料的经济、科技、艺术等放在稍后位置,篇幅占全书92.6%;其中,美国历史、现状、政府、各州情况等美国本土资料占全书13.6%,世界历史与文化、各国情况、世界地图与国旗等全球性资料占全书22%。
        《大连年鉴》各类目中,将党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机构放在稍前位置,篇幅占17%,将国民经济各行业放在稍后位置,篇幅占76%,而大连本地及所辖区市县基本情况资料仅占7%。整体框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进行排序,如农业、工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业等;具体类目也是同样,如金融业中按照银行、信托、证券、期货、保险顺序记述。个别体现地方特色的内容可升格或顺序提前。如“会展”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为金融—商务服务业—其他商务服务业中的一个小项,因大连会展业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可适当升格,与广告共同作为“会展•广告”类目;再如“农业”中,按照农、林、牧、渔的顺序,渔业本应排在最后,但因大连为沿海城市,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近40%,故将其提至综述后,其他各行业之前,以体现渔业的特殊地位。
        (三)记述时限
        《世界年鉴》于2012年11月大选结束后一周左右时间出版,资料记载时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数据上下限并不统一,有追溯到1790年的,也有到1890年、1990年的,截止时间也不拘泥于2011年,有的是2010年,还有2009年的,视资料实际情况而定。以“贸易”为例,设有2011年美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情况、1790-2011年美国对外贸易趋势、1790-2011年外币汇率、1996-2011年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贸易情况、2010年美国最繁忙的港口、1890-2011年美国铁路货运及里程、1970-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2000-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等11个表格,仅2010年美国最繁忙的港口就设计了排名、港口名称、总量、国内量、国外量、进口量、出口量7种指标,中间还穿插介绍了WTO(世界贸易组织)、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CAFTA(中美洲自由贸易区)等贸易组织的发展情况,既有横向的美国与不同国家的进出口额比较,又有纵向的1790年到2011年的美国对外贸易趋势分析;既有宏观的美国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类别,又有微观的港口进出港货运量,呈现出纵横交织、生动立体的数据体系。
        《大连年鉴》于2013年11月出版,资料记载时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上下限规范统一,部分延续数年的重点项目内容适当追溯。所设置的指标以统计局和各委办局提供为主要标准,更关注行政区域内经济指标下各分项的数据,数据只显示2012年的内容,大部分与上年比较,与国际、国内同类城市的同一经济指标的横向对比较少。
      (四)选材角度
        《世界年鉴》内文以短文、统计图表、小资料为主要表现形式。因其读者定位于最普通的美国民众,全书内容侧重民生信息。比如以231页的篇幅介绍与百姓切身相关的就业、健康、环境、运动等信息,占全书23%,其中还单独设立了“消费者信息”部类,下设邮政信息、社会保障、税收、教育、电话簿等消费者最需要的58页资料,突出实用性的便民信息。而政府工作则以2012著名国会决定、最高法院决定等形式,仅用2页文字简明扼要地加以介绍。
        《大连年鉴》内文以条目、统计表格为主要表现形式,辅以小资料(相关链接)。读者群体定位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以及编史修志人员等。资料大部分由主管全市工作的各委办局,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大型企事业单位提供,内容更关注全面、系统、翔实地记录大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基本情况。
   
        三、对中国地方综合性年鉴未来发展的思考

        诚然,国情不同,我们与美国年鉴机构的编纂理念、人员编制、出版运作有着显著的差异。国内年鉴与国外年鉴相比也呈现出更全面、更系统、更“官方”的特点。这固然有中国年鉴诞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形势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地方综合性年鉴大部分为政府机构出版的今天,如何将年鉴的内容常编常新,使年鉴真正成为决策者常备、研究者便览、普通人“悦读”的有用、好用、爱用的工具书,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突出年鉴特色化。《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一直以来,我国的地方综合性年鉴也是按照这个规范来编纂出版的,但是,很多年鉴不考虑自身地域特色、经济优势、文化特点,盲目套用志书篇章结构,或者照搬优秀年鉴的框架设计,造成年鉴界“千鉴一面”的现象。以至于,单纯只看目录,看不出是省级、市级年鉴,还是县区级年鉴,更看不出是哪个地区、哪个城市的年鉴。鉴于此,我们是否能在保证综合性年鉴全面、系统、权威出版的基础上,在框架设计的特色化、个性化上进行尝试?以大连为例,是不是可以结合地域特色,系统记述海洋牧场的发展,突出地区典型企业的发展特色;或者把握时代大势,追踪城镇化发展历程,以专题的形式予以记述。至于文字篇幅,可按需所取,详略得当,能突出特色的可加重笔墨,常规性工作或者纯粹总结性文字则一笔带过。
        2.强化数据实用性。目前,我国地方综合性年鉴所载数据大都为记录当年度本地区数据。从纵向看,大都为两年一比,即“比上年”,少数逢五年计划结束的年份,会有五年、十年的数据比较。从横向看,全国仅有《广西年鉴》《南京年鉴》等少数年鉴在书末设置了与其他同类别地区、城市的经济指标比较,对于在内文中就某一方面的经济指标进行全国乃至全球性比较的,尚不多见。这固然有统计指标体系不稳定的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年鉴编纂存在的创新不足问题。鉴于此,在数据采集中,我们是否可以适当突破上限、下限的约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区间的数据,以反映某个行业、某个指标整体的系统性运行态势?比如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年份的数据作为参照系,或者与国内外同行业同地区的数据进行比较?这样一方面可以对往年年鉴刊载的信息进行再处理、再增值,避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为年鉴读者提供更宏观、更系统、更立体的指标数据。当然,这对供稿渠道、选材角度、资料筛选、信息核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年鉴编纂者具有更高的专业素养,以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眼光来精选信息,反映出最具含金量的资料。唯此,才能打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践行年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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